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每一个嘉定人都能说上一段与州桥的故事，然而，你知道州桥的名字，是从哪里来的吗？
州桥的由来是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嘉定州”。
这个历史上只存在了74年的称谓，对嘉定的影响却不容小觑。
元贞元年（1295），江浙行省上奏朝廷，建议“以县四万户以上至五万户为下州；五万户以上至十万户为中州”，元王朝下诏，将嘉定由县升格为中州。嘉定州隶属于平江路（元时改府为路）。其实，这个州只是级别的提高，地域并没有扩大。据史料记载，嘉定州占地仍为1100平方公里左右，当时有土地110万亩，7万户家庭，人口达33万。
嘉定州强化行政管理，加强防御功能，改善政府办公设施，增建各种公廨。至正十八年（1358），农民军领袖张士诚攻占平江路，遣部将将嘉定土城墙改为砖城墙，这是嘉定历史上对城墙的一次重要的修葺，竣工后的城池面貌焕然一新，宏伟高峻，雄踞东南。
元政府对农田水利建设较为重视，太湖泄洪干道吴淞江流经嘉定，因豪强沿江占河道为田，吴淞江变窄，逢大雨涝灾，少雨农田旱灾，元政府曾先后七次疏浚吴淞江，每次均要花费一百余万个人工。
其中最重要的一次兴修水利是泰定元年（1324），由水利专家、都水少监任仁发主持大规模治理吴淞江。任仁发在吴淞江上又修建了十三座水闸，涨潮时关闭闸门，以阻挡海潮带来的泥沙；退潮时，利用上游太湖清水及水流落差冲刷下游河道积沙。此外，境内的其他河道也都得到了疏浚和治理。
嘉定蚕农植桑养蚕，曾是江南重要的产丝基地。宋元之际，棉花开始在嘉定推广种植，以后农村大面积改种棉花，由此逐步形成了棉纱、棉布生产的产业链，棉花种植和棉布生产的附加值在农耕经济中居于高端地位。
由于良种稻谷、优质小麦的引种推广，嘉定的粮食产量迅速增长，当时，平江府和华亭府生产的粮棉是国家主要供应地区，嘉定州也处于重要的地位。而此时，北方的农业已落后于南方，粮棉都要依赖于南方供给。
当时元王朝规定嘉定州每年须上缴蚕丝51092两，荡银3572锭，粳稻113549石（约合今150斤左右），赤粮（即籼谷）123307石，糯稻507石，麦税1006石，由此可见嘉定当时的经济实力，及缴税之多。
由于京杭大运河经常淤塞，漕运成为国家的大问题，元政府想开辟海上南北漕运的通道。在丞相伯颜的推荐下，海盗出身的嘉定人张瑄，组织民工数万，历时两月进行疏浚，亲自设计监造60条平底海船，并选定刘家港为出海口。初次海运粮食4600余石，将南方漕粮运至北方，成功地开创了中国海运之先，以后每年运至大都的江淮粮米逐年增加到300多万石，最后，海运终于彻底取代了陆运和河运。嘉定由此出现了一批杰出的海运人才，如沈雷奋、沈文辉、沈珪、瞿名三等，都曾担任过海道运粮千户。
此外，作为滨海之地的嘉定，制盐业也很发达，境内的清浦、黄姚、大场、江湾、顾泾等地，均是出产优质盐的产盐场，盐作为官府统销物资，由官府派专职官吏管理，盐税也是政府的重要财政收入。
嘉定下属的市镇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如清浦、罗店、娄塘、广福等，不仅成市，而且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市镇上人丁兴旺，货畅其流，经济繁荣。
元王朝是马上得天下的政权，一度错误地认为南宋王朝之所以灭亡，是过于重文导致的，片面实行重武轻文的国策，中断科举制度近半个世纪，但实践证明，马上可得天下，马上却不能治天下。
直至延祐二年（1315），元王朝才恢复已中断了的科举制度。缘于民族自尊心和先辈的嘱咐，嘉定士人对元政府的科举不热衷、不参与，如南宋末年，龚氏家族中的龚昱眼见国运衰微，蒙古军势如破竹，直逼江南，便告诫自己的子孙：“家世宋臣，慎勿仕，以惕惨祸”。明万历《嘉定县志·选举考》中也有类似之说：“时邑人不乐仕进，九十年中无通籍者。”
元王朝对学校教育较为重视，宋代时，县学的学官仅四人，而升格为州学后，教学机构随之扩大。今保存在嘉定孔庙的《嘉定州儒学教授题名记》中，记载了杨巽中等二十名教授的姓名和生平。元代留存至今的碑刻中，数量最多的是有关教育的。
元政府先后十余次修建学宫，并重建了东西两庑，奠定了孔庙的形制基础。之后，元政府又先后新建了杏坛、长桥、缭垣等建筑，种植了大量的柏树，孔庙的规模达五十亩，为历史之最，之后还增建了棂星门、育才坊等建筑。
延祐六年（1319）知州周思明一次调拨官田387亩充作学田，使州学的教学经费更加充足。地方有识之士王子昭、瞿懋等人热心捐资办学。他们还捐置学田，王子昭一次就向学捐田2767亩。今天在孔庙大成门东侧仍立有《故宋东祁王先生归田兴学记》、《梅岩瞿先生作兴乡学记》两通碑刻，记录了王子昭、瞿懋捐田兴学的义举。
元代也是嘉定文学艺术的重要发展时期，著名文人赵孟頫、杨维桢、王逢、倪瓒等先后来到嘉定，与本土文人论文谈艺。
赵孟頫的父亲赵与訔，年轻时曾在嘉定南部的盐场黄姚任主管盐务的大使，他带领赵孟頫来到嘉定，与嘉定结下了不解之缘，赵孟頫年轻时曾在东阳义塾讲学，住于秦氏家，为其家题写了“为善最乐”的堂额，还为嘉定圆通寺撰写了碑文《大报国圆通寺之记》。
杨维桢晚年也经常来到嘉定，并为嘉定州学撰写了《重修嘉定州儒学记》《重修明伦堂记》等碑文，详尽叙述了修葺孔庙的艰辛过程，如今《重修嘉定州儒学记》碑仍在孔庙碑廊内。
嘉定州修宣圣庙记（残碑拓片）
由于经济实力的增强，乡绅富户构筑深宅大院和私家园林，著名的如嘉树堂、清旷轩、梧溪精舍、强氏文会轩、浦氏园等。
元朝的蒙古贵族为了维护其统治，以宗教来怀柔国人，从而大力推崇佛教，尤其推崇藏传佛教，致使这个时期成为佛教盛行的时期。嘉定也是如此，佛教在元代也大行其道，崇佛之风盛极一时，寺庙如雨后春笋，一时蔚为大观。元王朝对道教也大加鼓励，这个时期，嘉定建了玄元观、祟福道院、真武殿等道观，建于宋时的集仙宫也得以扩建，成为境内最大的道观。元政府把儒学视为一种宗教，并按成吉思汗时订立的规矩，给予与释迦牟尼、老子和孔子在同一宇宙中，倡导儒、佛、道三教平等，和谐相处，至顺三年（1332），建造了颇具时代特色的三教堂。至明洪武二年（1369），朝廷下诏将嘉定州恢复为嘉定县，至此，嘉定州在历史上存在了七十四年。
如今，当年的嘉定州还留下了些许历史遗踪，如城中还有州桥，人们对这一带有“州桥头”的说法。元代至大年间，城中建于宋代开禧年间的法华塔曾有过一次大修。修缮后，法华塔地宫中曾置放了许多当时的宝物。
法华塔天宫德化窑白瓷观音像
法华塔元代地宫玛瑙羊距骨
法华塔元代地宫二龙戏珠石函
1996年，在修缮法华塔打开元代地宫时，清理出一批极具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重要文物，有雕刻精美的“狮子滚雪球”“双凤穿牡丹”“二龙戏珠”三个石函，石函内有铜佛像、瓷舍利盒、玉弥勒像、玉雕人物、玉雕动物、玛瑙、水晶饰件等，还有元代钱币等，这些都是当年嘉定州繁华一时的重要物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