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这里拆掉了，原址上建起了静安嘉里中心。一切——历史、真相——也都被这儿迁走的居民分割并带走了。不过想到，在上海四面八方的新房子的上空，都飘浮着一丁点儿有关这里的记忆，也是好的。
（摄影：jedrec tsai）
金城别墅
我曾在南京西路的金城别墅里生活多年。那只是一条建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新式里弄，不知为何却有个别墅的美称。后来它旧而破败，经过土地动迁，原址上建起了如今的嘉里中心。
当年它的弄堂口尤其普通，而且怎么也找不见“别墅”字样。弄堂口的铁门多年中装了拆、拆了装，曾有一扇，黑沉沉的铸铁，舒卷的花卉水草纹，被拆去炼钢。后来造的一扇简陋至极，两排空疏的铁栅栏而已。主弄堂倒像个狭长形广场，站在那里，我仿佛仍能看见女孩子们在踢着一串串空螺壳“造房子”，男孩子们在跳绳，骑自行车窜来窜去，老太太神态安详地坐在支弄堂里晒太阳。
但照片中的这条弄堂当年是在金城别墅的马路对面，
而且并不叫别墅
也许正像这楼房墙壁上的斑驳
叙述这条弄堂别墅的历史需要长长的篇幅，我只能说我经历的。在我住过的那个楼，底楼有一间公用厨房，四个煤气灶分属楼里的四户人家。我总是端着祖母烧好的菜一趟趟往上走，经过亭子间，进到二楼三个房门中的一个。各家房门总是紧闭，偶尔，其中一个门突然开了一条缝，一个戴金丝边眼镜的青年旋风一般走出来，脚踏上门边的矮桌，腰微微弯下，打鞋油，猛擦，系鞋带，换一只脚，再来，脚跟在棕垫上舞步似的一二三擦三下，飞快出门，脚跟顺便带上门。串门的事情几乎没有，邻里多是点头之交，说话谨慎，客客气气。
关上房门，各家过自己的日子，也把私密牢牢地卫护。这里很早便有一种类似西方人的淡漠疏离，但曲折的内里也许有着更深的苦衷。我在这里背书包上学。后来哥哥们进工厂做工，我下乡当农民。然后哥哥们在这儿结婚，二楼三楼成为他们各自的新房。然后他们的下一代出生，上学、小学、中学、大学，有一个甚至出国留学。生活就是这样继续。弄堂里的家家户户，从其生活的轨迹来看，竟是那样的大同小异。
阳光下，这里上演过的一幕幕情景已荡然无存。
而如今这条弄堂也消失了
拆迁前最后的日子，在哥哥家尖顶阁楼的窗外，上海夜真实地呈现着，不同于新锦江旋转餐厅外的流丽，也不似游船在浦江行进时两岸的迷幻，繁华在远处，在延安中路高架道流动的灯河之外。
在延安中路高架道流动的灯河之外
近处是暗的：一块空地成了公交公司的临时停车场，另一块竖着脚手架。我们的别墅或弄堂显然是最后的堡垒——并非它有保留价值，人们传说此别墅当初是由宋美龄参股的金城银行出资建造，也仅是个传说吧。
二楼两间朝南屋都关着。里面的邻居，一家另买了房子，一家去了海外。二楼卫生间里，马桶漏水无人修理，只能用脸盆从水斗的水龙头里接水去冲。这几样东西也都像一百年没人使用和清洁过似的，不能细看。谁都不会在抽水马桶和水斗间的那一小块地方放个木盆洗澡了。两个哥哥都在各自拥挤的居室里装了洗浴装置。
底楼三间也关着。多年前这里充当过托儿所，小孩子就在弄堂里做操。托儿所关门后，居委会曾有“三产”在此办公，后来撤了。这钢窗、蜡地、壁炉、天井俱全的房间空关至今。厨房的四个煤气灶却都在，用塑料布蒙着，或裸着厚厚的黑油泥。东一个饭锅西一块砧板，都被一只只旧塑料袋仔细包好，甚至用过的内酯豆腐盒子也一个个叠好了包在塑料袋里，好像主人还打算用它们似的。
弄堂里有一股死老鼠的味道。几个窗口亮着节能灯幽幽的冷光。附近的嘉里中心和稍远处的锦沧文华把耀眼的灯光分了一点投过来。这曾经被人羡慕的住满医生、律师、教授、银行职员的“别墅”，自1950年代起就没有一家是住整号楼的了，那种别墅式的生活格局——底楼用餐、宴客，壁炉前读书、弹琴、交谈，天井种花，二楼主客卧，三楼储物，亭子间住佣人——早已不存在，它实际已不具别墅之实。
金城别墅的周边很早就开始拆迁，包括它旁边的慈厚北里，它后面的慈厚南里，最后只剩了它。当初它被周围废墟里飞出的苍蝇包围时，我母亲还活着，她是那么希望它快点拆掉，好甩掉她人生中的一部分记忆。但我知道那是甩不掉的，那些属于历史的记忆。即使金城别墅变成了一个过去式的地名，我也还是会记得。
慈厚南里，慈厚北里
金城别墅的高墙向后面开过一个口子，后来又封起来，但痕迹还在。我是在上学第一天发现这个通道口的。迷宫敞开了一个口。当然，今天你什么也看不到，它拆了。
自上至下依次拍摄于1948年、2006年、2017年
往前，泰威坊，一条不大的石库门弄堂。弄口的烟纸店卖陈皮萝卜，盐金枣，酸辣菜——酸酸甜甜的，是一整张腌渍后卷起来的卷心菜叶，用牙签固定住，拿起来就好吃。过街楼上传说有一个工人作家住着，让我走过那儿时大气都不敢出。作家的女儿碰巧和我同一个小学，同年级，各班在小菜场排队时我远远看到过她，文静，干净，戴眼镜。
小菜场从常德路那头开始，占了短短一条安义路的大半。完全的弹硌路，延伸到铜仁路口。天蒙蒙亮这里开始热闹，到五点多钟，各摊位都被买菜的队伍重重包围起来。
卖肉的人最威风，高而胖，像个屠夫。他站在一个稍高的地方，从筐里拎一大块肉甩上圆圆的砧墩板，先用一把尖刀剔去里面的骨头，再挥一把雪亮而沉重的大阔刀把肉砍成瘦肥几类，并把其中几块的肉皮除去，归到“去皮肉”里。他每天都要做这个准备，像在展示他的绝活。他一刀下去还真准，半斤就是半斤，四两就是四两，碰到熟人的话就另加一小块肉奉送——其实肉是公家的。卖鱼的人就苦了，大冷天里黄鱼、带鱼冻得梆梆硬，他要用一个大木槌把冻鱼敲开，让它们微微地解冻，要碰到活的草鱼、胖头鱼，还要从冰一样冷的水里捞它们出来，秤给顾客。他的手都让冰水浸红了，像五根胡萝卜。鱼摊旁边，卖葱姜的老太太端一个小板凳坐着，五分钱一小撮葱，每根都剥得白是白绿是绿——这可是她自己的买卖。
另一侧坐着刮鱼鳞的女人，也像卖鱼人那样系一个橡皮围单在胸前，破脸盆、烂木板、薄刀片、剪刀、抹布是她的工具，她拿到鱼就往木板上一扔，左手按鱼头右手从鱼尾巴那儿下手，一会儿工夫鱼鳞就刮下来了，虽然刮得不那么仔细，还残留一点点要你回去精加工，可她快，还不收钱。鱼肠鱼腮也挖得那么干净，鱼胆一点不会破。她靠什么赚钱呢？长久以来我一直纳闷。也许，有专门收鱼鳞、鱼下脚的吧，菜场也有“食物链”？到八九点钟菜场收摊，各摊位的营业员就一盆盆一桶桶地往空了的水泥台子上冲水，水带着鱼肉禽的血，鸡毛鸭毛，鱼鳞，流到弹硌路的石头缝里。一整天，这条菜场路都会是滑腻腻、湿搭搭、腥气不退的了。
五六年级时我曾怀揣宝贵的鱼票肉票，替大人来这里半夜排队买过年菜。我用一个菜篮子或一块砖头代替本人，本人则跑到另一头和同学聊天去了。满菜场都是我的同学，她们教会我同时排两个以上的队伍，挑选新鲜的鱼肉蔬菜。
买菜人永远多于菜本身。不见尾的队伍渐渐歪了。争执时时在发生。我排在你前面你半路插进来你出去你出去我就不出去。肉太肥或太精，大排太厚或太薄。少给一分钱我今天就不让你走，你不让我走我还就走看你能把我怎么样。面红耳赤音量惊人。激动万分的男人女人。
慈厚南里紧挨在小菜场南面。上学第一天我们在这儿被一个女教师指挥来指挥去地排队。很多同学都住南里，彼此认识大呼小叫。一个奇瘦的小男孩，脸色苍白到极点，他妈妈就是整天在鱼摊旁刮鱼鳞的女人，他的书包上总粘有几片鱼鳞，同学们说他身上有鱼腥气，都躲着他。很多住南里的同学是隔壁电车公司的子弟，他们的爸爸开电车，修电车，管电车，他们的妈妈当售票员，整天拿一只黄澄澄的轧车票的铜夹子在手里。
南里是条大弄堂，被两条不宽的支弄纵分为三，又被十几条更窄的支弄横割成一排排，东临常德路西接铜仁路，被南面的延安中路截住，庞大，错综复杂。房子也是石库门风格，客堂间、灶披间、东厢房、西厢房、亭子间紧挨在一起，木楼梯窄到只能容一人通过，陡到下楼时会担心会不会直通通滚下去。
小学同学娜推开一扇门领我进到她的家。她家不大，用板壁隔成前后两间，一个板刷头男人坐在一张矮桌旁埋头喝酒，就着几碗黑乎乎的腥气小菜。娜叫了声“阿爸”，我也跟着叫了，他看也不看我们。我们去后间说话，丢砂袋抹骨牌，还用红线“挑绷绷”。娜教会我这些女孩子的游戏。
天很快暗了，娜拉开一盏灯，一个苍老女人的宁波腔立刻暴响在头顶:“介亮的天还要开灯？关脱！快关脱！小娘（小姑娘），只晓得白相，白白浪费电！”啊，房间里还有个木板搭出的小阁楼。娜拉灭灯线，带我奔下楼，仿佛她阿娘（宁波人这样叫他们的祖母）的训斥会鞭子一样追打上来。在弄堂狭窄的天空下娜气喘吁吁，脸通红，眼里汪了一包泪。
后来娜和我考上同一所中学，同班。再后来她去农村插队，没有和任何小学或初中的同学联系。我曾在梦中走到她家的小弄堂底，叫她一块儿上学，推门看见她蹲在地上，从一只草编的饭窝窠里盛饭给她的家人，始终不抬头。
也有同学住慈厚北里，那是在菜场的北面，弄堂通向南京西路和铜仁路。临菜场的弄口有一家煤球店，下雨时黑水横流。
菜场西头有米店，有牌楼似的老房子，破败的雕花窗檐，褪色朱栏。
我张大眼睛，站在菜场中央，迷惑，兴奋。复杂的气味包围着我。我总是来这儿找同学。我愿意穿过这密密麻麻的蛛网似的地方。后来在梦中，我看见自己在此迷失。
菜场和南里的相交处，有几间红漆的木板房子，当初我们就是在它的前面排队，开始我们的学习生涯。现在，就只剩这几间房子留着了。这是年轻的毛泽东住过的。有报纸曾报道:“1920年5 月，毛泽东为扩大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运动，率领‘湖南驱张请愿团’来沪。当时，他就住在‘哈同路民厚里29号’，现则改为安义路63号。”
（《新民晚报》图 张龙摄）
我路过这房子有多少次？那是数也数不清。我根本不知道共和国的领袖曾在这里看书，吃蚕豆煮米饭和青菜豆腐汤，为别人洗衣服挣电车费——他那时只不过二十出头。我也不知道像大杂院一般乱的南里尽头的另一所房子里，年轻的郭沫若曾赤脚穿一双拖鞋，手里抱一个襁褓小儿，头发蓬乱地度日，令前去探望的徐志摩、胡适大跌眼镜。在安娜带孩子回日本那天，郭沫若在南里的这处房子里奋笔狂书:“女人呐！女人呐！为我而受苦的我的女人呐！我们是什么都被人剥夺了，什么都失掉了，我们还有什么生存的必要呢？”
住在这里的普通人呐喊过吗？那会是怎样的声音？我从来没有听见过。对于一个小学生、初中生来说，历史，从来就是在课本里，在远处，而不在她的身边。
（摄影：基诺genovision）
现在这里拆掉了。一切——历史、真相——也都被这儿迁走的居民分割并带走了。不过想到，在上海四面八方的新房子的上空，都飘浮着一丁点儿有关这里的记忆，也是好的。很好。我们这座飘浮着各式各样记忆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