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3月至1983年3月，上海郊区的“文明村”建设风起云涌。据统计，到1983年3月，上海郊区的“文明村”建设数量达到1367个。而松江县是当时上海郊区10个县中的“佼佼者”，“文明村”建设数量达到347个。松江县“文明村”建设先行先试，积极探索把“文明村”“文明家庭”结合起来进行创建。创建更多的“文明村”“文明家庭”，是当年松江县人大常委会的工作要求，也是早期松江县文明创建的主要经验。
　　一、探索构建“文明创建协同机制”
　　松江县最早提出“文明村”的概念，是在1981年3月12日，上海市松江县团委主办的《松江团的情况》第2期刊登《“文明村”里新事多》一文。该文用4个生动的小故事诠释“文明村”主题，写的是被誉为“文明村”的松江县大港公社西油村，紧随时代列车开启了“文明村”建设的征程。之后，作者钱明光、孙雷又做了修改和篇幅压缩，将文章题目改为《夜访“文明村”》，在当年第7期《上海团讯》上发表。《上海团讯》是上海团市委主办的刊物，当时的主编是刘云耕。从此，团市委青农部积极推动郊县团组织开始“文明村”建设的试点。1981年6月16日，上海团市委青农部在奉贤县新寺公社南宅大队召开建设“文明村”现场会，要求各县、公社团委在党委领导下，积极争取和有关部门密切合作，每个公社抓好一个试点，以点带面建设“文明村”。随后，松江团县委在仓桥公社里浜生产队召开了全县的“文明村”现场会加以推广，并涌现了五里塘公社、张泽公社的党、团组织，在结合落实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认真抓好“文明村”等建设上的一批典型。至1981年底，松江县的“文明村”建设数量达56个，在郊县处于领先地位。
　　1982年3月，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第一个“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展开。3月13日，上海团市委、上海市农委在松江县召开“文明村”现场会。会上，当时主持松江县委工作的季永洲副书记（县委书记杜述古借在市委工作组），代表县委汇报了松江县“文明村”建设的情况。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陈昊苏、上海市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陈沂都参加了这次现场会，从而使得这个会议实际上成了上海市委宣传部、市农委、团市委、市妇联、市青少年教育办、市爱卫办等部门联合，落实《关于在上海市郊区建设“文明村”的倡议》的动员会、部署会。其实在该现场会前后，松江县委已经在全县范围内对这项工作进行了深入动员和部署。3月5日至31日，松江县委分3批轮训全县2713个生产队的队长。参加轮训的公社、大队主要干部和生产队长合计达3774人。每一期轮训班，季永洲都要去对学员们讲话，指出建设“文明村”要作为生产队长的主要工作之一。而此时松江县“文明村”建设的数量已增至87个。
　　下一阶段“文明村”建设如何深入？时兼县委宣传部长的季永洲副书记，主张由县委宣传部来牵头，各个部门联合起来。1982年7月，中共松江县委宣传部、松江县青少年教育领导小组、共青团松江县委员会、松江县妇女联合会、松江县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联合向上级报送《关于开展建设“文明村”活动的情况报告》。该报告中有这样两段：“‘文明村’活动内容丰富，涉及面广，关系到宣传、文化、共青团、妇联、计划生育、爱卫会等许多部门的工作，光靠一个部门单枪匹马去抓，势单力薄，活动难以深入。”“今年以来，县委还确定县委宣传部牵头，团县委、县妇联、县青教办、县爱卫会办、县计划生育办等部门配合，职责分明、定期研究，协同作战。”此时，松江县“文明村”建设的数量增至116个。松江县首先开始实践的“文明村”建设协同体制，得到了上海市领导部门的肯定。8月23日，上海市农业委员会党组等6部门批转了松江县5部门的报告，肯定了松江县的“文明创建协同体制”，向全郊区推广。在8月28日的上海市农口“五讲四美”经验交流会上和其他的场合，市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陈沂也多次肯定松江县的“文明创建协同体制”。在8月28日的会议上，松江县仓桥公社党委书记陈炳荣作发言，既总结了该公社成片区创建28个“文明村”的经验，又提供在一个公社范围内贯彻“文明创建协同体制”的范例。松江县仓桥公社等典型对下一步的上海郊区“文明村”建设起到了引领作用。
　　早期松江县的“文明创建协同体制”，具有探索性的意义。松江经验为上级决策提供了参考性的经验。相隔半年，1983年3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中央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成立“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委员会”。1996年10月，落实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而第29条要求：“为加强协调，中央成立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建立相应的机构。”从此形成了“文明委领导下的文明办”工作体制。
　　二、多渠道、多形式创建更多“文明村”“文明家庭”
　　1982年3月8日上海市农委宣传处等6部门发出《关于在上海市郊区建设“文明村”的倡议》，把“文明村”“文明家庭”两个概念相融合起来。《倡议》指出：“文明村”是1个主概念，“文明村风、文明环境、文明家庭”是3个子概念，相互之间是从属关系。经过两个月的实践深化，松江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在根据新浜、泗联、车墩等11个公社人大代表视察“文明村”的书面汇报材料综合而成的总结材料中，提出了“创建更多的‘文明村’‘文明家庭’”的要求，将“文明村”和“文明家庭”并列起来，而不仅仅是从属关系，成为松江县文明创建的特色工作。
　　根据散落在档案中的总结材料、汇报材料，以及当年的报刊杂志，可以看到当年松江县创建“文明村”“文明家庭”，有以下14个方面的实践：
　　（一）大力倡导“婚事新办”。1981年初，松江县的5个公社的67对新婚夫妇在小红楼举办集体婚礼，10个郊县的团干部都赶来参加。上海《解放日报》予以报道，在上海郊区产生很大影响。在深入创建“文明村”“文明家庭”的进程中，仓桥公社几位团干部和团员的婚礼主动提出实行“四不”：不收见面礼、不收见面钱、不开镜箱、不办酒席，受到所在团组织的表彰。1982年，全县集体婚礼和新式婚礼达414对，少办酒席2万多桌。大操大办婚事的不良风气得到遏制。
　　（二）上下齐动员，落实“计划生育”。松江县早期87个“文明村”，有多方面的标志。其中标志之一是“独生子女领证率达百分之百”。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发布，要求党团员带头做到“一孩化”。1982年3月14日，《人民日报》刊登报道：党中央、国务院指示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继续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为此，松江县的团委、妇联、计划生育办做了大量细致有成效的工作。
　　（三）办好生产队“幼托班”和生产大队“幼儿园”。县人大代表在视察过程中，还抽查了几个幼儿园和幼托班。在车墩公社南新大队中泾生产队幼托班，代表们看到阿姨每天为孩子们烧水、喂饭，夏天还为孩子们洗澡、洗尿布、洗衣裳；主动做有利于婴幼儿身心健康的事情；减轻了年轻父母的负担和后顾之忧。在塔汇公社金星大队幼儿园，代表们看到这里“睡有床和被，坐有椅和凳”，设备齐全玩具多；每个孩子都有“一碗、一杯、一条毛巾”；幼教老师耐心、热情，备课认真。前来视察的人大代表们纷纷称赞。1982年4月
　　16日，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妇联主任关建，来到五里塘公社园中大队花园村生产队，不仅考察了该村的“文明村”建设，而且来到该村幼托班，问候孩子们和阿姨，并合影留念。
　　（四）宅前宅后，整齐清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乡村建设发展迅速，农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但是农民在家庭的布置、柴草的堆放、劳动工具的放置，食用水和粪便的管理等方面，还没有一个好的习惯。“文明村”活动努力改变农村这种杂乱无章的现象。叶榭公社叶兴大队朱赵村等做到了“东西大楼一条线、高低树木一条线、家家洗衣台一条线、屋后粪缸一条线”的“四条线”，改变了过去“水泥场上多烂泥、屋前河边倒垃圾，枯枝乱柴随风吹，鸡鸭成群屎满地”的现象。仓桥公社周星大队里浜村曾有一只“邋遢井”，有人用，无人管。四周污水、淤泥、脏物搅在一起，臭气熏人。人们说：这口井的四周龌龊得脚踏不下，宁可穿套鞋，铺砖搭桥去洗东西。开展“文明村”创建活动后，生产队长、市新长征突击手张德方与团支书徐川云，带领青年先攻这只“邋遢井”，清理全部污水、污物、淤泥，开了一条50米长的出水沟。四周铺上一层厚厚的黄泥，“邋遢井”变成了“卫生井”。乡村环境面貌的改变带动了全体社员精神面貌的好转。
　　（五）开办美育课堂，普及农村青年。“文明村”活动中，农村青年有许多“不美”现象：有的“男的起床不叠被，女的出工不梳头，衣裤摆放一团头”；有的“进屋脚开门，出屋骂山门”。针对这种情况，松江各级团组织为青年们开办“美育知识课”，把少先队中开展的“请、谢谢、对不起”六个字运用到青年农民中，动员他们自觉自律，搞好家务，美化家庭。青年们努力做到屋内天天整理，东西堆放井井有条。叶榭公社的青年社员，还养成了“收工后洗净工具，回家后刷清鞋子，上街归来擦亮车子（自行车）”的良好习惯。新浜、昆冈等公社，还办起“青年之家”，召开小型农民运动会，创作农民画，编写小剧目。那种认为“乡下狮子乡下调，家庭打扮搞不好”的想法，没有市场了。
　　（六）修桥铺路，绿化美化。松江县五里塘公社有座太平桥，地处三个村的交界处。桥坡一直没人修整，好天人爬桥，雨天成断桥”。有社员感“叹：太平桥何时太平？文明村”活动中，三个村里“的青年主动组织起来，从200多米处挑土填桥坡，修好了这座“三不管”的太平桥。据1982年的不完全统计，松江全县共开展了200多次修桥铺路活动。青年们在屋前屋后见缝插针大搞绿化，有的还种上葡萄、桃树、梨树、桔子树等果树。全县建成“果树村”30多个，共种果树19000多棵。两年间，松江县青年义务植树75万株。全县有“绿化管护队”卫生保洁队”700多个。“
　　（七）支持农民建新房，规划农民新村。新浜、张泽等公社，积极规划农民新村，新楼房将“设计朝向一致、整齐划一”。在支持农民建新房、改善居住条件时，也会产生一些矛盾，需要做工作。张泽公社四村大队有一对老夫妻，四个儿子分别造起了楼房，而老夫妻反而无安身立足之处。“文明村”活动开展后，大儿子召集三兄弟商量后认为，他们过去不讲文明，现在要多尽孝心。接着，他们为老人造了新房。四个媳妇也转变了，争着服侍老人。做到“饭菜送到手，马桶有人倒，冬衣有人做，生日有蛋糕”。“四郎推母”变成了“四郎敬母”。
　　（八）建立“包户关心小组”和“联系户制度”。在落实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文明村”中的“包户关心小组”对烈军属、五保户实行了“三包”，即包打扫卫生、包种自留田、包挑柴和米。松江全县建立了1200多个关心小组。在“文明村”里还建立党、团员联系户制度，联系对象张榜公布或者在社员大会上宣布。党团员对联系户政治上关心、生产上支持、生活上帮助、风气上传帮带，形成“一户带几户，共同树新风”的局面。
　　（九）破除迷信、禁止赌博收到效果。在“文明村”活动强大的正面舆论宣传下，迷信、赌博等活动越来越少。松江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的汇总材料称“文明村”是“歪风吹不进，邪气不沾边”。前几年，有个算命的到张泽公社大庙大队算命，不少人去算命，有的人还借了钱去算命。1982年春，大庙大队开展了“文明村”建设，这个算命的又去该大队，社员们不但没有去算命，而且还用科学道理当场戳穿了算命的鬼把戏。
　　（十）妇联组织深入调研，做好调解矛盾工作。1982年初，松江县妇联开展调查摸底工作，弄清各家各户在家庭关系、教育子女、计划生育、勤俭节约、邻里团结等方面的情况。对各类情况的家庭登记造册，建立一本账，做到“经常关心、经常抓”，有的放矢做好全县4000多户关系不和睦家庭的转化、调解工作。上海市妇联的《妇女情况》总结了松江妇联该方面的经验，《解放日报》曾予以报道。松江县塔汇公社妇联还组织了一支有“好媳妇、好婆婆、好妯娌”参加的宣传队，深入各大队巡回宣讲，并组织女社员观看《喜盈门》电影。
　　（十一）尊敬老人，爱护子女。过去有的媳妇到婆家“一个月不响，二个月不让，三个月吵得叮当响”。现在“文明村”里媳妇孝敬公婆，媳妇争做家务的事到处可见。五里塘公社园中大队花园村女社员高介英到婆家后不久，曾经认为婆婆烧的菜淡，就把菜倒在猪食桶里，伤了婆婆的心。在村里亲戚、邻居的帮助下，小高主动向婆婆道歉，还买了滋补品送给婆婆，平时也主动争做家务事。她婆婆高兴地说：“‘文明村’活动让我媳妇变好了。”小辈们尊敬长辈，对年老社员都叫尊称。年轻社员之间也叫名字，不叫“绰号”了。张泽公社新华大队60岁以上的老年社员，其粮草款由子女承担，老人的劳动所得作为自己的“零用钱”。五里塘公社园中大队花园村青年张春华的爷爷年过八旬，站立困难，平时常躺在床上，可老人是个评弹迷。小张知道爷爷的心思后，用自己平时节省的50多元钱，给爷爷买了收音机，老人躺在床上也能听到评弹了。
　　（十二）书报杂志进入农村家庭。松江全县先后办起300多个文学、写作、数学、农技、农机、兽医、电工、摄影、美术、文艺、裁缝、木工等培训班。张泽公社大庙大队等单位的青年自费订阅了《中国林业》《果树修剪》等书报杂志，学习热情高涨。张泽公社井凌桥大队青年队长储斌贤自费订阅了8种杂志，并从全国几十家报刊上摘录下有关农技知识的资料，用科学技术改造后进队。他任职2年，社员的分配翻了一番，大麦亩产实现800多斤。佘山公社种子场青年场长楼越麟刻苦自学大学的水稻栽培教材，理论联系实际，培育出“76选系”水稻新品种，为水稻良种的提纯复壮作出了贡献，光荣出席了“全国青年自学成才大会”。全县涌现出上千个“读书读报小组”，在上海市郊青年读报用报竞赛活动中，松江县参加考试的有18000人，一等奖获得者占全市总数的三分之一。
　　（十三）弘扬“爱社胜过爱家”的先进事迹。车墩公社漯水渡大队宋家生产队的董绿仙，为了做好饲养员本职工作，6年来放弃结花的家庭副业，掼掉了一只“勾花针”（一年起码少收入150元），起早摸黑，全身心扑在集体养猪工作中。每到青料淡季时，她就去割青草、补充柴糠。她不仅自己割青草，还带了两个孩子一起割青草。6年来，生产队饲养场年年有盈余；她饲养的肉猪，4个月头重超过200斤。社员们称赞董绿仙一家是爱社胜过爱家的文明家庭。仓桥公社用心寻找正反两方面的典型事例，具体、形象、生动地进行新道德、新风尚教育。新业大队秀浜生产队的张红珍，23年如一日，照顾双目失明的公公，好饭好菜让公公吃，冬暖夏凉的向阳房间让公公住。新曹大队曹南浜村有3个青年，自发组织了一个理发小组，用工余时间为社员理发，不收钱、不收礼。逢到下雨天和节假日，还走村串户上门服务。1年多来为群众理发1000多人次。
　　（十四）乡规民约，人人遵守。这是群众“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的有效措施。“文明村”里订立《青年文明守则》《文明家庭守则》《文明村青年卫生须知》等，让社员受到纪律的约束和相互间的监督，促使大家从日常生活小事做起，逐步养成讲文明的好习惯。五里塘公社园中大队团支部书记胡海寿花了几天时间，创作了《花园村文明行为三字经》，共48句144字。经花园村生产队社员大会讨论通过，印发到每家每户。“乡邻间、和睦处，既敬老、又爱幼，待人诚、和气亲，讲朴素，衣着洁”，朗朗上口，易读易记。社员们纷纷说：文明公约是我们讨论通过的，我们就得自觉遵守。
　　1983年1月2日，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通知（即第二个中央农村一号文件），文中指出：“要通过制定乡规民约，开展建立文明村、文明家庭的活动。”1983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通知》也强调：“通过制定乡规民约，开展建立文明村、文明家庭活动，改变村容村貌，增强村民团结、家庭和睦，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尚。”而关于建立文明村、文明家庭的活动的提法，在1982年5月松江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的总结材料中就有类似的表述。这说明松江县的文明创建活动方向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