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家只有30个人的区仲裁院，但它发挥的能量，却从院内延伸到整个区里。

　　去年一年，该仲裁院受理案件2692件，其领导下的调解组织受理4170件；调解和仲裁案件6862件；综合调解率达到75.98%，其中诉前处置率91.47%；为劳动者维权金额达到9900.76万元；仲裁员人均办案数239件，最高的达到447件；调解组织人均办案113件，最高370件……一连串漂亮的数据背后，不仅是仲裁人员的艰辛付出，更是他们建立建设调解组织、主动服务社会和当事人、打造公信仲裁的真实写照。

　　此次《劳动报》请来了上海市宝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吴国芳院长，由她讲述“功夫在诗外”的创新做法。

　　打造全区专职化调解员队伍

　　工作这么多年来，十日化解百人集体争议案，是我难以忘怀的。2017年12月14日，一家贸易公司的144名员工陆续来到杨行镇劳动人事争议预防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要求企业支付二倍工资、经济补偿、代通金等。经调查，该批员工从事的是网上配送业务，工作地点分布在上海的各个区县及苏州、昆山、南通等地。去年12月，由于公司的配送项目被中断，直接导致企业与他们解除劳动合同，百余名员工不服，聚集在配送点及公司总部要求维权。我们第一时间接案后，立即安排公司注册地的杨行镇劳动人事争议调解委进行调解。

　　由于涉及人数多，涉及金额大，且要求维权的员工人数还在增加，杨行镇劳动人事调解委在收案后，马上与贸易公司法定代表人联系，确定面谈时间，并要求企业拿出切实可行的调解方案。之后，杨行镇劳动人事调解委通过“定人定点分批次，先易后难分急缓”的调解方法，在12月21日、22日、26日，共计调解了111人，企业当场履行了调解款项，剩下的33名员工由于不愿调解，杨行镇劳动人事调解委联系我们后，由仲裁院安排2名仲裁员主动介入。经过联动调解，仅剩7名劳动者因差距过大调解不成，转入仲裁程序，逾百人的群案化解到仅剩七人打官司，前后不过十个工作日，这得归功于我们建立起来的调解机制。

　　2009年，作为全国5家、上海唯一一家全国劳动争议处理效能建设示范工作的单位，我们在上级领导的关心指导下，开始在全区12个街镇和2个园区配备专职化调解员，目前，一共有34人。

　　有了人，还得有调解场所，经过不懈努力，各街镇和园区都配备了至少12平方米的调解室，最大的达50平方米，每个调解室都配备了监控。考虑到调解可能涉及个人隐私，我们又要求调解室与接待室分离。

　　有了调解场所又建立了队伍，如何调解，提高效率？这又成了我们的一项重要工作。我们推出了裁调一体化的理念，对调解队伍采取统一管理、统一培训的做法。每个调解员上岗之前，必须由仲裁员一对一带教，从窗口接待、案件审理；到案件讨论、文书归档，每个调解员必须经过200个小时以上的挂职学习，才能正式上岗。

　　调解员上岗后，在履行调解职责时，如果调解成立，由仲裁院派仲裁员到现场，用仲裁调解书换取调解协议，以确保调解内容的履行；如果调解不成，调解员履行窗口接待职能，由他们指导申请人撰写申请书，申请文书、证据材料等由调解员代为接受。

　　此举，即使得调解工作可在当事人所在地进行，又减少了当事人调解不成，往返仲裁院递交材料的次数等，极大地方便了当事人。我认为，区仲裁院虽然以调解、审案工作为主，但同时也肩负着建设和谐劳动关系的重任，这一模式，无疑使仲裁工作跨前一步，提早介入，而联动调解，也有利于将劳动争议在基层就近从快化解。

　　推出“双休日”仲裁庭

　　“能不用来回奔波，在自家门口打官司，多亏了便民仲裁庭。”舒师傅指着自己的伤脚，对仲裁员竖起了大拇指。原来，家居大场镇南大村的舒师傅与一家加工制造生产企业发生劳动争议，由于他脚部骨折，如要他赶往友谊支路上的仲裁院，不仅交通不便，也不利于伤情恢复。针对他的特殊情况，我们决定将仲裁庭设立到劳动者的“家门口”，利用村委会的会议室和自带的庭徽，布置成简易仲裁庭。在当事人所在地开设简易仲裁庭，就地开庭，是我们推出的4项便民服务举措之一。

　　多年来，我们在日常工作中，看到孕妇挺着大肚子、工伤人员撑着双拐前来打官司，便在思索：我们能不能给有“特殊”需求的劳动者多些便利呢？在大家的努力下，我们仲裁院设立了当事人“家门口”仲裁庭，对孕产妇、行动不便者提供“现场办案、就近开庭”的便利，受到了当事人的欢迎。

　　除了“家门口”仲裁庭以外，我们还开设了“假日”仲裁庭。一家企业的19名员工，与原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后，进入一家新单位上班，但原单位还拖欠着他们的工资。他们多次索要不成，只得把原单位告上仲裁院。可是，工作日开庭，他们却要上班。虽然可以请假，但请假不仅影响他们的收入，也会影响新单位的工作，甚至造成不必要的误解；如果不亲自参与开庭，他们又担心自己的权益得不到维护。为了解决劳动者的“两难”问题，我们主动推出了“双休日”仲裁庭。

　　我们还设立了“巡回”仲裁庭，对离仲裁院较远、而具备较好设施的街镇，案件本身又具有警示教育意义，我们采取“巡回”的方式，到当地开庭，让更多的企业和劳动者参与旁听。

我们还试水“互联网+调解”的现代信息手段，设立了微信网上调解庭。对于一些争议简单、标的清晰，当事双方工作繁忙，都有主动调解意愿的案件，我们在征得当事方同意的基础上，利用微信群进行线上调解，使当事双方足不出户，就解决了争议。

　　虽然便民利民举措，增加了我们的工作量和工作难度，但我们认为，方便当事人，本就是建设和谐劳动关系的题中之意，我们多付出一些，当事人得到了便利，也有利于案件的解决。通过实践我也坚信，要做好劳动仲裁工作，某种程度上，确实是“功夫在诗外”。

　　树立公信仲裁品牌要用心用情

　　一家保洁公司的一名女工上班途中遭遇交通事故，被认定工伤后，企业要求，先处理交通事故，后处理工伤。但这位女工家属不同意，还有上门吵闹的情况，用人单位一怒之下，停发了其停工留薪期待遇。此时，女工家属也愤怒了，把用人单位告到了仲裁院。

　　我们受理该起案件后，经过开庭审理，做出了裁决。看起来，该案到此应该终结了，但我们想，用工单位虽然按裁决结果履行了义务，但心中的怨气还在，如何消除这股怨气，并避免在日后用工中再发生类似情况呢？

　　经过讨论，我们向用人单位发出了仲裁建议书。该份建议书，既分析了事故形成的原因，也阐明了国家关于工伤待遇的法律法规，以及用人单位对待工伤事故的正确做法。同时，我们也向用人单位发出了善意的建议，“用人单位如能及时履行上述义务，一方面能够使受伤职工的伤情得到及时治疗，另一方面也能提升企业的凝聚力，增强员工的企业归属感和获得感，以便于日后为企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收到仲裁建议书后，该用人单位对我们的工作表示点赞，同时也表达了加强业务知识培训，减少劳动争议的意愿。

　　近年来，我们仲裁院一直在为打造公信仲裁品牌而努力。但公正审理、裁决之外，我们还能做什么？我们想到了仲裁建议书。一般而言，仲裁裁决书由双方所述请求、庭审调查和裁决结果所组成。

　　注重法律的运用，其风格偏“硬”。

　　而仲裁建议书偏重于说理，结合事实与法律，把道理说清楚说明白，还能从建议的角度，给当事方提供一些合情合理合法的做法，具有一定的感情色彩。给当事方发放仲裁建议书，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相对来说，当事方更能看到我们的善意，也更容易接受。

　　去年，我们发放的仲裁建议书占整个裁决案件的11%。为了更好地服务当事方，我们又把邮寄仲裁建议书，改为上门送达或约请当事方到院送达。今年3月5日，我院就开展了学雷锋活动，全体仲裁员出动，给当事方上门送达仲裁建议书。

　　我们还设立了社会公众开放日活动，每月的最后一周周四上午，邀请有关部门或市民自行报名，均可参与我院的开庭旁听、案件讨论，对我们的工作实行监督。

　　我们还设立了仲裁讲堂，到街镇巡讲。针对企业、行业、园区、社区、学校等，我们推出了“定制服务”，讲课内容可以结合他们所需。仅去年一年，我们就举行了9场讲课，听众达500余人次。

　　我们还编制了公信仲裁季刊，内容包括“新法速递、政策问答、案例判析”等，发放给企业，让他们及时了解政策动态，规范用工行为。

　　为了建设和谐劳动关系，我们仲裁院虽然做了不少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我们始终认为，要把劳动仲裁工作做得更好更完善，还有更多的“功夫在诗外”的空间有待我们去开发，我们还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