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在老北站，聚散离别
马尚龙的大姐（右）和同学向亲人挥手道别，兴奋中夹杂着不舍。
1971年9月23日，胡建华（左三）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家人同学前来送别。
逸仙路1328号新业坊，只有创意园区里的这只老火车头，还能让人看到些许老北站的影子。
1987年12月28日晚，北站开出最后一班列车。同一日，上海新客站隆重举行开站仪式。
至此，北站完成它的历史使命，退出历史舞台。但在上海人心里，它一直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几乎每个上海家庭都在这里，离别或团聚。很多当年的年轻人，也在这里，和同学朋友，或是素不相识的人，一路同行，去往千里之外的远方。
那几年，好像一直在送客
马尚龙，就曾在老北站送别过自己的三个兄弟姐妹。
大姐最早离开上海，当她要求去黑龙江上山下乡的申请被批准后，家里的大门被贴上了光荣榜。少年不知愁滋味，内心充满“誓把北大荒变北大仓”的激情，但父母想到女儿18岁不到，孤身一人要去远方，心里很不好受，不过能做的只是帮她准备好炒米粉、糖果、肥皂、牙膏等要带的物品。
马尚龙记得，大姐坐火车的日子在1968年9月中旬，全家人坐上5路电车，赶到北站去送她。
那一趟，是知青专列，把全上海各区的知识青年集体送往黑龙江。火车站的大喇叭里放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曲，激情鼓舞。一家人先上车，找准座位，把行李塞到行李架上。大姐随着大家一起下车，听爸妈交代几句，和兄弟姐妹们谈笑几声。那天她和同样要去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们一样，穿着发放的军装，神气十足。
临开车前几分钟，火车汽笛鸣响，火车头的蒸汽飘散。这一切，都预示着，火车即将开动。等到清脆的铃声响起，那是指距离开车只有两分钟了。年轻人们匆匆走上火车，在自己的座位上坐好。
那一刻，就知道，是真的要走了。他们都把头探出车窗，把手伸向窗外。马尚龙的家人们都伸出自己的手，去和大姐握手。“大姐哭了，她很难过，我们也很难过。”哐当哐当，火车开动了。
不过那个时候的蒸汽火车启动很慢，送别的家人就跟着火车往前跑。一直跑到站台尽头，才停下来。但他们的视线，还是盯着火车，直到火车转弯，看不见。
站台上的人都很难过，他们不肯散去，互相交流着，过了很久，才分别离开。
那一年，马尚龙才12岁，但是这幕送别的情景让他印象深刻。“当时总共有几千人，但其他人好像根本不存在一样。我跟着火车跑，火车上站台上似乎只有我和大姐。”
对每个送别的人来说，都会陷于自己和远行者单向的情感中，站台就成了自己一个人的站台。在“马尚龙的站台”上，1969年，他又送别了自己的哥哥和小姐姐。
马家的老三老四是一对双胞胎，1967届初中生。根据当时的政策，一个能留在上海，一个必须得去外地。
谁留谁走？这道左右为难的题目曾摆在很多父母面前，也成为日后埋下一些上海家庭矛盾的导火索。
马尚龙猜想，父母内心深处可能会有倾向。但他们知道，哪怕是一点点微妙的倾向，对其中一个孩子，都是极不公平的。所以他们的态度一直很坚定：随便学校怎么分，听从学校的安排。
最后，根据学校的分配，老三去黑龙江，老四留在上海。
1969年开始，全国开始有组织地分配初中生到农村去。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北站无法承受大量客流，所以有的知青是在北郊站（位于共和新路）坐上火车离开上海的。马尚龙记得，送三哥就是在北郊站，“那次感觉比较差，没有仪式感。北郊站也不像北站那样有站台，离别的情绪因客观因素所限，根本没有散发出来。”
送了三哥，同一年的一个晚上，马尚龙又在北站把小姐姐送上了开往安徽的火车。
“那几年，好像一直在送客。等到我自己为人父之后，才知道，这样的事情，对父母来说，打击有多大。”马尚龙说。
新疆到底有多远
那年头，谁家不是在一个个往外送人呢?
陈丕厦家住在北站对面的安庆里。小时候，北站门口的大广场是他们天热时乘风凉、放学时做游戏的地方。
他没有想到，在少年时期，那里成了他拖着行李送别兄弟姐妹的地方。
1964年，陈丕厦的大哥去新疆建设兵团，这是首批奔赴新疆建设的上海青年。当年5月22日的《解放日报》、《文汇报》上都有报道：“昨天的上海站，洋溢着一片炽热的革命气氛。‘到新疆去，为建设美丽富饶的祖国边疆贡献青春！’……这些悬挂在月台上、列车上的大幅标语表达了上海人民对志愿参加新疆建设的青年们的殷切期望，也表达了毛泽东时代的青年们的豪情壮志。”
“在《打起背包走天下》《接过雷锋的枪》的歌曲声中，列车徐徐开动了。青年们从车窗里伸出头来，使劲地挥舞着手中的花束和手帕，向自己的亲人告别，向上海人民告别。”
火车开动的时候，陈丕厦清楚地看到，大哥哭了。当时只有11岁的陈丕厦还不太理解。他心想：到外地去，阿哥为什么这么不开心？
那时站台上已遍布悲伤的气氛。“姆妈和妹妹在车下哭，火车上的年轻人中，只要有一个人哭，大家的情绪都被带动了起来。说是要去建设新疆，可那时我们根本不知道，新疆到底有多远？”
陈丕厦说，自己还算有点概念，因为在他的床头贴着一张中国地图。知道大哥要去新疆的时候，他比划过，从上海到新疆的距离，是一条长长的直线。
那条在地图上长长的直线，进入现实，是五天四夜的车程，坐到目的地，脚都肿了。大哥第一次回来探亲，告诉家人，火车开过兰州之后，整整一天都开在戈壁滩上。望出去，只能看到地平线，一望无际。“那时心里老发寒的。”大哥说。
去新疆的人不在少数。“谁谁家孩子也在新疆。”大家以这样的话语打着招呼，算下来，安庆里的弄堂里，有近10个人在新疆。
陈丕厦还有个表姐，1968年也去了新疆，分配在乌鲁木齐拖拉机厂。考虑到陈丕厦家离火车站近的地理优势，她把他家当作一个中转站。
“新疆多远啊，每次去都要从上海带很多食物。表姐先把行李一点点从自己家里搬到我家，然后再由我帮她送到火车站。”后来表姐在新疆的同事，知道她在火车站附近有一个舅妈，于是都来寄放东西。“最多的一次，我们家客堂间里，放了30多只包裹。”陈丕厦回忆说。
到了1969年，已在上班的二哥所在的工厂整体内迁，迁到了浙江临安。于是陈丕厦的接送名单上又添加了一位。
“那几年，家里的人员变化很明显。大哥、二哥相继离开上海，再加上爹爹的部门也被安排在外地工作，家里只剩下母亲、我和妹妹三人，一下子冷清下来了。”
以为他们一走，就一辈子留外地了
陈丕厦记得，四五年后大哥第一次回来探亲，他带着弟弟妹妹去虹口公园玩，一起拍照留影。
一个月的时间过得很快，要回新疆了，陈丕厦和妹妹拿着行李，把哥哥送上火车。火车开动的时候，大哥哭得特别伤心。这种伤心，和第一次去新疆时的离愁别绪不同，以致送别的人印象深刻。即使过了几十年，当陈丕厦打电话问起妹妹是否还记得当年去火车站送大哥的场景时，妹妹第一时间提到的，就是大哥的这场恸哭。“我们后来一直都不敢和大哥交流这件事，只是知道，他去的时候很伤心，有很多不愿说的事。”
这些年轻人，或因响应号召，或为减轻家庭重担，或为了弟妹考虑，或因满腔理想等等诸多原因而离开上海，去广阔的农村天地。当他们真真正正在异乡生活之后，困苦超越了他们的想象，未来不得而知，这加强了他们精神上的苦闷。
而在他们第一次坐上火车离开上海的时候，多少还因为对于未来的憧憬而冲淡了对上海不舍的情感。
1969年11月11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龚若栋一直记得这个日子。这是他离开上海去黑龙江建设兵团的日子。
珍宝岛事件之后，黑龙江成了“反修前哨”，只有出身好、表现好的人才能通过政审。龚若栋和学校里的其他36个同学一起，是佩戴着大红花、坐着学校统一安排的大客车去火车站的。
龚若栋记得，他们从虬江路上的一个小门进了站台，到达的时候离火车发车还有半个多小时。去送他的是父母和两个跟着他学写字的学弟。
临近开车，喇叭里播放着“请大家尽快上车”的声音。父母情绪内敛，把龚若栋拉在身边，不断叮嘱着：出去好好照顾自己。而那两个学弟在他上车前，一把抱住他，哭了。“他们一哭，我也哭了。汽笛一响，就像开了发令枪，站台上一片哭声，盖过了汽笛声。之后铃声拉响，没有时间了，我松开学弟的手，走上火车。”
所有知青都被铃声、汽笛声催上了火车，大家拼命往窗口挤，向家人们挥手。而月台上送别的人一边跟着火车跑，一边哭。
过了两年，在同一站台，同样佩戴着大红花坐上同一列次火车、开往“反修第一线”的是70届的学生。
1971年9月24日的《解放日报》写道：“昨天，本市又有一千多名70届中学毕业生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赤胆忠心，朝气蓬勃地乘上时代的列车，奔赴祖国反帝反修斗争的前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干革命。”
胡建华就是那一千多分之一。
“按照当时的分配方案，我留在上海农场的可能性很大。但我还是写了决心书，要求去黑龙江，那时热血沸腾。”父母，同学都去送行，《解放日报》描绘了当时的场景，“当列车徐徐开动时，‘向立志务农的革命小将学习’的口号声、歌声、锣鼓声，响彻车站上空。”
“火车开动的时候很多人都哭了，但车还没到南翔，悲痛的气氛就没了。我们当时都很年轻，并没有去想，今后的路要怎么走。当时考虑更多的是革命理想，觉得这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胡建华回忆说。
在车站送胡建华的人中有陈丕厦，他们俩是同学。根据当时的分配政策，他们这批毕业生有四种出路：上海工矿、外地工矿、上海务农、外地务农。由于胡建华在分配方案还没下来前就走了，所以当时站台上送行的同学们，对于自己的未来在哪里，还一无所知。“当时根本没想到若干年后他们还能回上海，我们都以为，他们这一走，就一辈子留在外地了。”陈丕厦回忆了当时的心情。
送人比接人吃力多了
“你知道什么是火车将要发动的第一个信号吗？”马尚龙问。
“是‘倥咚’一声响动，伴着一下震动。”他随之解释道：由于北站空间有限，火车进站后无法调头，只有火车头拉过宝山路去调个头，然后再去接在火车上。开车前十分钟左右，就会随着震动和巨响，接好火车头。一来二去，送得多了，马尚龙掌握了这个规律。所以每当听到这个声音时，他的心都会往下一沉，知道火车马上就要开了。
家里的兄弟姐妹去外地插队落户，留在上海的兄弟就成了接送主力。马尚龙和陈丕厦都已经记不清了，从1960年代到80年代，他们前前后后，共接送了多少次。
“送人比接人吃力多了。”他们俩不约而同地说。
送人，先要排队买车票。车少人多，当时买票的场景不亚于现在的春运。买到车票后才可凭票购买一张站台票。如果送的人多，还得去等票。“要轧苗头，看哪些人是从外地来上海出差的。看着面相不错，就去问他，能不能用他的票帮忙买张站台票。”会有被拒绝的概率，但马尚龙感觉那时的人都很朴实，一般都会愿意帮这个忙。
行李很重，因为有了在那生活的经验，会知道需要带很多东西。送大姐的时候，马尚龙一般都会和留守的四哥背着行李往站台奔。人们私下把开往黑龙江和新疆的两班列车称为“强盗车”，因为空间都要靠抢。一路奔得汗流浃背，顾不上擦汗，冲上火车，找准位置，一脚踏到车椅上，双手把行李往架子上托，所有动作要一鼓作气，一气呵成。
“那时为了抢行李架，一言不合就会吵架，我甚至还和别人打过架呢。回家一看，手表都被打坏了。”马尚龙说，每次送别的时候心情都不好，一是因为离别，二就是因为抢行李架的这份“糟心”。
但每一次，马尚龙都不会推诿这个活。“姐姐她们在外面辛苦了，怎么还忍心让他们提行李抢行李架呢?”把一切都安顿好，才会叫姐姐上车。此时，整个人就像气球被戳破了洞，发现所有的力气都没了。
比起筋疲力尽，陈丕厦有一次还遭遇了“胆战心惊”。那次，他帮大哥拎上行李，安顿的时候忘了时间，等到意识到的时候，车已经缓缓开动了。陈丕厦赶紧从窗口爬出去，由站台上的人把他接住。
相对来说，接人就轻松多了。如果多出三分钱，电报上写明在哪一节车厢，那么接人就胸有成足了。只需要算准时间在车厢停靠的站台等待就好。“那时列车时刻表的大数据，都在我们的脑海里。”马尚龙笑着说。
火车缓缓开进站台的时候，家人可能就已经探出车窗在挥手了。
“哥……”“姐……”站台上就想起了此起彼伏的招呼声。
阿姐，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来接你了
对送人的家人来说，接送是一场体力上的考验。而对于远行的家人，离开归来更是一场情感上的牵扯。
1971年国庆，马尚龙的大姐有了探亲假，回到上海。一别三年，当年小萝卜头一般的小弟长高了，一把接过她手中的行李，说：“阿姐，你回来了。”
“我们小孩子不懂表达什么情感。我只是注意到，阿姐头发黄了，手指甲脱落了。拿着行李坐公交车回到家，大姐发现，家里的墙头都被粉刷过了。这是姆妈收到阿姐的电报之后弄的。那时我家是一套四楼的房子，走到最后一层，阿姐正要往上走，抬头一看，姆妈正在最上面的台阶那等着她。‘姆妈’，阿姐一叫出声就哭了，母女俩隔着12级的台阶哭成一片。”回忆到这一幕，马尚龙有点动情。
相对来说，男生比较大条。龚若栋第一次回上海探亲的时候没有提前发电报。1972年6月1日，他坐了5天火车，到达北站。从公兴路走出来，他背着一个大包跳上69路公交车，回到位于桃浦的家。
到家时，母亲正要去上班。一看到龚若栋，马上对邻居说：“你帮我去厂里请个假，我儿子回来了。”那时大米是配给的，一般家里都会混着粳米一起煮饭。但母亲给他做了大米饭，还把家里仅存的四个鸡蛋全部炒出来当菜。坐那么久的火车，龚若栋饿了，呼啦一下全部吃完。母亲看到，当场就哭了，说：“你在外面肯定吃不饱。”
如果说家人之间的情感是真切的不舍，那么游子们，对于故土的感情，在不舍中又多一层微妙。
坐公交车回家的时候，龚若栋坐过了站。售票员嘟囔：“乡下人搞不清爽。”“我觉得很奇怪，出去后第一趟回上海，怎么就成乡下人了？上海尽管很亲切，是故土，但我感觉它已经不是我的上海了。探亲的时候，我是游手好闲的，别人都在忙，就我没有工作，像是个外人一般。”
胡建华也有类似的感觉。“第一次回来探亲，一起回来的朋友还会串门，去公园玩。但后来几次就不一样了，大家年纪大了，有的人开始谈恋爱，有的人有别的奋斗方向，聚在一起的少了。”
这种微妙的情绪在王安忆的短篇小说《本次列车终点站》　中就曾写到过：“火车驶过田野，驶进矮矮的围墙，进市区了。瞧，工厂、楼房、街道、公共汽车、行人……上海，越来越近，越来越具体了。陈信的眼眶湿润了。心，怦怦地跳动起来。十年前，他从这里离开，上海越来越远，越来越渺茫的时候，他何曾想过回来。似乎没有想，可又似乎是想的。在农村，他拉犁，拉耨，收麦，挖河，跑招工，跑招生……后来终于上了师范专科学校，毕业了，分到那个地方一所中学。应该说有了自食其力的工作，有了归宿，努力可以告终，可以建立新的生活。然而，他却没有找到归宿的安定感，他似乎觉得目的地还没到达，没有到达。冥冥之中，他还在盼望着什么，等待着什么。当‘四人帮’打倒后，大批知青回上海的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在等什么，目的地究竟是什么。”
之前的宣传口径都是“扎根一辈子”，所以他们从没想过，还有机会再回来。
计划赶不上变化，1978年后，根据政策，知青开始大返城。
1977年，马尚龙的大姐办病退回上海。那次去北站接到她，马尚龙说：“阿姐，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来接你了。”
1975年9月下旬，龚若栋得到在华师大读书的机会，回到上海。只是当时，他仍然没有完全觉得上海是自己的。“当时有政策‘社来社去’（从公社来，回公社去），我以为自己还是要回去的。”
1979年过完春节，胡建华办了病退回到上海。“下火车的时候，我感觉很轻松，旅途中很累，但彻底回到上海的感觉很不一样。”
胡建华回上海之后被分配在北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他看到火车站附近的马路沿街有很多粥摊。“那时有很多知青陆续回城，回来之后没有工作，就在黄鱼车上架好炉子锅子，推出来卖粥。小商小贩也特别多，很多人卖尼龙裤，天冷穿在里面保暖，但质量实在太差，所以要说起别人卖伪劣产品，就会说‘你又卖尼龙裤了’。”
1980年代，知青们陆续想办法回上海，北站的站台上站满了久别重逢的人。不过，依然还有人在离开上海。1983年，方志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的一家建筑设计院工作。父母自然不舍，但他内心倒是有闯一闯的期待。他没让父母送，是大学里的一群兄弟帮他搬着行李送到了站台。他们带了一瓶白酒，站台上每人喝了一点。不知道是酒精的作用，还是火车头的蒸汽迷了眼，方志和兄弟们拥抱分别时竟双眼朦胧。
那时，北站已越来越无法承担激增的客流了，新火车站的建设工程刻不容缓。胡建华见证了北站往新客站迁移的变化。
1987年12月28日晚，北站开出最后一班列车。同一日，上海新客站隆重举行开站仪式。
“一移掉，北站的人一下子没了，商场的营业额也急速下跌。那时我已搬到番瓜弄去住，明显感到家附近的人流增多，周围旅馆也变得很紧张。”
至此，北站完成它的历史使命，退出历史舞台。但在上海人心里，它一直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几乎每个上海家庭都在这里，离别或团聚。很多当年的年轻人，也在这里，和同学朋友，或是素不相识的人，一路同行，去往千里之外的远方。
至此，北站完成它的历史使命，退出历史舞台。但在上海人心里，它一直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几乎每个上海家庭都在这里，离别或团聚。很多当年的年轻人，也在这里，和同学朋友，或是素不相识的人，一路同行，去往千里之外的远方。
现在不再有“扎根一辈子”的概念了，人员的流动变得稀疏平常。方志早就回了上海，开了一家设计公司。现在出差，他坐飞机、动车，或是开他那辆智能、安全又舒适的梅赛德斯—奔驰e级车，北站似乎被他忘记了。直到那次，他开着奔驰经过天目中路，虽然车站不在，但记忆全都回来了。他对坐在副驾的大学同学说：“兄弟，还记得吗？你们当年就是在这里送我离开上海的。”
有些情感，只有e路同行，才能真正懂得。致敬e路同行的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