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国萍，十一届、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现任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街道虹储居委会党总支书记,虹桥街道基层立法联系点信息员。

从2015年9月开始，在上海虹桥街道虹储小区当了26年居委会主任、连任两届全国人大代表的朱国萍,又多了一个新身份——虹桥街道基层立法联系点信息员。

为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于2015年开始，陆续在湖北襄阳市、江西景德镇市、甘肃临洮县和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街道设立了4个基层立法联系点。

谈及两年来基层立法联系点的工作，朱国萍感触很深：“本来感觉法律离我们很远,似乎和我们没什么直接关系。现在法律就在我们家门口,我们每个人都自愿参与到法律的制定修改中,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人民当家作主！”

自下而上当好立法工作“传声筒”

2016年3月1日起，我国首部反家庭暴力法施行。值得一提的是,这部法律中，有多项内容来自虹桥街道基层立法联系点，由该联系点提出的“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请主体扩大到基层组织”“关注对老年人群体相应权益保护”等建议均被采纳。

除了反家暴法，两年多来，虹桥街道基层立法联系点还完成了慈善法草案、民法总则草案等共9批次、12部法律的意见征询工作,归纳整理各类意见和建议190余条。其中多条修改意见都体现在了最后的法律中,基层立法联系点的工作成效和社会影响力逐步显现。

朱国萍告诉记者，基层立法联系点在工作中十分注重“自上而下”当好“解说员”，尤其是在征求意见阶段,他们十分关注不同群体的立法心声。比如,在中小企业促进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阶段，对于中小企业和创业基地,着重听取中小企业在自身发展和创业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及期盼；对于基层政府部门，主要了解政府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所提供的公共服务、财政补贴、税收优惠以及政府采购、监督检查等问题；对服务企业的街道社区发展办公室、党建服务中心等街道直属部门，主要了解中小企业的服务诉求、税收负担及数据统计等问题。

除此之外，基层立法联系点还注重向基层干部群众解释好法律草案有关问题。对每部征求意见的法律草案，着重梳理重点条文和关键问题，尤其是与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突出问题，将“法言法语”转化成群众通俗易懂的语言进行解释。

基层立法点的设立，开通了最高国家立法机关和基层干部群众之间的“直通车”，架起了基层百姓与最高立法机关之间的桥梁，从此，百姓心声能更快更准地体现在立法中。

说实话道真情让民意直达立法机关

基层立法联系点成立一年多后，2016年11月，朱国萍应邀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民法总则草案基层座谈会。

民法典的编纂意义重大，涉及到每一个人，是社会生活的大百科全书。尽管不是什么法律专家，但是看到草案二次审议稿中规定“没有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的，由居委会直接担任监护人”的条款，担任了20多年居民区书记工作的朱国萍当时就提出，居委会作为居民自治组织，人少，事务杂，直接照顾无自理能力的老人小孩很困难。

朱国萍告诉记者：“我所在的社区就曾有一个跟着父亲生活的孩子，因为这名父亲被行政拘留7天，这家人的亲戚朋友都不愿照顾孩子。最后没办法，我就只能和其他几个居委会干部在这7天里全程陪护孩子，孩子的吃住都在我们居委会里。”

座谈会上，面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领导，面对来自基层的法学专家业内人士，朱国萍结合自己的实际，大胆提出了很多疑问，也给出了不少建议。比如，针对当时草案中关于由村(居)委会还是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的规定，朱国萍觉得实施起来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客观来讲，由居委会直接担任监护人是存在一些困难的。居委会是自治组织，本来人员就少，平时还承担大量的社区事务，对于老人、小孩这些缺乏生活自理能力、需要照顾的人，实在是有心无力，有的时候就是强撑着。”

座谈会上，朱国萍还发出了一系列自己的疑问。“以后两个子女的情况会越来越普遍，如果他们都要做父母的监护人，如何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监护人可以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这个和继承的关系如何处理？比如说，老人有好几个子女，本来这几个子女都有继承权的，但是其中一个子女是监护人，就把老人的财产都处置了，将来和其他子女的继承权发生纠纷怎么办？”

让朱国萍没想到的是，短短几个月后，今年3月，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民法总则，她的想法也体现在最终的法律条文中——没有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的,监护人由民政部门担任，也可以由具备履行监护职责条件的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担任。

难忘的立法经历，让朱国萍这位两届老代表深感欣慰。“看到我们的建议在国家法律中得以体现，我们基层老百姓倍感自豪，也深受鼓舞。这样的法律才是真管用的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