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
中国第一个以社会科学自主理论创新为宗旨的机构，其前身为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由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林毅夫教授创办于2015年12月，是国家首批高端智库试点单位之一。它承担着向中央领导和相关部委提供智库研究报告和政策建议、通过与地方政府共建工作站，接受委托研究等方式，为地方发展提供政策咨询评估等服务、通过与龙头企业共建产业实验室等方式，跟踪产业发展前沿、推动产业政策的研究与应用、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同时配合中国经济发展需求，实现互利共赢等重大经济领域使命。
2012年，时任世界银行副行长的林毅夫结束任期回到国内，首创“新结构经济学”。多年来，为许多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借鉴，受到学界及各国政府的高度关注。而现任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副院长的王勇，正是“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发展的重要推动者。
“新结构经济学”的思路就是，首先看自己有什么，怎么把它做好，然后不断升级发展
崇明人王勇，刚入不惑之年，却已然成为中国经济学界最年轻的教授之一，一颗备受瞩目的学术新星。1978年，中国正式打开对外开放的大门，深刻地改变了历史进程，推动了世界的发展。也是在这一年，王勇出生在长江口一处宁静的村庄里。机缘巧合之下，他投身经济学研究的全新领域，在攀登学术高峰的同时，以40年来中国发展经验为基础，为缔造中国特色经济学而艰苦努力着。
毫无疑问，王勇是天生的学霸。他于2000年获得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国际经济专业学士学位，同年免试直升进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又于2003年赴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攻读博士学位。曾师从韦森、宋国青、林毅夫和roger myerson、gary becker、lars peter hansen、robert lucas 四位诺贝尔奖得主等名师。今年9月，王勇回家乡崇明，我们有幸在怡沁园与之交谈。周围绿树环绕，流水潺潺，木栈道蜿蜒，在一个幽静轻松的环境里，王勇和我们聊起了“新结构经济学”。
深度阅读是作为学者的王勇一直坚持的习惯
“‘新结构经济学’是由我的恩师林毅夫教授提出。过去60年，很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形势非常不好，主流经济学界对发展的理论进行了反思。2008年，世界银行发布了一份报告，对现有的经济增长发展理论如何指导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作了评估，发现借鉴作用非常有限。”王勇说，而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过去40年里，经济发展则非常成功。
“作为改革开放的同龄人，我为能够生活在这个时代感到非常幸运。”王勇说，1978年我国刚刚改革开放时，人均收入还不到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三分之一；而如今，已达到中等偏高收入国家的水平，且是唯一一个没有发生经济危机的发展中国家。
“要知道，世界上85%的人生活在发展中国家，面对现实的需求和理论现状，林毅夫教授总结中国的本土发展经验，同时结合其他发展中地区的经验教训，开创了‘新结构经济学’。”王勇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学界也对现有的经济理论作了反思，“新结构经济学”这门新兴学科便诞生在这样的背景下。
“我们现在的目标是一方面促进理论的发展，另一方面，希望对改善中国乃至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绩效、政策效果作出贡献。”王勇向我们解释，“新结构经济学”的目标，首先是帮助大家理解这些问题背后的机制，同时也希望能够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结构制宜地提出对应的政策建议。
它到底“新”在哪儿？“在主体的思路上。”王勇表示，现有的主流经济增长理论在分析一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时，它的理论参照体系是发达国家制定的，无论分析对象处于什么发展阶段，不管是低收入还是中等收入水平，给出的“药方”是一样的，即看发达国家是怎么样的，然后自己对照一下，缺什么补什么。
“但是，这样容易忽略自身的结构特点。”王勇说，“新结构经济学”的思路不是“缺什么补什么”，它的出发点首先是看这个国家有什么，处于怎样的发展阶段，经济结构如何。其中，经济结构包括要素禀赋结构、金融结构、贸易结构、技术结构等。“知道自己有什么，然后看潜在比较优势在哪里，影响潜在比较优势转化成竞争优势的障碍在哪里，政府集中资源协助市场把这些障碍去掉，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向发达国家靠近。”总的来说，“新结构经济学”的思路就是首先看自己有什么，怎么把它做好，然后不断升级发展。
我和母校之间的联系是割不断的，对于复旦，我始终怀着十分深厚的感恩之情
从四岁到九岁的童年时光，王勇随服役的父亲在东北的部队度过。那时，他就喜欢看父亲部队里那威武雄壮的军舰，梦想着有朝一日驾驶军舰，保家卫国。小学三年级，父亲复员，王勇也回到了家乡崇明。那时的崇明，镇镇有厂，村村冒烟，企业红火得不得了。上世纪90年代初，计划经济时代的集体经济已不适应市场经济的环境，开始走下坡路，有点危机意识的人，已另谋出路。
“当时我只有十几岁，发现一些邻居开始往深圳跑。”王勇后来才明白，他们是去淘第一桶金了。那个年代，各种流行文化也开始大量进入国内。在王勇的记忆中，书店里开始卖流行音乐的磁带，港片港剧日剧开始流行，肯德基成为当时的一种“高档消费”。总之，开放的姿态让国人开始看到外面的世界，接触新鲜的事物。也正是那时，王勇第一次有了要到外面去闯一闯、看一看的想法。
从崇明岛乡间田野走出的王勇，正向着世界经济学研究的金字塔尖攀登
高中就读于崇明民本中学的王勇，在高考时填报了“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的志愿，之后如愿以偿。“复旦有着非常浓厚的经济学传统。”王勇说，当时的复旦经济学院不仅有许多德高望重的老教授，还有许多朝气蓬勃的青年教师，最年轻者甚至在硕士就开始带课，这种既有传承又有具活力的氛围，令人耳目一新。
1998年秋天，王勇读大三时，著名经济学家韦森教授从澳洲归来，在复旦世界经济系开设“比较经济学”课程。“我经常到韦森老师家中拜访求教。”王勇回忆，“做菜很好吃”的韦森老师还会给他讲自己与其他经济学家交往的故事。“忽然之间，我觉得经济学家不再那么遥远了。”也就是那段时间，王勇去图书馆找了很多经济学家的传记来读，“如师如父的韦森老师坚定了我走学术道路的决心。”
2008年，当时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如今已更名为国家发展研究院），第一次对外校招直升研究生。韦森教授建议王勇去那里读硕士，因为那里所有的教授都是海外名校phd的获得者，教材也都是海外名校的通用教材，这在当时的国内是前所未有的。韦森还与张军、袁志刚和谢识予教授共同为王勇写了推荐信。
王勇为此特地跑到北大，在三角地的书店里，看到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第一届硕士毕业生在1999年的毕业论文合集，在朗润园的教务橱窗里，看到研究生的课表，他心动了。巧的是，当时复旦世界经济系的保研直升也在同一时段。两者只能选其一。何去何从？王勇给面试的老师们深深鞠了一躬：我还是想去北大试一试。
这样的抉择，对于一个大三的学生而言，来的似乎太早、太艰难。但是，相比于之后的历程与选择，这只是王勇人生旅程的一个小小插曲。背水一战的王勇被北大顺利录取为直升研究生。在大四上半学期，王勇利用在复旦最后的求学时间，还专门去听了一些经济学院的硕士与博士研究生的课程，还有陆谷孙教授的英美散文课。
“尽管我离开了复旦，但我和母校之间的联系是割不断的，对于复旦，我始终怀着十分深厚的感恩之情”。
男生们开始胡子拉碴，甚至剃光头，巨大的压力，无声地在这群天之骄子间蔓延，王勇在北大师从宋国青与林毅夫教授，3年后，以优异的成绩获得赴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攻读博士学位的奖学金。
“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以淘汰率高而著称，我们那一届，一同入学的有24人，都是属于各自国家最优秀的那一批，却在那年的博士资格考试中被刷掉了10个。”王勇说，在芝加哥学习的6年，承受的压力也是前所未有的。
王勇曾在世界银行担任咨询专家、常驻研究员
起初，班里每个人都十分自信，意气风发，光鲜亮丽。谁想，一个月课上下来，男生们开始胡子拉碴，甚至剃光头，女生也不怎么打扮了。更为明显的是，大家开始变得沉默，巨大压力，无声地在这群天之骄子间蔓延。好在，学校鼓励学生三四个人组成学习小组，进行讨论。芝加哥大学的图书馆占整个地下一层，基本上都被经济系的学生占据。所有的同学都很有危机感，同学之间既是竞争对手，也是战友，在学习过程中非常团结。
6年里，王勇见到了很多学界的大师，他们不仅治学严谨，而且要求思想的创新。“当时在经济系经常有研讨会，氛围从来不是一团和气的，老师们会非常残酷地指出对方的错误，甚至出现过在上面讲而被下面逼哭的老师。”王勇说，老师们围着桌子讨论，学生们就全都挤在一边的椅子上旁听，没有人敢上去坐。讲座教室的墙壁上挂满了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前辈知名教授的照片。“寻求真知、鼓励原创的精神极大地感染了我。”王勇说。
老师间的话题永远只有经济学、经济学，还是经济学。这种氛围给学生带来的冲击力是非常强烈的。”王勇回忆，在北大学习时，他还会和崇明家里通通电话，报个平安；还会逛个街，吃点小吃买点东西看个电影，但自从到了芝加哥大学读博士，连上厕所的时间都在计算之内，“真是怕浪费了哪怕一分钟的时间。”
与导师、诺贝儿经济学奖得主roger myerson
“当时，最难的课程之一是价格理论，由诺贝尔奖获得者gary stanley becker和克拉克奖得主kevin m. murphy共同教授。全班同学为了完成作业都经常熬通宵。”王勇至今依然能清晰回忆起那段一边完成作业、一边看着天空渐渐发白的日子，“在此之前，即使是高考，我也从来没有为了完成作业而熬夜，但在芝加哥，这却成了常态。要拿到好成绩不再像以前那么轻松，不把全身的气力都用尽是拿不到a的。”王勇的不懈努力，使他在这门课的博士资格考试上，取得了第一名的成绩，拿到lee prize（李氏奖学金）。
通过博士资格考试后，王勇与同学们都想，自己博士一年级过得这么辛苦，以后应该就什么都不怕了。不过，他很快发现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错误的想法，因为做研究才是最难的事情，学生的研究要想能入教授们的法眼，太不容易了。
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大的脱贫成果，基于实践总结出来的经验与教训，不仅可以帮助中国，也可以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
2008年，王勇还未从芝加哥大学毕业，他受当时还在世界银行担任首席经济学家的林毅夫邀请，于2008至2012年间，在世界银行担任咨询专家、常驻研究员。无论是受教育经历还是工作经历，王勇都有着中西方的“双重经验”。这使他能与西方经济学家共享同一套分析工具和话语体系。不久，王勇受美国国务院之邀作关于中国国企改革研究的讲座，这使他深刻认识到，中国的经济学问题已经具有国际影响力。
那么，能否有一套中国特色的新的经济学，它能够更好地理解与解决中国正遇到的问题，同时又与世界保持积极对话。在王勇看来，“新结构经济学”就是这样一门学问。“新结构经济学”由林毅夫首创，虽然到2011年才作为一个新名词正式提出，但其理论一脉相承、早已有之，王勇也一直参与其中。于是，在香港科技大学任教6年之后，2015年王勇回归母校北大，正式投身中国经济研究的全新领域。而现在，他是这门学科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
与恩师林毅夫及其夫人
王勇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幅很特别的作品：一张按满了手印的纸，每个手印旁都有各自的签名。“这是2015年12月，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刚刚成立的时候，大家的留念。最中间的手印是林老师的，下面小一点的手印就是我的。”王勇说，两年后，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升级为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王勇在北大读硕士的时候，就上了林毅夫老师的两门课，并且分数都是全班最高分。读书期间王勇也跟着林毅夫老师写了几篇论文，两人有着密切的师生关系。
“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丰硕成果，且具有世界性的意义。”在王勇看来，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大的脱贫成果，且会跨过中等收入国家这个阶段，几乎没有悬念，“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目标只是为了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我们更应该关注的问题是，中国相对于美国的差距能不能以理想的速度尽快缩小，中国经济能不能持续保持中高速增长。”王勇表示，基于实践总结出来的经验与教训，不仅可以帮助中国，也可以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这是经济学家义不容辞的责任。
谈及“新结构经济学”的发展前景，王勇微笑道：“我非常看好这个新领域的发展，看好北京大学。”他认为北大新结构经济研究院要做的不仅是一个政策智库，而且还必须是可以冲进国际学术界的理论学术研究中心。这条路固然会漫长而艰辛，但是这很值得做。他反问道：“既然现有的框架还没有做好，我们为什么不去坚持？”
怀揣着对“新结构经济学”的认同和经世济民的情怀，王勇全身心地投身研究实践中。两年间，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便完成了架构搭建与团队建设，冬令营、夏令营和国际会议步入正轨，数据库初步创建，分中心纷纷成立，招生工作有序开展，智库项目以星火燎原之势开展，学术影响力蒸蒸日上。
近年来王勇不断在世界各地介绍“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成果
而王勇这些年来的很多学术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因此受邀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国国务院、美国财政部、美国贸易委员会、美联储、亚洲开发银行等重要政策机构，介绍自己的学术研究和政策建议。此外，他还主持承担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委托的关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关系”的政策研究课题。2017年，王勇荣获“年度中国青年经济学家奖”。
于平地处起高楼。多少个不眠夜晚，多少次连轴转的会议，多少趟飞机只是一个移动的办公室，王勇不停地在学术研究、课程教学、学术会议和行政事务中高频切换。辛劳终究会绽放为果实，或早或晚。如果说王勇的专著《新结构经济学思与辩》以通俗的语言让世人更清晰地了解“新结构经济学”，论述独辟蹊径、令人深思的话，那么由林毅夫、张军、王勇、寇宗来联合主编的《产业政策：总结、反思与展望》一书，则更是集众家之言的“世纪大讨论”，而该书正是起源于由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与复旦经济学院联合主办的产业政策研讨会。文章千古事，治学严谨、求知不倦是王勇一贯的追求，他的多篇“新结构经济学”的学术论文在《jme》和《经济学》等国内外顶级期刊得以发表并获奖。
“群雄逐鹿，尘世喧嚣，但我最喜欢的，还是一方书桌、一片宁静、一份从容、一行渐修，期盼着那一点顿悟。”“新结构经济学”近年来在学术界与政策界备受关注，而作为它的重要建设者和领军人物之一，王勇不禁感慨：守一方书桌，这是最简单的追求，却也是最艰难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