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教辅书籍市场盗版和正版各占一半？上海检察院做了什么让出版商收获信心
　　“盗版是困扰我们出版业许久的一个顽疾。在教辅书籍这个领域，盗版和正版的市场占比保守估计都能达到1:1，每年9月更是盗版的高峰期。”今天上午上海市检察院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副总编辑兼上海公司总经理刘广汉披露了这样一个数据。而上海检察机关日前办理的一起侵犯教辅教材著作权案件，则让他收获了信心，“我看到了检察机关在保护知识产权上做出的努力，也看到了他们探索出的新方法，对我们出版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两项创新机制助力知识产权保护
　　刘广汉说的“新方法”，其实是上海检察机关近年来为支持上海科创中心建设，推动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而推行的两项创新机制。上海市检察院金融检察处处长肖凯介绍道，检察机关在实践中发现，在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中，由于知识产权权利人无法第一时间了解到被侵权的情况，对案件进展不知情、不参与，因此在刑事诉讼中的参与权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为此，市检察院从2013年起便在全市检察机关推行侵犯知识产权案件权利人告知工作，今年更进一步要求全市检察机关在办理涉及知识产权的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类案件和侵犯知识产权案件的审查逮捕、审查起诉阶段就向权利人进行告知，加深权利人参与案件诉讼的程度。
　　“同时，由于知识产权的权利属性，权利人无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只能自行通过民事诉讼来维权，无形中增加了维权成本。”肖凯说，为此，本市检察机关在加深权利人参与案件诉讼的基础上，积极探索知识产权领域认罪认罚从宽工作，构建被告人向权利人合理赔偿机制。“一方面，权利人获得了赔偿，弥补了一定损失；另一方面，被告人通过赔偿获得了权利人的谅解，检察机关据此可以提出从宽的量刑建议。”
　　日前，虹口区检察院就成功运用这两项创新机制，办理了一起国家版权局、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室、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高度重视的侵权案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正是其中的受害者。
　　近10万册教辅书籍遭侵权
　　2016年、2017年，被告人章某甲和哥哥章某乙先后通过购买盗版书籍后抬价出售、委托某印刷公司自行印刷后再出售的方式，在网上售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教辅书籍《日有所诵》。2017年7月虹口警方根据举报线索，在该印刷公司仓库内查获了22026册《日有所诵》，以及印刷公司负责人刘某、韩某应他人要求另行印制的各类教辅书籍77000余册。经权利人认定，这些书籍均为侵权作品。
　　虹口区检察院副检察长皇甫长城介绍道，因为涉案盗版书籍数量巨大，远超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复制份数在2500份以上，属于刑法规定的侵犯著作权罪中的“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因此检察院依法适时介入，并及时告知了相关出版社。
　　我国《刑法》规定，构成侵犯著作权罪的条件之一是“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但是，《日有所诵》书籍为汇编作品，涉案作品众多且原始著作权利人分散，同时本案又涉及多家出版社，认定“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工作量较大且难度较高。检察机关经过与有关部门沟通，根据相关规定，联系被侵权的多家出版发行方，全面收集被告人未经授权的证据，同时，通过抽样取证证实原始权利人并未授权。检察机关还向被告人及被告单位进行复核，确定他们并不能够提供授权证明，从而认定被告单位和被告人的行为确属“未经著作权人许可”。
　　达成和解，权利人获得赔偿
　　经过全面审查，虹口区检察院认为，印刷公司、章某甲和章某乙，单独或结伙，以营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其文字作品，且复制份数远在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2500份以上，属于刑法规定的侵犯著作权罪中的“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刘某系印刷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韩某系直接责任人员，上述被告单位、被告人均应当以侵犯著作权罪分别追究刑事责任。
　　同时，为了保障权利人合法权益，降低其维权成本，虹口检察院积极推动被告人赔偿权利人，促成双方达成和解。
　　“和解不是和稀泥，要在法律的框架内合理合法进行。”皇甫长城表示，在侵犯著作权类案件中，对权利人的赔偿数额认定一直是个难题。从著作权侵权司法实践来看，侵权人给予权利人的赔偿，首先考虑权利人的实际损失，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再考虑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然而，本案涉案的大部分书籍均尚未进入销售环节。检察机关在充分听取当事双方意见的基础上，经过调查了解并取得出版方的认可，参考出版发行市场中的平均利润率，认定权利人的合理损失。
　　“本案中，被告人章某甲和章某乙积极赔偿了出版社损失，并获得谅解。而被告人刘某、韩某未能与出版社达成和解，也没有做出赔偿。”皇甫长城说，目前，虹口区检察院已就此案向法院提起公诉。鉴于章某甲和章某乙向出版社赔偿损失并取得谅解，检察机关对他们提出了比其他被告人更为从宽的量刑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