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曾经“凭感觉”如今“智能化”
　　据《劳动报》报道，“改革开放推动了上海和全国的跨越式发展，我们是见证者，更是亲历者。”朱光裕一生的心血都奉献给了中交三航局，退休后他作为老专家继续为建筑装备的创新发展奉献余热，三年前才开始有闲暇享受晚年生活。这些年来他们这些建设者在见证历史，也在创造历史，在他们这些建设者的付出下，国家基建“起飞”，众多“不可能”成了“可能”，与此同时伴随着一个又一个大型工程，中交三航局这家有70多年历史的老企业，早期是走遍华东沿海建码头的筑港“王牌军”；90年代开始“水陆并举、多元发展”；而如今更是走向多元化和国际化。
　　一穷二白设备多数靠自制
　　1974年，朱光裕被调到三航局科研所，即中交上海港湾工程设计研究院的前身。他清楚地记得，自己当时是科研所的第60个员工。那时候只有小小的一幢小楼，6个办公室，房间不够，还在空地上搭临时工棚。平时也就搞点小打小闹的地基实验，没什么业务。
　　1978年左右，上海宝钢的万吨码头、北仑码头开工了，虽然三航局本来吃的就是“水上饭”，但这么大规模的码头还是第一次遇到。伴随着这么大的工程，三航局和研究所迎来了自身发展的第一次大跨越。
　　朱老笑着说，当时整个科研所只有小型设备，根本无法应对这么大的工程。只好两条腿走路，能采买的采买，大多数还是自力更生，自己设计开发。朱光裕还记得，当时遇到了一个难题：如何让上海软土承载起超大型码头。靠不断试验自我摸索，最后在老专家金东振的带领下，科研所捧回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交通部科研成果一等奖。
　　七十年代末，对三航人来说，还有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国家计委一个300万元的科研大项目落户科研所，即开发大直径混凝土管桩。朱光裕告诉劳动报记者，别看现在钢管桩遍地开花，可在当时钢铁稀缺价格昂贵，用作建设根本负担不起，而大型基建项目一定要有承载力足够的管桩才能匹配。当时只有美国有这种管桩，但是由于技术封锁，我们根本无法了解详情。只有靠自己摸着石头过河，从试验材料、设计设备、工艺开发，全都从零开始摸索。　　在上海的软土基应该怎样才能把“大管桩”打得稳打得牢，又需要各种试验从头探索。好在大家齐心协力铆足劲，历时一年多就把科研项目完成了。朱光裕自豪地说，“研制‘大管桩’的过程，我是全程参与的。我们科研所不仅研制成功，还制订了相关的国家工艺标准，并由三航局产业化生产，后来经过不断完善，其技术领先了美国同行。”由于混凝土桩的价格是钢铁桩的三分之一，在当时，这一成果为我国节约了大量的资金。
　　海陆并举为超高建筑打桩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上海迎来了城市建设的飞速发展期。1985年虹桥宾馆要开工了，但遇到打桩难题，无奈之下只有让三航局科研院来试试。没想到，一桩成名。1988年南浦大桥的桥桩，也交由三航局科研所完成施工设计，其水平有目共睹，从此浦江上的所有大桥都有了他们现场试验的身影。
　　越来越多的超高建筑在上海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殊不知，当年建设经验少、可用资金捉襟见肘、施工设备滞后，对这些超高大楼的施工法都是逐渐摸索成熟的。金茂大厦施工前，曾有过比较明显的分歧，美国专家坚持采用混凝土灌注桩；德国专家认为必须钢铁桩才行；朱光裕总工程师参与其中，他不慌不忙、胸有成竹，经过现场考场和仔细验算，有理有据地提出了甲方能接受的打桩方法，并实施成功。先进的设备和过硬的技术，让三航研究所抢占了上海城市发展的制高点，也为三航局的市场开拓做了先锋。
　　在当时国外技术无法引进、国内建设经验缺乏的历史时期，全靠大家开拓创新、自力更生的精神。朱光裕对海洋石油钻井平台的建设至今记忆犹新，根据作业特点，他当时提出只有采用国外普遍采用的吊打方法，才能完成打桩作业。但究竟如何吊打，大家只是耳闻，从未有机会目睹。提出方案后，大家又一次摸着石子过河，吊打方法终于试验成功，并在交通部再次获奖。
　　谈起自己的那段黄金岁月，朱光裕感慨良多。改革开放后，尤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大型重点工程批量推出，无形中给工程建设者带来了自我提高的机遇，在应对挑战的过程中，大家的技术水平不断被推升。
　　在筹建洋山港工程时，关于是否要进行负摩擦试验，科研所的同志曾经反复斟酌。洋山港土基非常软，建设中和建设后会出现明显沉降变形，从而对管桩形成很大负压，影响工程质量。如果要就地测算负摩擦数据，不仅费时几年还耗费资金，且失败率高，这样大型的试验国内外都少有先例。但如果不进行试验，不测试出负摩擦数据，施工只能“凭感觉”，边做边调整。权衡之下，朱光裕还是决定带着大家开始进行试验，最终取得成功，还为随后的几期洋山港工程设计施工建设提供了指导。
　　智能化获取数据不再劳师动众
　　随着业务量和技术要求的提升，任务目标越来越高端化和智能化。科研所的人员配备也在与时俱进，硕士博士已经成为科研攻关的主力军了。40岁的吴锋尽管年轻，但已在“实战”中迅速成长起来，成为领军的总工程师。伴随着越来越多的工程在全国铺开，吴锋忙得不可开交。他老婆至今还经常会旧话重提，抱怨她在生娃时，还没等宝宝降生，吴锋就因为工作急着离开医院。
　　吴锋告诉记者，从2005年东海风电项目，算是一个新的起步。现在各地的海上风电项目都有三航人的影子，他们已经包揽了全国80%左右的海上风电建设份额。回想2005年刚起步时，海上孤岛风大浪急，该如何安装风电设备，大家心里都没底。虽然国外有设备，但要价高不适合国情，“不怕你们对我们技术保密，只要给我们看一眼，我们就能想办法自己研制！”就凭着看到的海外视频，科研人员们靠着自己的专研精神，把完成这类项目需要的新材料、新设备、安装工艺流程、监测设施全部自主研发出来了。不仅如此，由于配套建立了数据库，从此我国海上风电项目的监控系统都由三航局提供了。
　　不仅要建好，还要实现智能化自动化，这是时代给科研人员提出的新要求。浙江省要建造世界上第一个潮汐发电站，三航人不但需要攻克设计关、设备关，还要解决监控的难题。潮汐发电站在外海，环境恶劣，无人值守，在吴锋的指挥下，科研人员放弃休息赶工期。拿出了现场自动收集的数据，远程监控的智能系统，不仅出色地完成了潮汐发电项目，这套系统还广泛应用到各种工程中。过去为了完成施工试验，需要大批人员24小时坚守现场，随时收集数据，现在除了个别值守人员，专家们只要留守上海，就能对远方传递过来的数据进行汇总分析，作出判断。
　　进入21世纪后，通过主动拥抱信息化浪潮，让三航人始终站在时代的潮头，也让我国和上海的基础建设插上了智能化的翅膀，实现弯道超车，走进国际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