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海芳在门诊为聋人患者提供助医服务。（资料）
每周五，对于边海芳来说，有雷打不动的重要安排。
11:30，她从静安区家里准时出发；12:30，到达浦东新区即墨路东方医院，直奔三楼“义工之家”，穿上醒目的蓝色志愿者马甲，为志愿服务做准备；12:50，等候在三楼分组候诊区；13:00，微笑走向佩戴“smile”标识的聋人患者……她专为患者中的聋人提供帮助，用手语向他们询问病情，再翻译给医生听，然后陪着他们诊疗、拿药、预约下次就医时间……全国各地的聋人会慕名到这个助聋门诊就诊，边海芳每周五下午都忙碌无比。
出生在特殊家庭的她，深知“寻医问药”这件寻常事对于聋人来说是何等艰难。而她注定是有声世界与无声世界的使者，用“指尖的温柔”让这个群体感受到温暖。
快速准确了解聋人患者细微感受
“你的眼睛怎么不舒服？是看东西时眼前有‘白雾’，还是眼球胀痛，头也疼?”陈阿姨是边海芳当天第一个服务对象。用手语沟通大约5分钟后，她就对陈阿姨的病情有了精准了解。
六年里，边海芳掌握了丰富的医学知识，再结合自己的人生经验，能快速准确地了解聋人患者的细微感受。她深知，转述病情如果稍有差错，就可能影响诊断的准确性。
由于听不见、讲不清，许多聋人患者基本处于“小病忍、大病扛”的状态，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到医院看病。即使前往就诊，如果医生表现出一点点不耐烦，敏感的他们就会着急，一般情况下，聋人患者问诊时间往往比正常情况多几倍。
接过陈阿姨的相关证件，边海芳快速走下电梯，来到二楼挂号窗口的绿色通道。听力健全患者看到“插队”的是穿着醒目蓝色马甲的手语翻译志愿者，都会很理解地让出一条通道，方便他们优先挂号。挂好号后，陈阿姨亦步亦趋跟在边海芳身后。走着走着，边海芳似乎感觉到什么，停下脚步转过身，安慰性地握握陈阿姨的手，打着手语告诉她：“别担心，医生会帮你看好的。”
边海芳向眼科医生详细介绍陈阿姨的病情，然后把医生的询问内容用手语翻译告诉陈阿姨。这样的一问一答几个回合，花费的时间几乎是问诊健听患者的一倍，但过程极其流畅。经过详细检查，眼科医生诊断陈阿姨患有白内障，建议手术。知道要做手术，陈阿姨一下子慌乱起来。边海芳微笑着用手语安慰她：“白内障是最常见的眼科疾病之一，这不算大手术。”陈阿姨手足无措的样子缓解了下来。
转过头，边海芳和眼科医生说：“晚上我再给她儿子打个电话说明具体情况，我怕她说不清楚，耽误病情就不好了。”在助聋门诊里有一本厚厚的记录册，详细登记每一次来就诊聋人患者的姓名、联系方式、就诊情况，每个都有专属编号。
聋人家庭健听三兄妹成志愿者
门诊时间结束，服务了一下午的边海芳揉了揉酸疼的腿，在医院一个僻静的楼梯间坐了下来。
到这里来就诊的许多聋人都认识边海芳。不仅如此，他们还熟悉边海芳的哥哥边海桢和姐姐边海琴。边海芳的父母都是聋人，边家三兄妹倒是健听孩子，国际上通称为 coda（child of deaf adults)。
美国有相当多的coda们从事与聋人有关的工作，像手语翻译、聋教育教师、聋人社会工作等。最早建立美国聋人剧团的卢·范特先生编写的剧本《次神的孩子（children of lesser god）》被拍成电影，聋人女主角玛丽·玛特琳更因此捧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
聋人本是弱势群体，作为其至亲骨肉，如果连coda也不能帮助他们，改变他们处境的道路恐怕更漫长。边海琴深知这一点。退休后，她放弃悠闲的退休生活，成为聋协资深手语翻译，也是东方医院助聋门诊的促成人之一。助聋门诊成立后，边海桢和边海芳也加入这份公益事业。东方医院开设助聋门诊，缘起6年前一次聋人义诊。偌大的门诊大厅寂静无声，只有两百多聋人在“比手画脚”——这一幕触动了东方医院的领导和医护人员，他们觉得应该做些什么。
2012年，上海市聋人协会（以下简称“聋协”）与东方医院合作开办助查门诊。这是全国首家助聋门诊，每周五由聋协提供手语翻译担任志愿者。边海芳成为首批志愿者，哥哥边海桢则是她的搭档。边海芳说：她和哥哥一下午要说不少话，没有时间喝水，也不敢喝水，“就怕上厕所，浪费聋人患者和医生的时间。”
为此，东方医院特意组建助聋义工小组帮助他们。义工平均年龄超过60岁，大都没有手语翻译基础，都是这几年边做边学的，有些义工还是大病康复后来参加义工小组的。
“上海手语”让患者倍感亲切
边海芳有时会看见母亲的聋人朋友来就诊。那些八九十岁的老人走进门诊大厅，拉着她的手比画，“东方医院的助查门诊实在好，终于能好好看次病了，真想把所有的毛病都让医生看看。”
聋人患者贾爷爷来自南汇，每次来东方医院都要上午就出门，倒好几次公交车，非常不便。他说，只要看到边老师兄妹在就笃定了。老人用手语说：“他们都用‘上海手语’翻译，我都能看懂。”
手语虽然是聋人的交际沟通工具，但也有中国手语和方言手语之分，相当于普通话和方言的区别。上了岁数的聋人患者更喜欢“上海手语”。由于医学术语太多，还要转换成“上海手语”，这对手语翻译志愿者是很大挑战。
在助聋门诊这么多年，边海芳也受过委屈。“由于聋人社交范围小，相对单纯，有时做出来的事让人又好气又好笑。”有一次，边海芳像往常一样被四五位聋人患者围着，她努力解答着每一个患者的问题。突然，一位中年女性聋人患者激动起来，对着她飞快打着手语。看了好一会儿才明白，对方在指责她手语打得太快、看不懂，没有及时回复问题等等。边海芳耐心对那位阿姨解释着，可她仍“喋喋不休”，在场其他聋人患者实在看不下去，都“批评”这位阿姨。服务结束后，边海芳在楼梯间哭了很久。到了下一周，她又笑呵呵来到东方医院，全身心地投入到志愿服务中。
后来，边海芳参加聋人朋友女儿的婚礼。席上，一位聋人阿姨不断打量边海芳，似乎想“说”什么。席间，她斟满一杯酒告诉边海芳，自己就是在医院“骂”她的人，“上次是我脾气太急，向你赔礼道歉。”
现在，这位阿姨和边海芳成了好朋友。如果家里人需要做重大决定，或者有不能解决的事情，她一定要找边海芳“聊聊”才放心。
“只要帮一点点，他们就会十分信任你。”边海芳说。那些来自聋人朋友的信任和友谊，让她觉得弥足珍贵，更是她坚持下去的不竭动力。在边海芳看来，无障碍设施是城市文明的“测量计”，而无障碍信息交流更是一座城市温度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