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全国其他农村地区一样，崇明农村也面临着人口日益老龄化的问题。中青年人不会种地也不愿种地，60岁的农民仍然是田间地头的“年轻人”。等这些年轻的老人们真正老去，再过10年，谁来种地？这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 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乡村要振兴，离不开更多年轻农民的回归。 带着“爷爷辈”去种地 今年24岁的吴佳希可能是崇明最年轻的“农民”之一，2015年，他在绿华镇建立崇明首个铁皮石斛种植基地，种植这种药食同源的经济作物。 种植基地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寻找合适的种植者。铁皮石斛在浙江、安徽等地已有广泛种植，但在崇明还是新鲜玩意，加上在种植要求上与一般的果蔬有很大区别，吴佳希担心村里头那些和他爷爷年纪相仿的农民没法胜任这项工作。他理想中的计划是招聘两个农业技术专业的大学生，再招一些相对年轻的农民，这样就能够更快更好地掌握铁皮石斛种植技术。然而，来“应聘”的本地农民最年轻的都快60岁了，两个农业专业的大学生倒是招到了，可他们待了不足一个月就匆匆离开，理由是这里晚上没有任何娱乐活动，实在太无聊。 无奈之下，吴佳希只好带着“爷爷辈”的农民们一起摸索铁皮石斛种植技术。三年间，学费没有少交。 因为追求有机种植，基地内20万棵铁皮石斛苗都由人工进行除草和施肥，“农民爷爷”们虽然掌握新技术比较慢，但吃苦耐劳的精神着实让吴佳希吃惊，“别看他们都六七十了，我们小年轻都嫌累的活，他们都能干。”说归说，吴佳希还是对老人们的身体状况很担忧，万一干活时身体出现不适，该如何是好？为了减少人力投入，基地正加紧农业自动化建设，目前已经能够实现按一个按钮，就完成全部浇水。 同样是面临着技术型劳动力缺乏的难题，在新河镇拥有150亩梨园的施利平则另辟蹊径，他每年要从安徽砀山请来20多名工人，用近两个月时间完成梨树的授粉、疏果、套袋等一系列工作。虽然花费不菲，但施利平觉得这笔钱花的很值：“在崇明农村老年劳动力还好找一些，但上哪去找这些年轻又专业的技术工啊？” 让农业变得有“钱途” 近几年，像吴佳希、施利平一样的“新农民”，带着父辈和爷爷辈的“老农民”一起种地，逐渐成了一种趋势。所谓的“新农民”是指那些带着想法回来种地的中青年，他们既种地生产也懂营销和市场，又不满足于低质低效的传统农业模式，探索高科技、高品质、高附加值的现代“三高”农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业转型升级离不开这些新鲜血液的加入。 但像吴佳希和施利平一样敢想敢干的新农民实际上并不多。他俩都曾目睹过身边朋友也对回乡搞农业跃跃欲试，却始终没有付诸于行动，或是信心满满回来准备大干一场，最后却因为种种原因草草收场。“新农民看上去光鲜，其实日子并不好过。”施利平说。 比吴佳希早一年回崇明搞农业的樊尧对此有更深的体会。“要吸引更多年轻人回来我觉得首先是要让农民赚得到钱，但现在无论是合作社老板还是普通农民收入都不高。”樊尧最初搞果蔬合作社，但忙活一季下来却发现赚不了多少钱。“崇明农产品无论在土地、人工、交通等成本上都比江浙地区要高，而在价格上又没有明显的优势。”樊尧说，“虽然大家都知道崇明是生态岛，生产出的农产品品质好，但没有知名品牌做支撑，谁都可以鱼目混珠说自己卖的是崇明菜，这让真正的‘崇明出产’价格也上不去。”做农业既辛苦，又赚不到钱，成了中青年人不愿意做农民的根源。 为了改变不赚钱的现状，樊尧开始尝试种植各种“新鲜玩意”，火龙果、百香果、黄皮西瓜等等，光是火龙果，樊尧就种了20多个品种，从中筛选出了两种最适合崇明气候和土壤的品种。这些在崇明岛难得一见的特色农产品，不仅吸引眼球，还通过采摘游的方式提高了附加值。 不仅如此，樊尧还和华东师范大学合作，学校将一些最新的农业研究成果放到他的合作社进行试验，多项科技成果转化取得了初步成功。樊尧的目标是把他的合作社打造成一个产学研基地，别人卖崇明农产品，而他要“卖”崇明农业技术。 吴佳希和施利平也意识到，随着农村老龄化的加剧，今后人力成本必然会越来越高。施利平预计：“再过5到10年，可能要把请人的费用提高到企业标准，才会有人愿意干。” 在成本越来越高的前提下，要让农业既有“前途”又有”钱途”，除了加大农业现代化进程，减少人力资源投入，还必须得提高农产品附加值。能卖到500元一斤的铁皮石斛，亩产收益就要比传统果蔬种植高出不少。当然，高收益也意味着高风险，需要更大的投入和更高的现代农业技术要求。 至于施利平的梨园，虽然属于传统种植项目，但他在鲜梨销售的同时，还大力发展深加工，以梨为主原料，制成养生膏方，用另一种方式让梨身价倍增。 看见希望才留得住人 其实，农村人口老龄化不止是崇明和国内存在的问题，在德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延缓和改变日益加剧的农村高龄化、空心化现象正成这些国家需要应对的新课题。 在德国，农民近年来的收入只有大约40%是通过出售农产品从市场上获得的，60%左右的收入从各级政府得到。德国政府和欧盟每年给德国农民的补贴超过200亿欧元，用于实施农业社会政策，如支付农民的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等。经济学家认为，只要农民收入稳定，农村就可以留住中青年人。 与中国农村相似，在德国相对偏远的农村，缺少电影院、酒吧等娱乐场所，文化生活单调，到了晚上也是一片寂静。这方面德国有不少经验，推行过一些“平衡政策”，如政府从2007年开始开展“我们的农村有未来”竞赛活动，鼓励各地农村创造未来，吸引年轻人落户。还有加强农村基础建设，为到农村创办企业的人提供各种税收和承租土地的优惠，给农民提供职业培训的机会。德国RTL电视台甚至每年制作《农民找对象》真人秀节目，帮农民解决对象问题。 如果真有越来越多年轻人回崇明当农民，生产与他们一样的农产品，会不会对市场价格带来冲击？对于这个问题，吴佳希和施利平不约而同地笑了，相对于上海和全国的庞大市场，崇明很“小”。也正因为“小”，要打造崇明农业的金字招牌，需要有更多新农民回来抱团闯市场。人越多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