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咏，1956年3月生。曾任原共青团静安区委少年部副部长、部长、副书记，共青团上海市委少年部副部长、部长、市少工委副主任。1997年11月至2004年12月任原中共静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1998年11月至2004年12月兼任区委党校第一副校长，1999年12月至2004年12月任原中共静安区综合经济委员会党委书记。是原静安区“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的主要发起人与参与者，亲身经历、见证了静安楼宇党建的萌芽与蓬勃发展。
王长燕，1956年3月生。曾任原静安寺街道综合经济党委副书记、综合经济党总支副书记，参加“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王长燕是商务楼党建工作的主要响应者，提出从“找党员”向“服务党员”转变，是商务楼宇党员服务点主要发起人和参与者，亲历了静安寺街道楼宇党建的发展历程。
口述：谢咏 王长燕
采访：谷甲先 郭晓静 杨晔 化燕楠
整理：杨晔 化燕楠
时间：2018年7月16日
此次口述分别采访了原中共静安区综合经济委员会党委书记谢咏、原静安寺街道综合经济党总支副书记王长燕。谢咏同志从摸清家底、综合经济党委由来、深入企业得人心、楼宇党建新跨越等方面讲述静安区楼宇党建的发展历程；王长燕同志以“游子”找到了家这一生动案例回顾了静安寺街道楼宇党建工作者忠诚担当的心路历程。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地处上海市中心、具有独特区位优势的静安区，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大量高档商务楼宇拔地而起，新经济、新社会组织（简称“两新”组织）如雨后春笋般迅猛发展，“高智商、高学历、高技能、高收入”的“四高”人士集聚在楼宇之中，社会现实需求呈现多样化趋势。楼宇经济强力带动下的这种日新月异的变化，也迅速反映到了我们的党建工作中，不仅开创出“两新”组织党建的新领域，也催生了“楼宇党建”这道静安区基层党建历史上的靓丽风景线。静安区在“两新”组织中延伸开展党建工作，既是按照中共上海市委“消除空白点、扩大覆盖面、增强有效性”党建目标进行的有效实践，也是针对现代企业经营特点和企业内党员工作实际情况的创造性探索。
一定要摸清“家底”
1992年，静安南京路地区综合开发的思路提出后，静安区迅速步入了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面对区属经济向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大形势，区委对拓宽党建工作新领域，扩大党的工作覆盖面非常重视。如何以楼宇为新的工作阵地和载体，摸清“两新”组织“家底”，既重要又难做。1998年，区委组织部曾对新经济组织中的股份合作制企业中共党员做过局部调查统计，不曾想调查的结果却是“家底摸不清”。主要有三方面问题：一是摸不清股份合作制企业底数。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数据库中，只有注册在我区的企业数，而无注册在别处、经营在我区的企业数。二是组织关系管理滞后。有的党员组织关系留在原工作单位，有的迁回居住地，有的则到异地工作，不知道到哪里转接组织关系，成为游离于组织管理之外的“口袋党员”。三是统计调查党员情况手法单一。统计人员缺乏新经济组织专业知识，有些调查人员只看见有企业经营，有时界定不清企业的性质，故统计数据有误。
基于这种情况，1999年，我们开展了“地毯式”的统计调查，决心要摸清“家底”，并提出了“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统计调查思路。调查前，我们举办专题培训班，讲解如何收集辨析统计调查信息；调查中，对重点企业统计予以定性指导；调查后，对已掌握的新经济组织党员的数据资料认真核对，对有疑问的企业重点复核。此外，我们还探索了新的管理模式，在每个居委会建立新经济组织及党员数据档案，每季度随党员统计报表一起上报，确保统计数据及时更新，并整合分析数据，为区委决策服务。在汇总整理各街道提供的调查数据基础上，与工商分局、工商联、外经委、计划委、科委、经贸委、招商办、协作办等部门的数据比对，梳理、剔除不确切数据，然后按新经济组织类型建立新的数据库。可以说，通过这次“地毯式”的统计调查，我们终于基本摸清了区域“两新”组织的“家底”，并撰写了调查分析报告上报区委。
“综合经济党委”的由来
1999年，按照市委要求和静安发展实际，区委把“两新”组织党建列为工作重点。7月初，区委召开了新经济组织党建工作专题会议，有关大口、街道党组织负责人参加，大家对区委提出的组织设置分层管理思路给予认可。区委认为，加强新经济组织党建工作，光靠一个部门不行，光靠党务部门也不行，要靠各部门的努力，形成党的工作合力。按照“有利于加强党的工作、有利于党员教育管理、有利于党员发挥作用”的原则，及时合理调整和健全了党的组织体系。
1999年12月22日，即将跨入新千年之际，区委下发第90号文，批准成立中共上海市静安区综合经济委员会（上海市静安区新经济组织党建工作协调指导小组），我成为静安区历史上第一任综合经济党委书记。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历历在目，当时区委决定要建立一个管理新经济组织的党委，主要是负责区域内有一定规模和知名度、产值利税高、无上级行政主管的新经济组织党建工作，给我一个任务就是召开第一次党委会，其中议题之一竟是为党委取名，这恐怕是静安区基层党建历史上闻所未闻的“史料”。记得在第一次党委会上，区委领导向党委委员们宣读了党委组成单位及人员名单后，大家就为党委取什么名称展开了热烈讨论。在明晰工作定位、党委主要职能和服务对象后，委员们达成了共识，从几个名称中遴选出“中共上海市静安区综合经济委员会”（简称“区综合经济党委”），大家一致认为这个名称最符合区域内较高层面的新经济组织实际，并报告了区委。就这样，区综合经济党委诞生了。
2000年第一季度，党委成立未满百天，我们就召开了两次党委会，传达了市委精神、分头汇报调研情况，商量建章立制、2000年工作要点以及筹备成立大会等事情。党委办公室也很快运作起来，刻章挂牌，下发简报。春节前后，党委委员们还借助拜年机会，走访、接触了有关新经济组织，经党委筛选，并与有关大口协商，确定了可以隶属我们综合党委管理的13个新经济组织。
由于新经济组织的经济形态、行业、规模都不同，党建工作没有现成的答案可以寻找，任何时期都没有像那时更需要分类指导。当时，区委根据新经济组织布局特征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认为“加强新经济组织党建工作”不能只停留在纸面上、挂在口头上、贴在墙面上，必须重心下移，因此建立了“两新”组织党组织的三级网络：在区的层面建立区综合经济党委；街道层面建立新经济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和街道综合经济党总支；维持大口党组织对改制新经济组织党建工作的领导关系。区综合经济党委则主要在三个方面下功夫：一是明确领导责任制，建章立制，责任到人，推动形成“党委领导，行政支持，各司其职，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二是对基层党组织负责人加大培训指导力度，提高新经济组织党建工作水平。通过加强培训，提高党组织负责人的素质，为他们开展工作创造条件，保护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保证基层党建工作有人愿做，有人能做，有人会做；三是严把“两头”，规范“中间”，进一步做好新经济、新社会组织党员的教育管理工作。所谓“严把两头”，就是严格把好新党员发展进口和不合格党员清退出口；“规范中间”就是加强党员的日常教育和管理，增强党员的党性锻炼，提高党员的基本素质。
深入企业得人心
必须承认，在区综合经济党委成立后的一年时间里，我们工作中遇到了不少问题。我们发现，区综合经济党委与新经济组织的关系很脆弱，因为不是嫡系部队，又分属各行各业，在资产、人事等方面联系松散，而且企业内呈现出“职工年轻化，党员老龄化，员工白领化，党员蓝领化”现象，主要需解决以下几个问题：一是联系不顺。由于新经济组织想法各异，联系很困难，接待你客气但不真心。二是建立党组织的指导思想较为实际。如建党组织与是否能提供经济、税收等优惠政策挂钩等。三是建立党组织后，还必须回答工青妇以及精神文明建设、综合治理工作的归口单位。四是受经营制约，新经济组织来建离撤周期短，党建基础脆弱，出现“企业跟着市场转，党员跟着市场跑，组织网络跟着补”的现状。五是新经济组织党员流动快，面临生存矛盾，多数因组织生活不正常，缺少组织的关心教育，产生思想问题比较多。
以上问题令我们清醒意识到，区综合经济党委的工作方法必须要适应楼宇经济发展趋势和“两新”组织党员特点，不断探索创新。我们将所属党组织分为三类。第一类为3个分级党委，包括大众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方正延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爱使股份有限公司，都是股份制企业，合计党员197名。第二类是4个党支部，包括城市房地产有限公司、申安对外经贸易有限公司、博科计算机软件有限公司、新世纪日用化学品有限公司，企业性质有内资、国有、私营、股份制多种形式，合计党员36名。第三类还有6个问号组织，其中沪港审计咨询中心（集团）有6名党员，挂靠在市经营者人才公司；春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有2名党员，但均不在上海；茉织华股份有限公司有3名党员，虽可建党支部，但几次联系不到负责人；私营的一方电脑有限公司有2名党员，注册在静安，但经营在其他区，究竟归属哪边？阪神服装贸易有限公司有6名党员，为家族企业，愿意建立党组织，但要考查；还有国威房地产公司有2名党员，由于与区里合作不愉快，想要撤资。
对以上三类企业党建工作，我们采取了以下对策：首先是抓住源头、建立网络。我们本着“谁登记、谁落实”的精神，建立党员长效管理制度，对流动党员实施同步登记，摸清情况，使每一个新经济组织的党员都能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接受所在党组织的教育与管理，把党员纳入到较为紧密的组织管理体系中。其次是以“小型、业余、灵活、务实”的原则开展工作。根据新经济组织散、小、杂、流、变的特点，我们找准党的工作与企业经营的结合点，突出工作的分类指导,努力探索党员教育的新路子，更加注重针对性和有效性。比如，我们在联系时就遇到企业提出请我们代劳寻找办公用房、宣传企业、办理出国审批件等事。我们带着感情，把这些“份外事”看作是做好党建的“份内事”与工作突破口，热情为他们服务，营造静安区良好的招商、留商环境。最后是整合资源、依托载体齐抓共管，增强党的工作合力。结合“七一”评选、党员民主评议等活动，引导党员发挥作用，把新经济组织党员管理、教育好。
此外，我们坚持党委联系制度。考虑到“两新”组织中的党员，大多为高智商、高学历、年纪轻的“白（领）骨（干）精（英）”，党组织的活动必须要适应他们的特点和需求，并为他们构筑交流的平台。同时考虑到区综合经济党委组成部门和服务对象的特殊性，我们建立党委委员联系制度，每位委员要上门联系、包干落实几家新经济组织党的工作。在推荐、评比中，我们充分发挥了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增强了“两新”组织党员、职工的荣誉感和主人翁意识。2001年建党八十周年之际，区综合经济党委第一次有2名同志被评为静安区优秀共产党员、静安区优秀党务工作者；8名同志被评为静安区先进生产工作者；3同志被评为市区三八红旗手。
现在想来也很有意思，2000年我们在排摸工作中得知，沪港审计咨询中心（集团），也就是现在的沪港国际咨询集团，因为隶属关系不同，加上我们在登记造册时将总裁“郭康玺”的名字写成了“郭康鑫”，一直联系不上他。2001年，因为做毕业论文，我和郭康玺分到同一个小组、同一位导师，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原来他竟是我98级同窗三年的研究生班同学，因为一字之差，所以相见不相识。后来我们及时为他们建立了党组织。身为党组织书记，郭康玺工作非常严谨，对公司党建工作也抓得很实。每逢清明时节，他都要组织员工到龙华烈士陵园祭扫革命英烈。他曾对我说：“搞审计的人就是经济警察，一定要对自己自律，有严格的要求。公司高管如果没有入党要求，我是不会考虑让这种人接班的。”果然，我们学习党章培训班中就有了沪港副总裁的身影，我也曾经去他公司为中层以上的骨干上党课。郭康玺先后获得第二届全国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上海市劳动模范、上海市非公企业优秀共产党员、静安区首批领军人才、静安区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静安区优秀共产党员等诸多荣誉。
楼宇党建实现新跨越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截至2000年12月31日，注册静安的各类新经济组织达到3504家，共有职工22463人，党员1381人，共建党组织131个，基本实现了新经济组织党的组织和工作全覆盖的阶段性目标。2002年11月8日党的十六大召开后，新党章中第一次出现了“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党的基层组织”的提法，这为我们正在探索实践，且无现成答案的“两新”组织党建带来了一大利好消息。不久，新华社《动态清样》刊发了上海分社记者杨金志撰写的报道——《支部建在楼上，党建落在实处》，介绍了由静安寺街道党工委牵头，在中华企业大厦创设第一个“党员服务点”，扎实推进“走进三扇门”，即走进商务楼宇之门、非公企业之门、党员和员工心灵之门的“两新”组织党建新模式。让党员不分组织关系隶属，在工作地找到党组织，过上正常的组织生活，这种“支部建在楼上”的做法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高度肯定，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作了重要批示。因为是以楼宇为单位延伸开展“两新”组织党建工作，这一模式又被形象地称为“楼宇党建”。
区委对此高度重视，要求我们站在更高的起点上，在楼宇党建的机制、长效管理、制度建设等方面突破瓶颈，实现新的跨越。2003年，区委组织部下发《关于印发〈静安区商务楼宇党建工作规范（试行）〉的通知》，强调楼宇是社区党建网格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以楼宇党建为重点，整合社区各类资源，编织好社区、楼宇、社会三张工作网。区“两新”组织党建协调指导小组也进一步健全完善，成员单位从原来的9家部门扩展到24家；街道综合经济党总支升格为综合党委，全部由副处级人员担任书记，专职抓社区内“两新”组织党建工作；居民区党（总支）支部更名为社区党总支，牵头抓组织协调。
区委的这些制度设计似及时雨，滋润着如春笋般饥渴的“两新”组织，为以后几年楼宇党建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如运用社会化配置方式，在全市率先招聘53名商务楼宇工作者；又如各部门联动，共同举办“健康、时尚、运动”商务楼宇运动会；再如举办“理想走进心世界”楼宇青年政治启蒙班以及文明商务楼宇、健康楼宇创建工作的开展等，都收到了非常好的实际效果，受到了“两新”组织党员的高度认可。中央、市委有关领导也曾多次赴静安视察，发端于静安的楼宇党建工作迅速推广到全国。
我体会到，楼宇党建是全区从事“两新”组织党建工作同志立足改革开放发展大局，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的创新之举，也是“以服务促管理”的“两新”组织党建结出的丰硕果实。我们通过每一项具体的服务来实现对“两新”组织党员、经营者、员工的组织关怀、事业关怀、精神关怀和生活关怀，正是如此，才能有效地增强党在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影响力和凝聚力，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可以说，楼宇党建在“两新”组织党建的历史中，留下了一段辉煌、永不褪色的宝贵财富。
“游子”找到了家
我记得是2002年7月16日的下午，一个年轻人匆匆忙忙来到我的办公室，焦急得问道“您是这里的负责人吗？我的介绍信和党组织关系已经在口袋里放了两年了，还能不能转到你们这儿来啊？”我说：“我是这里的负责人，究竟是怎么回事，你慢慢说。”这名着急匆忙的小伙名叫郑川，是上海交大的毕业生。两年前他在学校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先是在嘉定区一家日资企业工作，但园区内没有党组织而无法转接组织关系。后来他到住址所在居委会，但由于户籍和住址不在一起，户籍和住址所在地的居委会均因“情况特殊”而难以接纳，后来又遇到了住房动迁……这一晃就是两年过去了，就成了“口袋党员”。今天他看到公司所在的紫安大厦底楼大厅挂了“党员服务点”的指示牌，就主动找到这里来的。听了郑川的“诉苦”，我十分理解也很欣慰他能够不忘身份，积极向组织寻求帮助，但他的情况确实比较特殊，当时我告诉他：“因为你离开组织时间已经比较长了，也长期没有参加过组织生活，但鉴于并非你主观故意，所以你先向组织如实写一份详尽的情况说明，我们经过审核后再做决定。”第二天，郑川就提交了一份详细的情况说明。后来我请示了上级党组织，汇报了具体情况，最后综合经济党总支决定：郑川先在紫安大厦党员服务点定期参加活动，经半年考察后，再予以党员登记。自此，郑川每个月都到党员服务点参加组织活动，履行党员义务，以实际行动接受党组织的考察，并在年底向组织递交了一份深刻的思想汇报，再次要求组织恢复自己的党员身份。经过考察后郑川终于如愿，拿到了“党员登记表”，并补交了党费，恢复了党员身份。当时这个算是比较典型的例子，很多媒体进行了报道，后来陆陆续续就有其他党员也来寻求帮助，就像“游子终于找到了家”。
据统计，2002年，静安寺街道辖区内有28幢商务楼宇、472家外企与民企。我们按入驻企业的性质（所有制形式）、企业规模（注册资金员工多少）、人员结构（职工学历与年龄比例）等项目开展一楼一册一户一表的调查。以紫安大厦为例，我们发现入驻的仅2家为国有企业，非公企业达37家。其中企业注册资金100万的有2家，30万—50万的有16家，30万以下的有31家。这些企业的员工40岁以下的占76%，学历大专以上的占85%，党员占.5%。在调查中发现，这些非公企业的党员有些对自己的要求不高，个别党员在调查中甚至有不愿公开自己的党员身份。这些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党员的组织关系隶属不同，有属地管理、属条管理，还有属资管理，空挂的“口袋党员”也有，党组织难以管理。像人才聚集的天宇科技发展公司、塞特斯计算机软件开发公司等高科技企业是清一色的高学历员工，其中不乏硕士、博士和专家，并且年轻人居多，各种思想在这里交汇，但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一时难以进入，党员作用难以发挥。在个别交谈中，一些党员党性意识淡薄，认为现在在民企工作，凭知识本事吃饭，就算是企业老板的脸色我们也不看，干活拿钱，天经地义，也用不着起先锋模范作用。
看到这种现象，作为一线党建工作者，我也曾有过困惑和苦恼，于是开始换位思考，为什么不能从“找党员”向“服务党员”转变呢？于是我们向街道党工委汇报，于2002年4月10日开展了一场“解读困惑、寻求支点，树新形象”新经济组织党建话题大讨论。企业没有党组织，党员关系无法挂靠，党员怎么发挥作用，青年要求入党如何申请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会上达成的共识有：尽快创造条件建立党组织，千方百计地把党员组织起来，千方百计地把党员活动开展起来，千方百计地把党员的影响拓展开来。记得当时一位民营企业老总说的一番话让我十分感动，仍记忆犹新，他说在成为企业老总前我就已经是一名老党员了，是共产党员不论在什么地方，从事什么工作，都要保持党员的本色不变，跟党走的信念不变，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变，共同树立党员新形象。
2002年5月26日，全市第一家商务楼宇党员服务点在中华企业大厦挂牌。到现在我还记得那时的心情，十分激动，因为这块牌子来之不易，也是全市第一个商务楼宇党员服务点。“党员服务点”的服务内容：为因故未能落实组织关系的党员办理转接组织关系；代理承办党员缴纳特别党费；开展党员党课教育，提供党员开展组织生活、民主评议等有关学习资料和党的基础知识查询服务；接纳入党积极分子的入党申请，并进行培训、培养和发展；利用社区资源，为党员开展文体活动、生活求助、就业指导、法律咨询等提供服务；为党员志愿者参与社区精神文明活动和其他公益活动提供联系、协调服务等。不到一年半时间，街道28幢商务楼中已有19幢楼宇实现了党的工作覆盖，包括在楼宇内条件成熟的企业建立独立党支部、建立楼宇联合党支部、设立楼宇党员服务点等。正是因为党员服务点的建立，使党员主动找党组织成为可能，有效地解决了商务楼宇新经济组织党员组织关系与工作地点分离的矛盾，并成为党员教育管理的有力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