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发展决定着未来，科技体制的未来则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科技发展的未来。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政策与措施加速科技体制改革，为科技事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极大地解放并发展了科学技术这一第一生产力。我国科技创新主要指标已跃居世界前列，已经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创新型大国，正在加速迈进全球科技创新第一方阵。为加速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还将进一步改革与完善科技体制，世界一流的科技强国需要一个符合科技发展规律、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体制与机制。
40年科技体制改革经历了六个阶段
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我国的四大发明曾为世界发展和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但自指南针发明后，我国出现了长达900年的重大科技创新的空白期。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科技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科技在经济中的支撑作用正在不断提升，我国科技在世界科技中的地位也在迅速提升。
1956年1月，毛泽东同志向全党、全国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其后10年，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我国建立了学科齐全的科学研究体系、工业技术体系、国防科技体系、地方科技体系，取得了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一批重大科技成果，奠定了我国和平的坚实基础，也奠定了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良好基础。
1978年以来，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大致经历了六个阶段，取得了巨大成就，一是知识分子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二是加速了科技与经济的有效结合。
>>>>第一阶段，拨乱反正，迎来科学春天（1978年至1984年）。1978年，党中央召开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同志在大会上作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论断，我国迎来“科学的春天”。“文革”后对科技体制及知识分子政策做了重大改革，“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臭老九”的帽子得到摘除，一大批知识分子中被错划的“右派”得到平反，广大科研人员的科研时间得到保障，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逐步开展，极大地激发了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迎来了“科学的春天”。
>>>>第二阶段，“断粮断奶”，面向经济建设（1985年至1992年）。1985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从科技运行机制、组织结构、人事管理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措施，改革拨款制度，开拓技术市场，改变研究、设计、教育、生产脱节，军民分割、部门分割、地区分割的状况，引导科技工作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鼓励科技人员进入经济主战场做贡献。这一阶段科技体制改革的主要特点是，通过“断粮断奶”鼓励、引导科学人员投入经济主战场，为经济建设做贡献。先后启动了支撑农村经济发展的“星火计划”以及为工业发展提供科技支撑的“火炬计划”，建立了“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为加速科技与经济的结合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开辟了良好的局面。
>>>>第三阶段,科教兴国，稳住一头、放开一片（1992年至1998年）。1995年，党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大会，江泽民同志发表重要讲话，正式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确立了“科教兴国”战略，对科技体制改革作了进一步部署，提出了“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的科技改革方针,确定深化体制改革的重点是调整结构、分流人才，目的是进一步解决机构重复、力量分散、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稳住一头”主要是自己稳住、加强基础研究，“放开一片”就是放开与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相关的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使广大科研人员有更加广阔的用武之地，有更加灵活的政策环境，支持科研人员创新创业，这极大激发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为经济发展注入了科技的动力和活力，进一步加速了科技与经济的结合。
>>>>第四阶段,院所转制，加速企业成为创新的主体（1999年至2005年）。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了全国技术创新大会,发布了《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为了加速企业成为创新的主体，“从根本上形成有利于科技成果转化的体制与机制，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对科研院所的布局结构进行了系统调整，重点是推进分类改革，应用型科研机构和设计单位向企业化转制,社会公益类科研机构继续由政府支持，但也要实行分类改革。这一阶段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特点与贡献是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加速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科技投入的主体、科技成果转化的主体、科技项目提出和研发的主体，科技效益与风险承担的主体，极大的推动了企业科技活动，提升了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2016年，全国共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15676.7亿元，其中企业研发经费支出12144亿元，占全社会科技投入的77.5%。
>>>>第五阶段,实施重大专项，建设国家创新体系（2006年至2015年）。2006年，党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大会，胡锦涛同志发表重要讲话，动员全党全社会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努力奋斗。2012年，党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科技创新大会，号召我国科技界奋力创新、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有力科技支撑。同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制定了《国家中长期科学与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提出进一步消除制约科技进步和创新的体制性、机制性障碍，推动经济与科技的紧密结合，形成技术创新、知识创新、国防科技创新、区域创新、科技中介服务等相互促进、充满活力的国家创新体系。这一阶段科技体制改革的重大特点和成就是通过启动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等重大科技活动，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大幅增加科技投入，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关键性、战略性、长远性的重大问题，极大地推动了科技发展，解决了一大批制约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难题。例如重大新药创制专项，仅仅使用国外研发一个新药的经费就调动了整个中华民族创制新药的积极性，研发出一大批新药，有效替代了部分国外进口药品，更重要的是带动了接近4万亿元医药产业的转型升级，改变了医药行业的传统增长方式；传染疾病防治重大专项，极大地提高了我国防御传染病的基础研究能力和防治能力，奠定了快速防御传染病的能力基础，同时在帮助非洲国家防御传染病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提升了我国的国际影响力。
>>>>第六阶段,军民融合，建设世界科技强国（2016年至今）。2016年党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共和国历史上的又一次科技盛会。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把科技创新摆在更加重要位置，动员全党全社会力量“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而奋斗”。同年，党中央发布《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明确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目标是，到2020年时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到2030年时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使我国成为世界科技强国。自此，我国的科技改革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阶段科技体制改革的最大特征是推进军民科技融合，建立国际一流的寓军于民的国家创新体系，同时改革科技管理体系、科技计划体系、经费保障体系、人才管理体系，在分配制度、科技评估与评价制度等方面也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在科技管理体制方面，结合2018年政府机构改革，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划归科技部管理，将国家外专局并入科技部，加强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创新与人才引进的一体化布局；在科技计划管理改革方面，将国家及部门的100多个科技计划合并为五大科技计划，建立专业化科技项目机构，提高科技效率；在分配体制改革方面，建立以知识为基础的分配体系；在科技经费管理方面，加大对科研人员的支持力度等等。这些重大的改革思想与举措，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科技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优化与完善。
科技体制改革的主要成就与经验
40年来，我国在科技体制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指导思想，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科技在支撑经济、改善民生、探索未知、培养人才等方面，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正在迈入国际科技创新体系的第一阵列。
1.科技创新能力迅速提升，主要创新指标已经进入国际前列。2016年，我国科技创新11个主要指标的国际排名，4个指标已经居国际第一位，即研发人员数量第一、专利申请量第一、专利授权量第一[1]，高科技产品出口额第一；5个指标已居经济世界第二位，包括研发费用、国际科学论文数、被引数，世界500强企业数、世界500强品牌数；只有2个指标排在世界第五位以后，世界百强大学数第6，创新指数第17（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测算为25位）[2]。可见，除创新指数、百强大学数量外，我国其余9个创新指标的国际排名均居世界前两位，创新数量问题基本解决，创新质量不高成为主要矛盾，科技创新已经进入提高创新质量、支撑经济发展的新阶段，而提高创新质量、占领新科技革命制高点，亟需一大批国际顶尖人才。
2017年我国全社会研究与开发投入预计达到1.76万亿元，比2012年增长70.9%，全社会研究与开发投入占GDP的比例达到2.15%，超过欧盟15国2.1%的平均水平。
科技与金融结合取得重大突破，全国科技成果转化基金设立了14个创业投资子基金，中央财政投入56亿元，引导地方政府、金融机构、民间资本投资规模达247亿元，带动创业风险投资2393亿元。截止2017年9月，全国科技企业贷款余额达2.95万亿，形成了天使基金、种子基金、风险风险、IPO等完整的科技金融体系，多元化科技投融资体系已经形成。
全国技术合同成交额达1.3万亿元，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数达到1.36万家，营业收入预计将超过30万亿元，增长均达到10%以上，科技进步贡献率从2012年的52.2%上升到2017年的57.5%，国家科技创新能力排名从2012年的第20位上升为2017年的第17位。在“两弹一星”之后，我国在载人航天工程、“歼十”飞机、超级计算机、核心软件、集成电路装备、超级稻育种技术、新药创制等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为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近年来，科技创新为“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网络强国、海洋强国、航天强国、健康强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特别是雄安新区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并将进一步作出重要贡献。
2.科技与经济结合更加紧密，为经济社会发展发挥重要的支撑与引领作用，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农业大国、第一制造业大国。农业方面，农业科技为我国解决粮食安全、食品安全、农民增收等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种植业、养殖业等自主创新技术，使拥有13.7亿人口的国家成功告别了持续数千年的饥饿历史，告别了农民“交皇粮”的历史，也告别了“二牛抬杠”手工农业的历史，建成了世界农业科技强国、农业大国。工业方面，我国在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建立了世界上体系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我国500多种工业产品的产量均居世界第一，告别了持续数百年的工业产品短缺的历史，工业产品出现全面过剩。2010年我国制造业已经取代美国占据了110多年的制造业大国的地位，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工业化不仅极大的丰富了我国人民的生活，而且价廉物美的中国产品已经为世界人民的生活改善作出了重要贡献。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国，仅仅用了40多年就成为“世界工厂”，走完了发达国家100年到150年才走完的工业化道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成为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农业大国、制造业大国、贸易大国、外汇储备大国，科学技术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科技体制改革又为科技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和保障。
例如，我国在移动通信斜塔研发上，在2G时代处于跟随水平，3G时代实现突破，4G时代实现赶超，5G则达到引领与跨越发展阶段，5G新型网络框架等技术已经纳入国际标准体系。华为、阿里巴巴、京东、腾讯等一大批科技创新企业已经进入国际大型创新企业前列。
3.企业正在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加速推动科研院所向企业转制，中央级民口院所已有一半完成了企业化转制，地方也有近900家开发类院所完成了企业化转制。企业已经转变为研究开发投入的主体、成果转化的主体、利益分享和风险承担的主体、发明专利形成的主体。
一是企业已成为研发投入的主体。2016年，我国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经费的77.5%，这一比例已经超过美国（74%）、日本等发达国家企业研发经费占本国研发经费的比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企业研发投入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最高的国家之一。
二是企业已成为成果转化的主体。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科技体制的不断完善，科技成果基本上都是通过企业转化的，通过非企业单位转化的极少。高校、科研院所、小微企业的科研成果通过技术转让，或者创办、合办公司等方式进行转化；大型企业在自主、合作研发的同时，面向社会收购科技成果并进行转化。
三是企业已成为利益分享与风险承担的主体。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我国国有、集体工业企业占全国工业企业总量的比重已经由1978年的98%，下降到2012年的3.8%，也就是说96%的企业都是非国有的、自负盈亏的，企业已成为利益分享、风险承担的主体。
四是企业已成为技术发明的主体。2017年我国发明专利申请量为138.2万件，企业所占比重已达63.3%；同年国内发明专利授权量为32.7万件，企业占66.4%。
五是企业已成为科技项目执行的主体。2013年，在重大科技专项（民口）、“863计划”（民口）和其他支撑计划中，企业承担课题占民口总课题数的比重分别为55%、39.4%和34.5%，企业承担课题经费占民口课题总经费的比重分别为59%、40.9%和37.3%。由此可见，企业已经成为科技项目的执行主体。
科技体制仍然面临的问题与困难
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仍然存在着一些阻碍科技发展、阻碍科技与经济有效结合的突出问题。
1.企业创新能力不强，核心技术仍然依赖进口。例如，2016年我国进口芯片花费2600亿美元，计算机与通讯制造业主营收入接近7万元，产业发展“空心化”问题仍十分严重。重大经济建设项目缺少技术论证，重大科技项目缺少市场评估，许多大型企业研究机构、队伍、经费都不能及时到位，缺乏持续发展的动力，缺乏国际竞争的实力。
2.原始创新能力弱，制约创新能力进一步提高。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2012年499亿元增长到2017年920亿元，增幅达83%。但是基础研究长期支持不足，科学积累少，虽然在量子科学、多光子纠缠、量子星际通讯、暗物质、干细胞等方面取得了一些重大突破，但是基础创新能力弱仍是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制约着我国科技强国建设。
3.科技力量分散重复、项目重复、整体效率不高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国家主管科技工作的职能部门直接管理的科技经费仅为全国R＆D经费总量1.75万亿元的3%，97%的科技经费分散在其他有关部门、地方、企业等各个环节，重复研究、效率不高等问题在所难免。我国科技论文总量已居世界第二位，但论文质量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发明专利申请量与授权量均达到世界第一，但专利质量不够、成果转化率低等问题仍较突出，需要下大决心提高质量。
4.以论文为主导的科技评价导向不适应科技与经济融合发展的基本要求。长期以来，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医院，甚至基层技术推广机构、企业的科研人员职称晋升、年度考核、资金发放等等，都是以论文及获得奖励的数量为主要指标，这些成果对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的贡献未被列入考核指标，导致重论文数量、轻成果应用等问题日益严重。以论文数量为主要目标的科技评价导向已经不适应科技经济高效结合、融合发展的基本现状，这种评价导向亟待改革。
5.吸引、培养顶尖的人才体制机制还需进一步完善。截至2016年，全球诺贝尔奖获得者共861人，其中美国为287人，我国大陆仅2人，数量仅为美国的0.6%。根据全球最大的科技文献公司汤森路透的数据，2016年全球高被引人才（各学科国际排名前1%的顶尖人才）共3266人次（3083人），其中美国科学家1736人次，占53.2%，我国大陆仅有158人次（139人），美国顶尖人才数量是我国大陆的11倍，加上港澳台共196人次，我国国际顶尖人才仅占全球总数的6%。[3]显而易见，顶尖级人才缺乏是制约我国建设科技强国的又一个重要限制因素，迫切需要改革人才培养、引进的体制机制，尽快改变全球顶尖人才格局，进而促进世界科技格局的变化。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方向与政策展望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强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支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倡导创新文化，强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科技体制改革要以十九大报告的精神为指导，按照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总要求，建立符合经济发展规律、适合我国国情的科技体制及其运行机制。
科技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加速科技与经济的紧密结合，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支撑经济强国建设。新一轮科技体制改革，核心是加速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前提是深化科研院所体制分类改革，关键是解决好科技领域“五大闲”问题，提升科技工作效率。科技体制改革主要包括管理体制、组织结构、项目管理、经费管理、评价与奖励制度、人事制度、技术创新体系、知识创新体系、创新文化建设等方面内容。
第一，改革科技管理体制，要建立健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举国体制，推倒一堵墙、构建五条链、消除五大“闲”。推动政府管理创新，形成多元参与、协同高效的创新治理格局。要合理确定中央各部门的功能性分工，科学划分中央和地方的科技管理事权，中央政府职能侧重全局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地方政府职能侧重推动技术开发和成果转化应用。要强化科技主管部门职责，加强部门之间、地方之间、部门与地方之间、军民之间的统筹协调，改变管理政出多门、课题重复、经费浪费的状况，建立健全“职责明确、高效协调、公正廉洁”的科技管理体系，完善举国体制。要加强科技决策机制改革，建立国家高层次创新决策咨询机制，充分发挥国家科技专家咨询委员会的作用。既要避免政府盲目决策的行为，也要防止以专家评审代替政府决策的现象，建立政府决策、专业化管理机构执行、社会力量监督相结合，决策、执行、评价相对分开的运行机制。
加强国家创新治理的现代化，推倒一堵墙、构建五条链、消除五大闲、建立新体制。
“推倒一堵墙”就是要推倒隔离科技与经济的“墙”，实现科技体制、经济体制同步改革，让更多科技力量走出高校与科研院所进入经济主战场。改革科技体制，打破课题、论文、专利、奖励、再课题的“科技小循环”，进入论文、专利、产品、企业、产业的“经济大循环”，把提高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作为科技工作新导向。
“建立五条链”就是要紧紧围绕产业链构建技术链、价值链、人才链、利益链。“围绕市场选产业、围绕产业选产品、围绕产品选技术，围绕技术选人才”，认真遴选对国计民生具有战略作用的产业及相关企业，加速科技与经济结合、融合。
“解决五大闲”就是要果断终止一些重复研究、难以取得有效成果的“闲项目”；分流从事“闲项目”研究的“闲人”；实现大量重复购置、闲置科研仪器的共享共用，提高“闲仪器”的利用率；杜绝重复建设的“闲设施或机构”；加速推广应用一些没有被产业化的“闲成果”。
第二，推进军民融合，建立符合国际惯例、适合国情的新型国家创新体系。针对不同行业发展对技术的需求，建立健全以企业为主体的行业技术创新体系；瞄准新科技革命的需求，重点办好一批研究机构与大学，建立国际一流的知识创新体系；建立“机构多元化、人员专业化、机制市场化、形式多样化”的宏大高效的技术推广体系；完善保护与转化相结合的知识产权保护与交易体系；建立健全多元化、国际化的科技投融资体系；按照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的总体要求，发挥国防科技创新的重要作用，加快建立健全军民融合的创新体系，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科技深度融合发展新格局。遵循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规律，构建统一领导、需求对接、资源共享的军民融合管理体制；开展军民协同创新，建立军民融合重大科研任务形成机制，推进军民科技基础要素融合，促进军民技术双向转移转化。
?第三，加速使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是新一轮科技体制改革最重要的目标。要从体制上保障科技与经济长期、有机地结合，把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建立在创新驱动的基础上，必须使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支持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的主要途径有：
一是完善企业技术创新体系，激发企业创新活力。通过政策引导使企业产生强烈的创新意愿，让企业通过企业创新体系建设形成强大创新能力，这是新一轮科技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培育世界一流的创新型企业，鼓励企业创建高水平研发机构，形成完善的研发组织体系，集聚高端创新人才。企业创新体系建设要力争做到“七有”：有研发机构、有研发队伍、有科技规划、有研发经费、有产品知识产权、有储备新产品、有国际竞争力。对于事关国计民生的大型企业、事关国家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政府应通过建立技术工程中心、重点实验室、博士后流动站等方式支持企业完善创新体系，通过政府采购、科技项目、财税、金融等多种方式，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服务。
二是建立健全一批产学研战略联盟，努力打造一批国际一流的大型高科技企业或高新技术园区。在无硝烟的经济战争中，企业是“野战军”，科技是“后勤部”，要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后勤力量为“野战军”服务，这是争取经济战争胜利的必然选择。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按照“技术水平世界一流、产品市场规模世界第一”的长远目标，建立一批由企业牵头、支撑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产学研战略联盟，针对企业技术需求，“引导大专家、进入大企业、开发大产品、占领大市场、培育大产业”，支撑一批技术国际一流、主导产品市场占有率世界第一的大型企业，建好一批高科技园区，这是科技工作的根本任务，也是经济发展的战略措施。
三是实现技术开发类院所转型，从体制上解决应用性科技要素游离企业之外的问题。坚持分类改革的方针，应用性研究院所要进入企业、转化为企业，从体制上解决项目、人才、资金、设备、基地等应用性科技要素游离企业之外的问题，进一步加速技术、项目、人才、资金等科技要素向企业聚集。建议参照荷兰皇家应用技术研究院(TNO)和台湾工业研究院的做法，组建“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研究院”，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第四，深化科技计划管理改革，要提高科技创新效率，建立国家科技管理基础制度。要再造科技计划管理体系，改进和优化国家科技计划管理流程，建设国家科技计划管理信息系统，构建覆盖全过程的监督和评估制度。完善国家科技报告制度，建立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开放共享制度，推动科技资源向各类创新主体开放。建立国家创新调查制度，引导各地树立创新发展导向。科技计划之间要相互协同、突出重点、防止重复，实现重大需求由政府出题，技术需求由企业出题，科学探索由专家出题。建议将科技计划分为项目类、基地类、人才类等三类，分类支持，重点支持国际一流人才、国家急需的关键技术及国际一流的创新基地。统筹部署行业科技计划、协调地方与企业的科技活动，切实改变部门、地方、企业科技计划相互脱节的现状，形成全国“一盘棋”，减少浪费，提高效率。
第五，实施新产品战略，改革科技评价导向，调动全社会科技力量进入经济主战场。根据不同创新活动的规律和特点，建立健全科学分类的创新评价制度体系。推进高校和科研院所分类评价，实施绩效评价，把技术转移和科研成果对经济社会的影响纳入评价指标，将评价结果作为财政科技经费支持的重要依据。果断调整应用性研究工作的评价导向，取消当前应用性研究以论文、奖励为主要评价指标的传统做法。
实施新产品战略，建立健全以“新产品开发数量、产品销售额”为主要评价指标的新机制，调动全社会科技力量投入经济建设主战场。一是引导国内更多科技人员以开发新产品为研究目标，二是制定新产品转化优惠政策，吸引世界各地专家、企业带着有产权的新产品来中国进行产业化。如新产品开发利润或最高90%的股权可归技术发明人或团队；新产品增值税和相关研发人员个人所得税免征3-5年或降低2-3个百分点等。力争通过15年左右的努力，使我国成为新产品开发强国、世界技术创新中心之一。
第六，要奖励对科技工作作出重大贡献的公民。改革国家科技奖励制度，优化结构、减少数量、提高质量，逐步由申报制改为提名制，强化对人的激励。发展具有品牌和公信力的社会奖项，努力营造“崇尚科学、尊重人才、鼓励创新、激励贡献、全民参与”的良好氛围。调整奖励导向，加大对在经济建设、民生改善、国防巩固中作出重大贡献的公民与组织的奖励力度；扩大奖励范围，建议增设“创新型企业奖”、“创新型标兵奖”、“创新机构奖”，奖励在专利、新产品开发、论文等方面走在全国前列的机构、企业与个人；增设“创新型产品奖”，重点奖励“中国独创”、市场潜力大的新产品；改进奖励方式，在政府奖励的基础上，允许企业按技术创造的价值的一定比例、在一定时期内给予奖励补贴。
第七，科技人事管理制度改革，要着力解决尖子人才少、企业人才少、人才流动难等三大问题。完善人才评价制度，进一步改革完善职称评审制度，增加用人单位评价自主权。深化岗位聘任制度，加大流动岗位比例，加快科研人员流动；改革职称评审指标，实行分类评定；改革工资制度，强化实际贡献与工资挂钩。建议出台“高端人才引进计划”，抓住当前世界金融危机、优秀人才流动性加剧的机会，吸引一批国际一流的外籍优秀人才。
第八，科技经费管理改革要着力解决经费总量不足、效率不高的双重问题。建立多元、强大的科技投入体系，在中央财政科技投入逐年增加的同时，鼓励地方政府增加科技投入。强化企业科技投入的主体地位；建立中央、地方、企业科技投入的协同机制；建立国家科技信息平台，尽力避免科技项目重复、仪器重复购置、设施重复建设等问题。建立科技创业企业发展的金融服务模式，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积极发展天使投资，壮大创业投资规模，运用互联网金融支持创新。
第九，优化科技要素配置，切实解决好科技“四大闲”的问题。当年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有效解决了农村“闲人”吃大锅饭的问题，加速我国成为农业大国；国有企业体制改革有效解决了企业“闲人”的问题，促进我国成为制造业大国。新一轮科技体制改革同样需要有效解决“闲人”等“四大闲”问题，有效解决科技资源分散重复、封闭低效等问题，才能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当前院所体制改革的难点：一是如何终止一些科学价值、应用价值都不高，甚至重复的“闲项目”；二是如何分流从事重复研究的“闲人”；三是如何实现闲置科研仪器的共享共用，提高“闲仪器”的利用率；四是如何杜绝重复建设的“闲设施”。因此，终止“闲项目”、用好“闲人才”、利用“闲仪器”、不建“闲设施”，已经成为深化改革、提高效率的关键。
第十，深化知识产权领域改革，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高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能力，以知识产权利益分享机制为纽带，促进创新成果知识产权化。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主导作用，增强全民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强化知识产权制度对创新的基本保障作用。健全防止滥用知识产权的反垄断审查制度，建立知识产权侵权国际调查和海外维权机制。
总之，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科技实力与支撑、引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持续发展的能力仍有很大差距，与世界科技强国对科技体制机制的需求还有很大差距，迫切需要大幅度提高科技创新能力，迫切需要加速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迫切需要站在国家发展的高度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