| 清明小长假，当人们忙着踏青扫墓时，一场特殊的祭奠在崇明民间展开。 受到电影启发 几个月前，崇明人周雄凯看了一部名为《军舰岛》的韩国电影。电影根据真实历史事件改编，讲述了二战期间日本强征朝鲜和中国劳工到岛上开采煤矿，劳工遭受非人对待而策划出逃的悲惨故事。看完电影，他突然想到：崇明会不会也有被日本强征的劳工？ 周雄凯从小就对历史特别感兴趣，目前还是崇明文史研究会会员，多年来收集了大量中国抗日战争的珍贵实物和史料，并一手建立了崇明民间抗战博物馆。他查阅中国劳工的相关资料，并致电崇明档案馆，但能获得的信息少之又少。据了解，那些中国劳工回国后，常被人误解是“替日本人工作”，因此他们对这段历史讳莫如深，崇明籍劳工的记载和报道更是几乎为零。 周雄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下载了《强掳中国赴日劳工名录》，名录按照档案原貌和页数依序排列，根据劳工所在的“作业场”即被强制做工的场所，记载了每名劳工的姓名、年龄和籍贯。周雄凯拿着放大镜一个个名字仔细查阅，竟然从中找出了20多个崇明籍劳工！本着“孤证不立”的原则，他又查找其他资料，包括日方的历史资料，核对劳工信息。前后整整花了几个月时间，周雄凯整理出了一份25人的崇明籍赴日劳工名单。这些劳工是最终客死异乡还是回到了魂牵梦萦的家乡？他们中是否还有人健在，有没有后人？带着一连串的疑问，周雄凯决定继续查证下去。 由于受到条件所限，不少劳工的信息不全甚至失真，比如不少劳工的名字在不同的档案中并不一致，籍贯信息也只是标注为“崇明”，具体在哪个乡镇、哪个村一概不知，这给查证带来了极大难度。一个名为袁大郞的劳工，一份日方档案中记载籍贯为崇明七滧镇，即现在的中兴镇七滧村，这让周雄凯又看到了希望。 清明节前夕，他和崇明文史研究会的另一名会员郁尚高一起来到七滧村，说明来意后，受到了村委会的热情接待。可是，在村里工作了几十年的老书记却摇了摇头：“村里每家每户我都认识，就没一家是姓袁的。” 那有没有可能是七滧村周边的村子呢？在老书记的指点下，周雄凯和郁尚高又来到与七滧村相邻的中兴村，这个村有许多袁姓村民。他们和村委会工作人员一道，每个小队逐一查找，依旧没有找到袁大郎。一个80多岁的袁姓村民更是表示：“从来没有听说过我们袁家有叫这个名字的。” 线索到这里又一次中断了。“可能是当时登记的信息有误，也可能是他根本就没能活着回到崇明。”周雄凯说。尽管难度重重，但他并不打算放弃，下一步他希望能借助各乡镇、户籍管理部门和更多的社会力量，继续查找。 祭奠悄然开展 坚持，有时会带来意外收获。就在前几天，周雄凯无意中找到了一本2005年出版的《劳工血泪史》，书中恰好记录了一个周雄凯名单上崇明籍劳工的故事，他怀着激动又悲伤的复杂心情反复阅读了这一章节。这名劳工名叫李小狗（后改名李正才），崇明横沙人。1943年，年仅14岁的李小狗和许多中国人一起被日军强虏到位于日本福冈县的煤矿上工作。书中写到：“在煤矿上工作一段时间后，本来身强力壮的小伙子都已经瘦得皮包骨头，有人扒煤扒着扒着就永远地倒下了。这里两种东西特别多，一种是身上的虱子，另外一种是老鼠。老鼠白天夜里肆意横行，偷吃劳工的食物，还有死难同胞的尸体，个个长得肥肥胖胖。劳工们饿得实在受不了，就抓老鼠吃，这样还能沾点油腥。大家身上都是虱子，被咬得血流不止，连那些死去劳工身上的血都被吸干了，成群的虱子就往头皮里钻，头上白花花的一片……” 清明节，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和崇明档案局协助下，一场特殊的祭奠在崇明民间抗战博物馆悄然展开。周雄凯将收集来的有关中国劳工的实物和史料进行专题展览，供来访者凭吊。观者，无不动情落泪。据不完全统计，二战中抵达日本本岛中国劳工多达38900多人，其中最小的仅8岁，死亡率超过四分之一。“每一位劳工的名字都是这段屈辱历史的见证，我们记着历史，是为了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更是为了不忘我们肩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周雄凯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