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叶兆言携新作《刻骨铭心》来沪，“文学不是土特产，‘最南京’不是好表扬”
“最南京、最上海这样的说法，有点‘地方主义’，我觉得不是很好的表扬。”12日，作家叶兆言长篇新作《刻骨铭心》在上海书城“全国新书发布厅”首发。这部以南京为背景的小说被称为叶兆言“最南京”的作品，但作家本人并不认同这样的评价，“我是南京人，但南京只是我‘坐’着写作的地方。文学是世界性的，文学不是土特产，文学谈论的是人类共同的话题。”
小说中的历史是调料而非原料
《刻骨铭心》是一部以男人们为主角的群像小说，描摹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南京的风云变幻。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个很特殊的时期，军阀混战，日军侵华，南京则处于这一切的风口浪尖之上，各路人物在这里都经历了刻骨铭心的人生。
《刻骨铭心》初稿去年首发于《钟山》杂志，尔后，叶兆言又对书稿做了潜心润饰修改，并增加了《在南京的阿瑟丹尼尔》等章节段落约1万字，浓墨重写了日军侵华时南京城的惨烈氛围。
叶兆言曾在自己早前的作品《一号命令》中写道：“小说不是历史，然而有时候小说就是历史，比历史课本更真实。” 他的小说也多被评价为“新历史小说”，用“小说”混搭“历史”的结构展现故事。《刻骨铭心》也有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历史背景，但其意却不在写历史，而是写“人”，人的生活、情感、命运，痛与爱，失意或欢欣。“我不太喜欢历史小说这种说法，小说是虚构的，‘历史小说’把历史和小说的界限模糊了。判断小说好坏与否的标准应该是小说的虚构能力，作家有没有能力虚构出全新的东西来。”叶兆言直言，小说中的“历史”只是调料而非原料，“小说是不能靠‘历史’取胜的。作家把一些场景和时代描写得更精准，只是为了读者在阅读时的现场感更强而已。”
写作要有不可一世的冒险精神
评论界认为，《刻骨铭心》所蕴涵的情感能量和浓度，超过了叶兆言之前的作品。作品中所表现出的“爱与痛”也时刻“挑逗”着读者的神经。“作者与读者的关系大概有两种，一种是作者写作是为了启发、引导读者的思考，有点像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而另一种关系像是朋友之间的对谈，作家只是想把他想说的话说出来，我属于后者。”叶兆言说，“如果要我形容我和读者的关系，可能可以用‘双修’来形容，有点像夫妻那样。我寻找的就是这样的读者，他们希望并喜欢看到我说这样的话，而不是从我这里得到什么教育。”
当记者问及如何建立《刻骨铭心》的“疼痛感”时，叶兆言立马以此作为与读者“双修”的例子。“你问疼痛感，我觉得这是一个度的问题，这个痛的点应该写到哪里，我觉得能够唤起读者的痛感就够了。”叶兆言说，自己确实一直在“挑逗”读者的疼痛感，但他写“痛”，只写到了疼痛的边缘，而不是用大段文字去铺陈和描写痛，“怎么痛、有多痛是让读者去感受的，给读者以想象的空间。比如我写的时候感受八度的痛，但我不会直接告诉读者这个痛有八度，而是让读者自己去感受这个痛的度在哪里。”
被问及此部新作与以往有何联系，叶兆言反其道而行之，告诉记者他一直在思考如何和以往的作品写得不同。“写小说不是炫耀你的技巧，卖弄你所擅长。写小说不应该扬长避短。别人总是说我擅长写再现的历史，这种表扬可能并不懂我。作家不能总是写自己擅长的类型，要有一种不可一世的、不写自己驾轻就熟类型的勇气。“我在创作《刻骨铭心》时，总是在想契诃夫的《海鸥》。《海鸥》作为剧本上演时是很糟糕的，开头冗长，结尾仓促，但我欣赏写作者这种冒险的精神和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