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为上海先：率先举办劳务市场
郦彩霞，1950年11月生。大学学历，高级政工师。1982年至1997年，先后任原闸北区劳动局劳动服务公司副经理兼区劳动局社会劳动力管理科负责人、局培训科科长、区职业技术培训中心主任、劳动局劳动服务公司党总支书记等职。在此期间，她参与创办了全市第一个劳动力市场。1997年至2005年，先后任原闸北区劳动局副局长兼区劳动服务公司经理、区就业促进中心主任等职。
口述：郦彩霞
采访：蒋明宝 王莺窦 育瑶
整理：王莺窦 育瑶
时间：2018年7月30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上海市对劳动制度进行了一些探索性改革。我于1982年从共青团闸北区委调到区劳动局，1983年正式到闸北区劳动局上班，正好赶上了1984年全国劳动制度在上海试点改革。
双重困境：举办劳务市场势在必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社会经济体制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劳动制度如何适应经济制度改革，成为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当时整个社会就业形势是非常严峻的。一部分是大批知青回城后，虽然已经进行了安置，但都是按照统包统配方式安置，意味着没有任何就业选择权：即儿子跟随父亲，女儿跟随母亲，如不能跟随父母的（父母单位性质是事业机关不能进，或父母无业、亡故的）就只能到街道办的生产组（小集体）工作。有些知青虽然上山下乡很多年，但是他们实际上不只是会务农，相当一部分知青是有技术的，所以他们被分配到父母单位或生产组后，就产生岗位不匹配问题。还有一部分是那几年的毕业生，因为企业没有招工指标，这一大批毕业生就处于待业状态。
而企业招工情况也不容乐观。计划经济下的就业制度有很大弊端：企业没有用人的自主权，用人指标由政府统一分配。当时的情况现在无法想象，比如说：学生在初中、高中、大学毕业进入社会后，企业在招工时，各类毕业生都要报名参加文化考试，政府统一安排考同样的卷子，然后按分数从高到低排名。企业凭分配到的计划名额，按照先事业单位，再国营企业，然后是大集体企业的顺序排队录用。开始非国有企业是没有指标的，后来大集体企业也有指标了，但是小集体企业一直没有指标。考试以后就要进行对接，用工指标按企业性质排队，待业人员按成绩排队。如指标是200人，考生200人，两两配对，好像很公平，没有人为因素，但实际上却很死板。环卫所是事业单位，高分的人都被分配到这里，环卫所需要的是打扫马路的就业人员，而这些人虽然文化水平高，但体力不行。可是当时制度就是这样，没有办法，对上号的就必须去。再比如玻璃厂需要打包人员，即做箱子打包托运工作，这个厂就希望男性人员多一些。但分数排下来，女生分数高，那么只能女生进该厂。在整个职业选择过程中，企业、个人都没有选择权。因为如果没有劳动部门调配单，录用的工人就没有工资计划的份额，也就不能确认你的工资额度。而且，待业人员一经录用就是一次分配定终生，如果要跳槽到其他单位，工龄就中断，以后再工作，前面工龄就不计为连续工龄。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企业招不到自己需要用的人，一是无权招，二是即使招到自己所需要的人，也落实不了工资额度。另一方面就业的人找不到发挥自己特长的工作，无法满足个人意愿。
除此以外，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经济建设的向前推进，上海面临着产业结构和劳动力结构的不断变化。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讲，当时所实行的统包统配、一次分配定终身的固定工制度都已经无法适应这种变化。但是制度不改变，或机制不创新，我们的工作就只能按部就班，按政策来办。如何才能化解这个矛盾呢？当时政府已经出台“三结合”就业方针，即“政府介绍就业、自愿组织就业、自谋职业就业”。如何来实践，怎么来推进这个过程？非常值得我们思考。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想到是否能够进行创新，通过举办劳务市场来促进企业招工和劳动者就业。
夯实基础：劳务市场顺利举办
当时，劳动局内有两种看法。一种意见认为，引入市场机制，开放劳务市场，担心会卷到劳动力是不是商品的争论中去，所以主张避开市场提法，采用洽谈会等形式来促进劳动力合理流动；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开放劳务市场是客观需要，与其避而不谈，还不如理直气壮地举起劳务市场的大旗，勇敢地探索开拓劳务市场新路子，主动适应由计划供应向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通过讨论，最后采纳了后一种意见。原闸北区劳动局在总结过去开展在职技术工人交流和职业介绍工作基础上，于1986年12月试办了全市第一个劳动力流动市场。党的十三大以后，叫做劳务市场。
当时，我们是这样设计劳务市场理念的：希望利用竞争机制，使这个平台能体现“供需见面、相互选择、自由洽谈、平等协商、自由结合”的特性，从而达到劳动力供需平衡、优化配置目的。我们希望劳务市场这个平台不仅是劳动者选择职业和调换职业的场所，也是用人单位选择劳动力的场所。我们最初建立劳务市场的想法比较简单，就是想通过这个平台，让劳动力自由地在社会流动，让企业有更多的选择权，让劳动部门在更好地做好服务和推荐工作中发挥更大作用。
当然新事物的产生不会是无本之木，它总是在事物发展到一定条件下才能够产生的。原闸北区能率先举办上海市第一个劳务市场，在当时是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的。
首先，1986年开始，全国在劳动制度方面实行四项制度改革(上海的四项制度包括《上海市国营企业劳动合同制实施办法》《上海市国营企业招用工人实施办法》《上海市辞职违纪职工实施办法》《上海市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实施办法》。全国的四项制度包括《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国营企业招用工人暂行规定》《国营企业辞退违纪职工暂行规定》《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上海从1984年就开始实行四项制度改革，比全国起步早了两年。实施四项制度改革，使劳动力管理在人力资源有序化管理的同时，积累了一些经验，如新进工人开始实行合同制，不再是固定制工人，这种舆论氛围在社会逐渐开始形成。
其次，对劳动力的基础管理在不断加强。1986年，我们已对社会上所有的劳动力基础性资料全部进行了重新清理和分类梳理，建立一人一表、一册、一卡、一档，即所谓的表、册、卡、档。那时没有电脑，都是手工做的，但是建得都很完整，包括这个人从哪里来、现在情况怎么样、流向等信息，我们都了解得很清楚。有些档案（人在乡下还是在家里）派出所都不清楚，我们已全部做到一人一档。那时闸北区待业人员有7万多人，实行合同制的工人从1984年到1986年有1.3万人，这些人的资料我们全部掌握，这也是能建立劳务市场的基础。如果来参加的人我们都不了解，那么也不可能有针对性地去指导劳务市场进行有效的双向选择。
第三，我们还对不能继续升学转入社会的毕业生（包括大中专、技校、初中生等），全部进行就业指导培训，包括就业新制度、新观念的指导，确保每一个人了解新制度、新观念。此外，我们对当时在社会上没有工作的历年遗留生也全部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就业指导。这个指导包括如何就业，什么是合同制制度，失业保险又是什么，将来如何养老，如何确立正确的就业观等等。
第四，闸北区在1985年就率先成立了工人交流所。一些稀少零星的技术工人已在交流所进行工作流动（通过交流所登记认可后）。如闸北建筑业造房子需要搭脚手架技工，但我们没有，市里就允许跨区向交流所申请，或者从外省市调剂交流。又如红帮裁缝，但这方面的交流是有限的，限定了范围和工种。
第五，实行四项制度改革、建立合同制制度后，还开始实施了待业救济金征缴制度，即合同制工人合同到期或解除合同，从工作岗位失业后，一下子无法找到工作时，则用待业救济金进行救助。当时闸北区已有660户企业参与待业救济金缴纳，而且1986年已经筹集了70万元资金，此项资金还允许按一定比例用于劳动力管理。
在这些基础上，举办劳务市场就有了一定环境、政策、资源、资金等条件。同时劳务市场的举办和发展也是形势所迫，是社会发展的需要。
多管齐下：进一步开拓劳务市场
原闸北区为了成功开拓劳务市场，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
一，我们非常重视舆论宣传，力求普及社会群众。我们觉得一定要让全社会都了解并且接受，工作才能做好。所以我们当时把所有的新政策、新做法、新机制都做成宣传版面，加强舆论宣传，包括劳务市场方面政策，已经在实行的用工、就业政策、企业招工信息等。我们利用这些系列宣传版面在全区街道企业轮回举办几十场巡回展览，让政策深入人心。
二，我们逐步开拓劳务市场、扩大服务项目。原闸北区劳务市场是从个别在职技术工人交流开始的，但成交率较低。后来，我们扩大到组织地区集体企业的多余劳动力成批向急需增加劳动力的纺织企业转移，并把因上下班路远要求调动工作的、外省市商调回沪尚未安排工作的、各类有技能待业人员要求就业的、对失业人员要进行就业前技能训练的等，都逐步纳入到劳务市场活动的内容。同时对社会上急需的紧缺工种（如汽车驾驶员、厨师、电焊工、油漆工）举办应急培训班，以满足社会的急需。此外，还对开展劳务承包、技术咨询进行了初步尝试。1988年，我们针对社会上“找保姆难”问题，会同汉中街道劳动服务公司，增加了聘用家庭服务员的服务项目，这个项目开办后，前来要求聘用保姆的市民络绎不绝。公司除了个别推荐外，还组织专业洽谈活动，有许多离休干部、教师、工人、厂长、经理、工程师，从吴淞、闵行、川沙和市区等地赶来洽谈、选择。第一次洽谈成功的就有30多名保姆。许多用户说：“你们为市民办了一件大好事。”
三，我们不断探索劳务市场新形式。举办劳务市场经历了从萌芽到成熟、不断探索和改进的过程。当时的活动形式主要有四种：一种是大中型综合市场。大型的在体育馆举办，中型的在少年宫和工人俱乐部组织。这种活动为供需双方提供了较多的相互选择机会，但它需要在一定时期内积聚一批需方单位才能进行，所以不能满足用人单位根据生产发展需要随时招收或调入劳动力的要求。同时，大型活动准备时间长，组织工作复杂，花费精力大，后勤保障任务繁重，而且受到场地条件限制，并不适合多办。形成制度后，一年开设一至两场，在春节或者秋季举行，坚持了很多年。另一种是单项专业洽谈会。它根据用工单位的要求确定洽谈的专业。开展这种活动，供需双方目的性强，对企业和劳动者都比较有利。如上海火车站建立时，周边商业网点都未建成，区政府要求配套建立环龙商场，包括中亚饭店。当时我们就为这个单位组织专场招聘，由于需要的是商业人员，又得马上开业，所以必须选用有经验的人员。而且要求整机制地建成一个单位，从领导到骨干、到业务主管、技术人员等一套人员。市里允许在全市商业系统富裕人员里进行调剂，但也需自己报名。首先从当时登记要求商调的人员里面物色对象，这就属于一个专场。还有铁路局新开京广列车线路时，13、14次列车200多名乘服人员招聘也是一个专场。组建这种单位，区里要求一个月完成，时间紧迫，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专场市场，任务才得以完成。第三种是固定的“周五市场日”。在场地困难、人手少的情况下，每周举办一次小型市场，即每星期五下午举行定期活动的市场日，主要满足随需随要、且有规律的供需双方，事先不需要通知，企业和劳动者都知道，场地设在海宁路原闸北区劳动局接待大厅。第四种是天天开放的固定劳务市场场所。为使劳务市场经常化，1988年，在汉中路街道办事处支持下，区劳务市场选定了一个固定场所，每天开展劳务市场活动，并向全市开放，以扩大双向选择范围，为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传递发布劳动力需求信息和提供洽谈场所。由于劳务市场开放形式多样，既有利于企业招收到符合生产需要的劳动力，也有利于劳动者按自己的特点选择职业和单位。上海制药机械二厂第一次从劳务市场调入了一名车工，解决了生产急需工种后，就经常参加劳务市场活动，先后从劳务市场调入了7名技术工人。有一次，有30多名有技术特长的待业人员进劳务市场洽谈，当场就有数人被对口单位录用。这些形式都是通过实践不断探索研究、分析利弊后，逐步改进形成的。
四，我们要求创造条件通过市场机制来促进劳动力的合理配置。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进场的供需双方在人员数量和质量上的配比都要合理。也就是说，对参加市场洽谈的待业人员人数和需要招收的用人指标，要有一个合理的比例。比如，男性和女性进市场人数与招收指标的比例，大体分别掌握在2：1和3：1。同时，根据不同的招收要求和条件，组织具备相应条件的对象与需方洽谈。这个规定为就业比较困难的对象和要求交流的在职工人提供了较多的择业机会，虬江街道有3位年已近40岁的待业女青年，在过去招工中她们总是扫兴而归。在一次劳务市场活动中，她们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主动找原定招收男工的上海玻璃厂洽谈。她们3人在电缆工区和土方队做了近10年临时工，完全可以当男劳动力派用场。上海玻璃厂的干部看到她们身体结实，热情接待，详细询问后，当场签订了劳动合同，办了录用手续。二是创造充分洽谈、相互选择、平等协商的良好气氛。在劳务市场里洽谈时，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不仅可以互相介绍情况，还允许根据各自需要，向对方提出要求。双方在平等地位上，通过自由洽谈和平等协商成交，以保障单位用人的自主权和劳动者择业的主动权。过去招工单位对解除劳教人员和刑满释放人员只看档案材料，不太了解他们的现实表现，往往不愿意录用。在劳务市场里，供需双方直接见面，劳动者可以作自我介绍，曾经失足犯过错误的当场表示悔改诚意；招工单位经过当面考察，就能消除顾虑，使失足人员增加录用机会。如1986年12月底举办的一次中型劳务市场活动中，进场91名“两劳”人员，有34人被录用，占这类对象的37％。三是发挥工资待遇的杠杆作用，调节劳动力供求关系。我们对确实难以招到劳动力的少数苦、重、累的工种，在招工时，试行工资待遇由双方面议确定的办法，使一部分企业招到了所需的劳动力，企业和劳动者双方都表示满意。
五，为了方便企业、方便群众，我们不断改进和简化招工和工人交流手续。在劳务市场中，区、街道劳动部门联合设立市场服务处，对企业和劳动者实行“一条龙”服务，力求做到供需双方当场解决问题。“一条龙”服务就是“五个”当场。过去是企业拿到指标，劳动局统配待业人员，企业领人回去后检查身体，合格后再到劳动局来，等全部定好后再试工，然后再开具正式调配单子。有的单位是保密部门，还需经过政治审查，条条框框很多。我们设计的市场特点就是要做到五句话：“供需见面，互相选择，自由洽谈，平等协商，自愿结合”。过去办小型市场，能做到双方见面已经很不错，而现在我们做到：第一，双方当面面谈，当面沟通；第二，当场查档，所有进场人员，档案全部搬到现场，企业如看中某人可当场查档；第三，当场体检，即安排医生进场，企业有需要当场就可进行常规体检；第四，双方满意可当场签订合同；第五，当场办手续，劳动局当场填表开调配单。一条龙服务方便了企业，便捷了劳动者，受到社会的一致好评。
效果显著：劳务市场影响日趋扩大
从1986年到1988年，原闸北区共举办了大大小小46场劳务交流活动，初步取得了一些成效：在职工人交流4323人，为待业人员介绍职业2643人，培训汽车驾驶员612人、三级厨师34人、代聘家庭保姆70人。另外，还对劳务承包、技术咨询作了初步尝试。
劳务市场的建立实现了三个目标：人员流动起来、职业选择起来、机制转动起来。首先，通过开放劳务市场，不仅促进了用工的合理流动，搞活了企业，也促进了经济有效发展。企业有了用人自主权和劳动者有了择业自主权，又有利于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有机结合。其次，促使劳动部门起到双重职能作用。原来区劳动局只有单一的行政调配职能，现在增加了通过市场机制促进交流、促进工人合理流动的职能。劳动力流动从原来单渠道行政调配，开始转向与市场交流相结合的双向渠道，突破了传统的调配制度。最后，扩大了社会影响，对改变人们的传统观念起了促进作用。长期以来，我国的劳动调配制度实行“统包统配”，使劳动者逐渐形成“只等国家分配”和一心想进工作轻松、待遇高、名气响的单位的就业观念。劳动市场开办以来，改变了传统观念，调动了双方的积极性，为下一步深化改革也起到了推动作用，冲破了许多的条条框框束缚。
有一名从南昌市商调回沪的28岁的未婚女工，先后6次请企业单位接收，均未成功。在劳务市场洽谈时，由于她态度诚恳，愿意干苦重脏活，上钢一厂破例接收了她，她成功从南昌调回上海，她本人相当满意。有个白铁工在原单位当门卫，通过劳务市场交流，了解到有企业正需要这样的人才，最终洽谈成功到另一个厂里做白铁工。他连声说：“改革开放政策好！”还有一个司炉工，工作单位在杨浦区，家住原闸北区，上下班路远，过去较长时期找不到商调单位。进入劳务市场后，有6个单位都要录用他，最终他选择了上海玻璃六厂。他十分激动地表示：一定要好好工作，感谢政府的关怀。
除了这些个体事例，集体事例也数不胜数。如上海火车站环龙商城开业、纺织局与集管局系统之间富余劳动力调剂、刑释人员工作安置以及家庭保姆介绍等成效都很显著，各方面反映都很好，真是企业欢迎，劳动者满意、社会称赞、领导好评、舆论支持。
原闸北区创办劳务市场以后，通过广泛宣传，社会上知名度显著提升。同时我们与周边兄弟省市频繁交流，也扩大了影响。在体育馆举办劳务市场时，我们还邀请了江苏、浙江等14个省区市的同行，召开工作研讨会、总结经验。研讨会结束后，我们还到这些省市回访。这些省市回去后也纷纷举办了劳务市场，互相交流，扩大了社会影响。我们觉得要根据不同情况、不同条件，选择不同形式，把这项工作坚持下去，把劳务市场办得更好。
劳务市场不光是一个平台、一项活动，更是一项机制的创新。开设劳务市场，突破了用工指标，突破了区域范围，突破了所有制界限，突破了工资价位框框，突破了特殊群体的管理，突破了培训先行（即招工前先培训）等规定，这些经验在以后的日常工作中也都得到了推广。
回顾举办劳务市场的这段历程，现在看起来当时的做法并没有什么特别，但是在那时，胆子确实很大，冲破了很多阻力，从感性到理性，从形式到制度的逐步发展，都离不开思想解放这一观念的支撑。探索改革创新是一个过程，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是我们这些从事劳动工作者的不懈努力，更是大家对事业努力追求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