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第十四届中国科技政策与管理学术年会暨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理事会在同济大学召开。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李垣教授作了《中国企业创新40年发展》的大会报告，从40年来企业创新的基本判断，改革开放40年不同阶段特点，产业创新的时代性特征等方面回顾改革开放40年中国企业的创新发展。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李垣教授
一、40年来企业创新的基本判断
第一，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企业的创新水平不断提升，我们和国际先进企业的差距在持续缩小，但未来进步空间依然很大。
第二，企业创新持续推动企业效益改进、产业提升，但依然没有实现依靠创新，特别是依靠高端技术创新带动企业发展。企业创新总体来说还是很明显地体现为市场导向，而且是由低端的市场导向带动创新，这种市场导向带来的创新不同于创业导向带来的创新。
第三，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引领。全球范围来看，中国的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并不处于劣势，而且通过组织和制度的创新引领，企业创新已经逐渐走向了全方位、各类型的创新。
第四，企业主动创新的倾向越来越明晰，企业发展开始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中国现在处于转换的起步阶段。
第五，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和市场竞争的加剧，企业技术创新正沿着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合作创新、自主创新的路径发展。
最后，伴随着企业创新发展和国际创新的趋势，我国的企业创新研究日益活跃，影响越来越大。
基于以上基本判断可以看到，随着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我国对创新资本的利用效率有了显著提高，提高幅度很大，但与欧美国家相比仍有相当差距，还有很大进步空间。我国劳动力技术水平也有显著提高，但与先进国家相比同样有较大差距，未来创新空间仍然很大。研发强度方面，中国曾经与欧洲国家有几个数量级的差距，但现在研发强度比肩甚至超越了部分欧洲国家，专利申请量也在快速增长。
二、改革开放40年不同阶段特点
对于改革开放40年时间段的划分标准，目前主要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是三段划分法：第一个阶段是1978-1992年，过去被称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第二个阶段是1993-2005年，1992年南巡以后开始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三个阶段是2006-2018年，2006年开始重视创新，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三个阶段都有明显的特征。
第二种是四段划分法，按照经济发展阶段特征和我国的一些政策调整来划分：第一个阶段是1978-1988年，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标志着改革开放元年；第二个阶段是1989-1998年，1988年和1989年出现一些经济问题扰乱了我们的发展进程；第三个阶段是1999-2008年，1998年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时任朱镕基总理宣布人民币不贬值。我国经济出现暂时困难。第四个阶段是2009-2018年，2008年美国出现金融危机，随之波及全球。现在谈的所有改革的问题、“三期叠加”的问题等，也都是以2008年为起点的。到2018年，改革开放40年，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结合40年来中国经济表现出来的阶段特征和重大事件，可以将中国的企业创新采用四段划分的标准。
1978-1988：努力学习，克服短缺
改革与开放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不能独立而言，如果只开放不改革，企业的创新很难得到快速发展。
第一个阶段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短缺，我们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开放，努力学习、克服短缺。当时从日本学习较多，如学习日本丰田公司的“看板管理”方法。当时企业主要任务是改进管理方法，增加供给，创新开始走进企业思考的范畴。我于1982年大学毕业以后参加了国家组织的企业厂长现代化管理方法培训班，担任助教，并在一次机缘巧合下担任了主讲人。通过这次机会，我学习了国家经委推广的国外18种管理方法，在后来的七、八年中一直用这些方法帮助企业改进管理方式。
在这个阶段，企业管理方面的知识极度缺乏，提高产品质量是基本的创新目标，当时还出现了著名的“张瑞敏砸冰箱”事件。那时是计划经济为主，企业管理创新以放权让利、完善承包制为主，代表人物是马胜利和汪海等。当时学界的研究主要是介绍国外的创新方法和创新理论，最典型的有两本书：一本是1980年马洪等编写出版的《国外经济管理名著丛书》，第二本是1983年朱镕基总理编写的《管理现代化》。
在这一阶段，国家政策更多关注通过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克服当前短缺，国家采取放权让利和承包制的做法鼓励企业加快生产与供给。企业的创新主要是按照国家指示来实践新的管理方法，通过模仿创新和渐进创新的方式改进生产效率。但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因为受到承包制的限制，企业的短期行为很严重。创新产出需要的时间较长，而承包是有期限的，这会导致创新动力与后劲不足，创新也并未成为企业的核心战略。
1989—1998：引进消化，完善提高
在这个阶段，企业通过引进和消化国外技术来实现创新，重在过程创新，特别是工艺创新。1992年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后，企业的制度创新加快，1994年朱镕基任第一副总理以后，推动企业改制。当时提出“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在这个阶段，中国实行的是出口导向战略，企业加快出口，市场化导向增强，企业创新开始关注效率和价格，当时经常讲的价格战也和这个大的导向有关。学术界开始热议技术引进的利弊。企业当中代表性人物是张瑞敏和柳传志，其中张瑞敏是以“市场链”为纽带进行业务流程再造，也是第一次流程再造，当时人们关注的焦点是市场，其中海尔集团最先提出了服务市场的概念。另外就是国有企业，因为其体制原因，出现了邯钢“模拟市场”的经验，通过模拟市场给内部增加动力，让企业成为市场的主体。
这个阶段，国家改革思路是通过探索现代企业制度，增强企业活力。因此，企业制度创新备受关注。同时，政府为了鼓励企业管理创新，开设了企业管理创新成果奖，一直持续到现在。另外，当时市场变化很快，市场导向的创新开始受到重视，尽管那时人们的消费层次普遍较低，但部分地区的许多产品已经不再短缺。在这个阶段，主要是以引进生产线为主，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能力不足。由于缺乏自主知识来提升产品，所有不少企业大打价格战。为了加快提高企业发展自身技术水平，高新技术企业开始快速发展，但当时的一些基础条件保障不够完善。
1999—2008：加快探索、奋起追赶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朱镕基总理是有远见的，在1998年代表国家我国政府宣布了人民币不贬值。当时中国处境困难，亚洲金融危机对企业的后续经营造成了很大影响，当时提出国有企业要三年脱困。当时的企业经营重点是找市场，求生存。
2000年以后出现了转机，中国加入了WTO，市场空间迅速增大，诸多企业业绩得到迅速提升。当时的金融制度创新和国有企业的体制创新加快，释放出了更多的创新活力。另外通过广泛的合资、合作，很多企业通过创新实现了快速成长。市场在这个时期发生了变化，需求开始升级，对高端创新提出了新的挑战，我们由原来的低端创新向高端发展。在这个阶段，创新成为了国家战略，因为许多行业的短缺已经不复存在，开始出现过剩的苗头，需要提高企业创新实现产品升级。因此，对企业创新的关注越来越强调自主创新。
在这个阶段国家政策和企业创新主要有以下特点：针对自主创新不足、缺乏核心技术的缺陷，国家出台新的政策，鼓励企业自主创新。在这样的背景下，企业开始探索自主创新，民营企业和新业态的创新加速。
2009—2018：加速创新，实现突破
2009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到现在，从企业的外部环境来说，市场不确定性增大，中国的多数产业都出现了过剩，甚至包括现在的AI、数字产业。经济生产方式开始从数量驱动、要素驱动向质量驱动和创新驱动转变，社会各界开始关注核心技术的创新，特别是去年到今年，如何突破核心技术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企业技术创新与模式创新相结合，创新渗透到企业的各个方面。这个时候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追赶模式已经无法支撑可持续发展，国家出台了相应的政策，推动关键技术和战略新兴产业发展。这个阶段因为产业升级的紧迫性和高端竞争的加剧，企业创新向自主创新纵深发展，开始关注内部创新能力体系和外部创新生态的构建。我现在就在关注企业创新网络与生态、企业创新能力体系和创新范式（文化制度、政企关系与企业创新机制）。
三、产业创新的时代性特征
我认为，未来的企业创新应该有以下趋势：单一产品创新向生态系统创新转变；单一企业创新向联合创新、产业创新转变；企业主导创新向多主体参与创新转变；竞争创新向共享与竞合创新转变；实体产品创新向虚、实业务创新结合转变；价值单一业务的创新向价值多元业务的创新转变；单一批量式的生产方式创新向大规模私人定制创新转变。
关于中国企业的创新方式，我认为未来的模式应该选择三网融合，即物联网、务联网和关系网的融合模式。这三种网络之间的融合是未来发展的关键，它会催生许多新的商业模式，也是未来企业创新管理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同时，未来创新的发展之路，从依赖于满足外向经济需求转向扩大内需，在新技术领域突破的同时，要加速绿色创新、包容创新和国际合作创新，形成全面创新的态势。特别是，我们的企业要结合中国转型阶段、文化特征和特殊政企关系，构建具有独特竞争优势且难以被模仿的创新生态。
在创新研究方面，应该更加重视中国企业创新的内在机制及其背后的理论，关注中国特色。另外要更加关注产业创新生态的构建和演进规律的研究。除此之外还要更加关注新技术（AI、大数据等）发展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最后关注转型国家企业如何通过创新加快国际化的问题。这些在企业未来创新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