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明岛的北部大半是当年的八个市属国营农场，现在改制成为两个最年轻的镇——新海镇和东平镇。解放以后至上世纪70年代末，三十年间，市、县政府先后组织围垦数十次，其中大规模围垦9次，面积达500平方公里左右，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先后建立多个国营、军垦农场，成为支撑上海副食品供应的后方基地。在此期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为崇明打下了鲜明的知青文化印记。据县志资料记载，先后有22万知青在崇明岛工作生活过，在改造荒滩、建设农场的同时，也创造了富有特点的知青文化。
知青文化
崇明岛1400多年的历史中，虽不断有四方移民来崇明生活定居，但从来没有过这样大规模、有计划的外来人口迁入。这么多上海知青来到崇明，带来了城市的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对崇明古老的农耕文明带来的影响是前所未有的。
1.交通运输的大幅增量
崇明人以前外出不多，县内原有的那点交通运力远远不能满足大批知青的出行。为此扩建了南门码头、堡镇码头，修筑了长达百里的北沿公路，拓展了公交线路，增加了营运车辆，使公交车能到达每个农场场部。上海市轮船公司又建造了当时国内最先进的两艘双体客轮专用于申崇航运。当时南门港码头上来来往往的旅客中农场知青占了一大半，充斥着“阿拉、阿拉”的上海口音。
2.传播了先进的农业技术
农场的机械化程度远远高于崇明乡村，许多崇明人农闲时到农场打工，学习了农业机械化耕作技术和科学种田技术，农忙时邀请农场机械化耕作队到乡村（当时叫社队）支援，插秧机、收割机、开沟机、履带式拖拉机等轰隆隆开进生产队作业，引起农民围观，使许多崇明农民见识了什么叫“机器种田”。飞机喷洒农药也首先在农场得到应用，着实让崇明农村人开了眼界。
3.促进了城乡文化交流
农场知青在当时是年轻而有文化的群体，相比闭塞落后的乡村来说，他们的文化生活比较丰富：文艺宣传队、读书活动、放映电影、举办体育比赛、摄影绘画展览等，并经常在崇明县城等地进行文艺演出和球类比赛，和崇明的文化体育爱好者进行交流，促进了城乡文化融合。笔者当年也曾是文艺活动积极分子，对农场文艺队“洋派”的乐器装备和高超的演奏水平十分羡慕，也曾学到他们的一些优秀节目。
4.年轻人观念的变化
市青年的思想观念、穿着打扮、消费方式、恋爱模式、卫生习惯、普通话以及都市流行语言等也对当时崇明人（特别是青年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收音机、手表、翻领衫、运动裤、白球鞋、尼龙袜等成为年轻人追求的时尚，农村青年情侣也开始学着城里人，在路上大胆地挽着胳膊走路或双双走进电影院，城镇乡村的青年人口头上也常常挂着几句城市流行语，如“扎台型”“开大兴”等。
5.城市文化和崇明文化的冲突
城市青年喜欢消费喜欢玩，工资发到手（尽管微薄）就成群结队的上街买东西，又吃又玩。靠近农场的一些乡集镇，如浜镇，一到农场发工资的那几天，集贸市场上鸡鸭鱼虾往往被农场青年一扫而空，有的还跑到农民家里买鸡买蛋、买鱼买蟹，大餐一顿。拿粮票换农民的农副产品也是农场青年常做的事——他们的家长怕孩子在农村吃不饱，支援他们的粮票往往被他们换了农产品尝鲜。而农村人因为不吃商品粮，很少有粮票，特别是全国粮票。崇明人历来讲求节俭，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对这样“大手大脚”的花钱难免看不惯，称他们“阿乌儿”。
6.娱乐场所增加
到80年代初，多数农场的繁华已经超过崇明的一般乡镇，特别是长江农场一条街，街道宽阔，规划有序，商店林立，建有当时崇明少见的影剧院、溜冰场、录像厅和娱乐中心等，吸引了不少人去玩，被称为“小上海”。
知青墙
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是我国结束“文革”后全面拨乱反正的年代，国家的知青政策有了重大调整，农场知青开始大批返城。然而知青文化并没有随着“上山下乡”运动的结束而终结。这不仅因为返城后，绝大多数知青又在相似处境下共同经历了30年改革开放的风风雨雨，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再次付出了他们的代价。更因为知青们难忘青春岁月在上山下乡中经历的种种磨难，他们自发组织起来，以各种方式来释放自己的知青情怀，展示自己的过去与现在，弘扬知青精神，丰富充实知青文化，崇明国家森林公园的“知青墙”便是代表性的纪念物。
“知青墙”是为纪念22万在崇明工作过的知青而建造的广场园林纪念碑，成为现在东平国家森林公园内一处独特的人文景观，以凝固的形式让人永远铭记那段历史。“知青墙”矗立在崇明国家森林公园的浩浩林海之中——正是当年知青们挥汗劳动的地方。
鲜红的主题雕塑是两把铁锹插在泥土中的造型，传达出当年知青荒滩围垦、战天斗地的劳动场面，又像两个抽象的人物造型，代表着知青男女，红色则代表着那个火红的年代。两侧列队而立的八块石雕概括了知青在农场的劳动生活，八块浮雕则代表着八个农场。知青墙体上密密麻麻铭刻着知青的名字，让人想起当年那一张张年轻的脸庞，有血有肉，极富历史沉重感，主题雕塑上的“青春无悔”四字让每个来到此地的知青仍深深怀念那个年代。
知青文化
知青现象对崇明古老农耕文化的演进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崇明农民科学种田的方式、城镇和乡村集镇的规划建设、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商业的繁荣、文化艺术的提升、崇明青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无不受到知青文化的影响。可以说，在当时封闭的年代，许多终生未出海岛的崇明人，基本上是通过“知青”这个群体了解上海这个大城市的。
当年的知青失去了学校读书深造的机会，却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练了意志、锻炼了能力，许多人回城后成为社会各阶层的中坚力量，其中的“老三届”尤为人称道。曾经在崇明农场劳动和插队的知青、后来成为国内知名作家的孙颙、赵丽宏、季振邦、郏宗培、王周生等都曾写过不少反映崇明生活的文学作品，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在他们笔下，往往把崇明称为“第二故乡”，对崇明的风土人情、父老乡亲倾注了深情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