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历史博物馆北门全景
占地面积约10000平方米的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3月26日起正式全面对外开放。馆内展出珍贵文物是上海地区历史发展的最好见证，这里收藏着自嘉兴马家浜先民踏足开始，一直到近代上海风云变幻的1000多件（组）珍贵文物，清晰勾勒出上海这座太平洋西岸的国际大都会一路走来的历历轨迹，力证上海一地6000多年文明史确凿无疑。这里到底有哪些国宝级的文物？上海各区又有哪些不可错过的古文明遗存和发现？现在我们就去“历博”一探究竟吧。
上海历史博物馆藏马家浜玉玦
冈身：上海成陆与文明发轫
上海历史博物馆古代史第一展厅再现古代上海地形地貌
今上海地区的西部，有一条西北——东南走向的地下贝壳砂带，砂带比附近地面稍高，古称“冈身”，其西界大约北起太仓，南经外冈、马桥至漕泾（金山东）以东；其东界北起嘉定，中经南翔、莘庄、竹港，南至奉贤、柘林附近。冈身走向略似弓形，东西最宽处达10里，最窄为4里。这条独特的狭长冈身地貌，是远古时代古海岸线的沉积标志，也是上海滩逐渐成陆的证明。
冈身与上海古文化遗址分布图
金山冈身遗址
冈身像一道天然海堤，保护着西面的滨海湖泊平原。随着海平面的逐渐下降，地势较高的冈阜相继出现人类活动遗址，崧泽、广富林、马桥等多个文化遗址都在冈身沿线。上海史前文明如此繁盛，正是归功于此。上海是长江的入海口，太湖的泄水口，气候湿润，光照充足，土地肥沃，海产丰富，如果没有冈身的保护，远古的先人们恐怕很难在此立足繁衍。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冈身是上海史前文明的摇篮和“孵化器”。宋代绍熙《云间志》（1193年）记载：“古冈身在县东七十里，凡三所，南属于海，北抵松江，长一百里，入土数尺，皆螺蚌壳，世传海中涌三浪而成，其地高阜，宜种菽麦。”
青浦崧泽：“上海之源”
上海历史博物馆藏崧泽镂孔勾连纹陶豆
上海历史博物馆藏崧泽双层镂孔陶壶
大约6000年前，整个上海地区成为长江三角洲平原，而青浦在约7000年前已经成陆。上世纪50年代末期，青浦区城东4公里、赵巷镇崧泽村境内，发现了一处距今约4900~5800年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包括墓葬100座，出土了大量石器、玉器、陶器；还有许多人类居住的遗迹、人类制作石器场地的遗迹；以及6000年前粳稻谷和籼稻谷的水稻种子、家畜猪、犬的骨骼等。1982年，在杭州举行的全国考古学年会上，正式将之定名为“崧泽文化”，推翻了之前认为上海只是长江冲积成陆、仅二三百年历史的谬误，第一次确定早在6000年前，这里就已经出现了人类文明。
上海历史博物馆藏崧泽竹编纹带盖陶罐
崧泽文化前承马家浜文化，后接良渚文化，根据其中发现的原始社会公共墓地的墓葬形式，崧泽文化尚属母系氏族社会；人工培植稻粒的发现，则表明该地区的先民早在6000多年前，就已掌握了水稻种植技术。这里的石器主要是斧、石奔、凿；以鼎作为主要炊器，十分盛行，另有罐、豆、壶等多种器皿；玉器方面，多见璜，工艺比较精细，良渚文化中引人注目的玉器大繁荣在此已初现端倪。
良渚文化：文明的曙光
上海历史博物馆藏良渚鸟纹玉璧
上海历史博物馆藏良渚神人兽面纹玉琮
距今5300—4200年前，环太湖流域分布的以黑陶和磨光玉器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良渚文化，因其大型墓葬、村落、祭坛、陶器、石器、象牙及嵌玉漆器的大量发掘被誊为中华文明的曙光。良渚古城遗址在浙江良渚、瓶窑两镇，而良渚文化的辐射范围则要广得多，嘉兴南、上海、苏州、常州、南京都有发现，甚至远及安徽、江西。在上海，青浦区的福泉山遗址就是良渚时期一个重要的聚落区。
上海历史博物馆藏良渚阔把壶
上海历史博物馆藏良渚陶鼎
良渚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做工精美的石器，代表着新时期时代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准；石犁和耘田器的发现，说明良渚人已摆脱一铲一锹的耜耕而率先迈入了连续耕作的犁耕阶段，从而为社会的繁荣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陶器以泥质灰胎磨光黑皮陶最具特色，采用轮制，器形规则，用镂孔、竹节纹、弦纹装饰，也有彩绘；用途分明，尤其是鼎、豆、壶的组合，构成了富有良渚文化特色的器物群。手工业趋于专业化，琢玉工业尤为发达。墓葬中出土了很多不同的玉器，有璧、琮、璜、环、珠等，表明当时人们生活水平有较大程度的提高，且颇具审美追求。象征财富的玉饰品、象征神权的玉琮、象征军权的玉钺，这些玉礼器的出现揭开了中国礼制社会的序幕。贵族大墓与平民小墓的分野显示出社会分化的加剧；刻划在出土器物上的“原始文字”被认为是中国成熟文字出现的前奏。
闵行马桥：“上海之本”
考古发现，在距今约4000年以后，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和商时期，浙西南山地的原始文化、山东地区的岳石文化、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不断进入到上海西部的“冈身”地带。它们和上海本地留存的良渚文化遗民一起，共同发展了“马桥文化”。马桥遗址坐落于闵行区马桥镇，大体位于上海古海岸线“冈身”文化遗址走廊的中部。“马桥文化既是远古上海走出历史低谷的起点，也是远古上海开始向近现代国际大城市攀援上升的原点。马桥文化开放、多元文化的融合特征，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现代上海城市精神‘海纳百川’的源头。”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高蒙河说。
上海历史博物馆藏马桥舌形足陶鼎
马桥遗址出土文物有石、玉、陶、骨和铜器文物共计500余件。值得注意的是，马桥文化有一个奇特的返祖现象：即在良渚文化晚期出现的许多耗工费时的稀世珍品，包括玉器，带细刻图案的陶器、象牙器等，在马桥文化中均未发现，遗存的只是些粗陋的陶器杂件。同时，马桥文化原始文字的形器结构和表意方式，比上距千年的良渚文字更为简单。这种现象，考古界认为除社会发展因素外，很大程度是受生态环境的影响。新石器晚期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致使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海浸。沿海先民不得不离开故土，远走他乡。导致这一地区众多聚落荒废，人大批死亡，马桥文化突然衰落，与良渚文化传统渊源相中断。
华泾黄道婆与“衣被天下”
上海历史博物馆古代史“衣被天下”展厅
宋末元初，松江府乌泥泾镇(今上海市徐汇区华泾镇)，一个出生贫苦人家的童养媳，黄道婆，从海南崖州带回了当地黎族人先进的纺织工艺，改革家乡落后的棉纺织生产工具和工序，创造出效率更好工艺更好的新式纺车、总结了“错纱、配色、综线、絜花”等一套织造技术，拉开了后世江南地区纺织工艺精益求精、高潮迭起的序幕。当时乌泥泾出产的被、褥、带、帨等棉织物，上有折枝、团凤、棋局、文字等各种美丽的图案，鲜艳如画。一时“乌泥泾被”不胫而走，附近地区竞相仿效。这些纺织品远销各地，很受追捧，很快松江府一带就成为全国棉纺织业中心，历几百年之久而不衰。16世纪初，当地农民织出的布，一天就有上万匹。18世纪至19世纪，松江布更远销欧美，获得了很高的声誉。时称松江布匹“衣被天下”，名副其实。
“东南形胜”走出松江画派
上海地区在明代属于松江府，地处江浙两省的交通要冲，是当时全国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城市，常有各地文人学士过往，文化艺术因此兴盛。松江画派，又称“云间画派”。明晚期万历至崇祯年间，山水画领域曾经雄踞画坛龙首地位的吴门画派，已逐渐衰落，讲究水晕墨章、古雅神韵、富于江南清疏情致的松江画派声誉日隆，开始引领文人画的主流，对后世“海上画派”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上海历史博物馆藏明代董其昌秋兴八景图之二
松江画派的领军人物是明代的董其昌。他提出“南北宗”论，把文人画归为南宗论的正脉。“南北宗”论，作为中国绘画史上承继于“六法”论后最有影响力的艺术思维，其影响绵延至今。董其昌擅画山水，师法董源、巨然、黄公望、倪瓒，笔致清秀中和，恬静疏旷；用墨明洁隽朗，温敦淡荡；青绿设色，古朴典雅。传世作品有《岩居图》《明董其昌秋兴八景图册》《昼锦堂图》《白居易琵琶行》《烟江叠嶂图跋》等。
嘉定竹刻：以刀代笔，以竹当纸
嘉定竹刻是我国优秀的民族传统工艺之一。以刀代笔，以书法刻竹，是嘉定竹刻的主要特点和传统技艺。明朝隆庆、万历以来的400多年间，嘉定竹刻艺人将书、画、诗、文、印诸种艺术融为一体，赋予竹以新的生命，使竹刻别有一种书卷之气和金石品味，风雅绝俗，成为历代文人士大夫的雅玩。
上海历史博物馆藏明朱婴竹刻
明正德、嘉靖年间，以雕镂为业的朱鹤始创以深刻为特点的竹刻方法。其子朱缨，书画全能，师承家法，有出蓝之誉。所刻古仙佛像，可与吴道子的画媲美。朱鹤之孙朱稚征（号三松），善画远山淡石，丛竹枯木，尤擅画驴，刻竹更胜于父祖一筹。嘉定竹刻传至三松一代“器物愈备，技法愈精，声名愈盛，而学之者愈众”。清道光之后，嘉定竹刻渐趋衰落，名家日少，高雅之作寥若晨星，传世精品愈加珍贵。
工匠精神：金漆木雕百子大礼轿
上海历史博物馆藏金漆木雕百子大礼轿
20世纪初，浙江人周渭澄在上海开设“物华号贳器店”，1927年他请来10名象山木雕艺人，用时10年，耗费万工，制作了一顶婚庆用的“百子大礼轿”。该轿运用朱金漆木雕、玻璃画和彩锈等中国传统技艺,并安装了近百只小电珠。工艺之精湛、用料之考究、设计之细致，冠绝古今、美仑美奂。它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与日前在央视大型文博探索类综艺节目《国家宝藏》中亮相的宁波万工轿属于同一种手工艺，清末民初该技艺随移民传入上海，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形成鲜明的海派特色。现已濒临灭绝。
参考文献：《醉上海》，仲富兰，原载于《新民晚报·连载版》2015年1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