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2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规定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对外开放之前，广州是中国唯一对外开放的港口，中外贸易只能在广州一口进行，于是在广州出现了中国最早的买办和外贸商人，部分广州商人又从沿海进入上海，形成了广州帮。中国对外贸易的商品主要是茶叶、丝、瓷器三个大类，占出口商品总量的一半以上，而茶、丝、瓷器的主产地在长江中游的安徽、浙江、江西一带，在长江和近海航运并不通畅的情况下，把产地的货品运到广州是很艰难的。中国的地势呈明显的西高东低的趋势，大多数通航的大河是由西向东流的，即使有如赣江、湘江等几条南北向的河流，也往往是不通航或半通航的，以江西的赣江为例，高水位时期，货船可以从鄱阳湖航行到吉安，吉安以下段是绝航的，而低水位时期，船只能驶抵樟树镇（清江县治），以下的路只能靠人抬肩扛了。
有人作过统计，从产地将货物运到广州，运输成本就等同于货品的价值，甚至更高，江西与广东交界处均为山地，十分不安全，如货品被抢，那损失就更大了。于是当1843年上海开埠后，原来设在香港、广州的洋行逐渐向上海转移，许多买办也追随洋行进入上海，同样，不少从事外贸的广东商人也逐渐向上海转移，在上海开埠后十年，上海的外贸总量已超过广州而居全国第一。广州人也在上海建立他们的同乡人组织。《光绪上海县续志·卷三·会馆公所》：广肇公所，在二十五保三图公共租界宁波路。同治十一年，粤东广州、肇庆两府人公建。另设广肇义学二，并设广肇医院、广肇痘科分医院。又，广肇山庄，初在新闸大王庙后，嗣迁闸北叉袋角广肇里。
不过，《上海肇庆会馆历年数目征信录·上海广肇会馆序》的说法略有不同，说：沪渎通商，甲于天下，我粤广、肇两郡或仁宦，或商贾，以及执艺来游，挟资侨寓者，较他省为尤众。旧设会馆于城内，早已毁于兵燹。同治壬申（即同治十一年）叶观察顾之重权是邑，集乡之人，筹议捐资，首倡作重新之举，而韦秀州、徐荣邨、潘爵臣、唐景星诸观察，黄亮甫、吴子石两司马等董事劝捐，同乡诸君子复慷慨以助，乃于邑城北，土名“二摆渡”，购巨室一所，为坐坎向离之原，价银三万一千两。时捐款仅二万余金，不敷者尚巨，遂辗转按揭于麦加利、源隆诸行…… 文字表述得很清楚，就是“旧设会馆于城内，早已毁于兵燹”。据《同治上海县志》中说，在上海县城西城内有一“广安会馆”，是旅沪广东人会馆，这里与清军在上海的“提标右营游击署”很近，1853年小刀会起义前夕，广东的三合会成员就潜伏在这里，等待命令，向清兵发起进攻。当小刀会被镇压后，广安会馆因参与暴乱而被政府充公。
广安会馆在一条叫“半段泾”的小河的北岸，1906年后，上海填半段泾筑路，因这里有一蓬莱道院，遂取名蓬莱路。民国肇始，上海就在广安会馆旧址建上海县衙门，约1915年启用。1927年，上海设上海特别市，原上海县东部的区域大多被划进特别市，仅剩西部的农村地区属上海县，设在上海城里的县署不在上海县的土地上，1933年，上海县署迁北桥镇，旧址就归警察署，解放后长期为上海市公安局南市分局址，址今为蓬莱路171号。
1918年上海地图标“老上海的广安会馆因参与小刀会起义而被清政府严加惩罚和监视，要想恢复建立是难上加难的。叶廷眷，字顾之，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同治六年（1867年）署理上海知县，次年卸任，十一年复任署理上海知县，次年，授知县，在他的努力和倡议下，上海的广州、肇庆两府人才有机会恢复成立“广肇公所”。《光绪上海县续志》中讲：“广肇公所，在二十五保三图公共租界宁波路”，而《上海广肇会馆序》中讲：“乃于邑城北，土名‘二摆渡’，购巨室一所”。用词不一，但指的是同一个地方。上海开埠之前，吴淞江（苏州河）上没有桥梁，过江全凭摆渡，第一个摆渡口称“头摆渡”或“外摆渡”，今外白渡桥旧名“外摆渡桥”，即以摆渡口得名，第二个摆渡口就称“二摆渡”，旧址在今江西路苏州河，不过，沪方言“二”念如ni，不能念错。免去繁琐的考证，约1916年，广肇公所的建筑被建为广东银行，旧址相当于今宁波路四川中路交叉口的西北角。
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住房改革中，住房作为商品进入市场，人们可以“抵押货款”的方式，将买来的房屋向银行抵押借款，再分期向银行付还欠债，上海出现了一个新名词———按揭，大多数人认为“按揭”是从香港话植入的，而香港话“按揭”则是英文mortgage的外来语，不过，在写于1899年的《上海广肇会馆序》中已出现“遂辗转按揭于麦加利、源隆诸行”，上述的判断，似还值得商榷。
真如《上海广肇会馆序》中所讲：“我粤广、肇两郡或仕宦，或贾贾，以及执艺来游，挟资侨寓者，较他省为尤众”，旅沪的广州、肇庆人有的为官，有的是买办，有的是商人，还有的在上海从业，他们举家迁到上海，并在上海定居，并在上海的虹口形成了“广东街”或广东人居住区，虽然部分广东人希望在逝世后落叶归根，更多的就是选择葬在上海，旧上海广东人墓地的数量很多，墓地面积占各籍人之首。“嗣冯廉访使竹如权江海关，郑光禄玉轩权津海关，复先济美捐俸赞成，陈星使茇南、黎京卿召民均乐为捐廉，而有以善其后，由此，山庄、医院鼎足而起，斯同乡郡县之人有宾至如归之乐”。
“冯廉访使竹如”即冯浚光（1830—1878），字竹如、竹儒，广东南海（广州）人。咸丰二年（1852年）举人，同治四年（1865年）任江南制造局总办，十三年，授上海道（上海道主管江苏海关，故又称“海关道”），光绪元年（1875年）在上海设立“洋务局”，捐银二千两资助上海格致书院造屋，是诸上海道中较有作为者之一。他是广州人，对上海广肇公所事业的拓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旅沪的广东人大多居住在虹口，广肇公所办的学校和医院均在虹口，址今为海宁路350号。上海旧时把较大的坟地称之“山庄”，最初，广肇山庄设在“新闸大王庙后”，就是今天新闸路以北，成都北路一带的地方，1899年，这一带被划进公共租界，这块土地出卖后迁到“闸北叉袋角广肇里”。“叉袋”是以前上海农民装棉花的一种大口袋，袋口上设计有“耳朵”，形似今日的“马甲袋”，打结就能把袋口锁住，故称“叉袋”，这种口袋大多用麻编织，又称“麻叉袋”；上海是水乡，多河流，当河流发生转弯时，上海人把凹进去的一面称之“湾”，外凸处称之“嘴”或“角”，苏州河在今昌化路至长寿路桥一段，河流多弯，形成多个外凸的“角”，形似“叉袋”，该地段俗名“叉袋角”。
1923年版《上海指南·卷三·丙舍》中记： 广肇山庄。广肇路（恒丰路西）。 广肇新山庄。叉袋角。 辛亥革命期间孙中山写给广解放前的“广肇路”就是今天的天目西路和长安路，就是以广肇山庄而得名的。在上海死亡的广东人大多选择葬在上海，原有的广肇山庄也因城市建设的原因，逐渐成为市区或工厂区，山庄不仅无法拓展，反而在萎缩。约1924年，广肇公所在宝山县，相当于今闸北区江杨南路、平顺路、场中路、汾西路圈内土地二十公顷建立新的广肇山庄，到解放初，又实际拓展到六十六公顷，是上海占地面积最大的会馆公所山庄。
1958年，山庄被注销，分期建成上海早期的工人新村———彭浦新村。《广肇会馆规条》中说：“公所遇有同乡系安分之人，被人欺侮，或被牵累，公同具禀保释等事，必须先约的实同乡店铺，写立保字，恐保出之人或犯事端，即为其保人是问，不得空言为凭。”广肇公所是上海实力较强的同乡人组织，并致力争取同乡人利益，其中有两桩案件在上海史上很有影响。
杨月楼，安徽怀宁人，少年时在北京拜京戏名家张二奎为师，后闯荡上海，1872年四月在金桂轩茶园演出，唱腔清润嘹亮，武功卓绝，遂声名鹊起，不久又转入上海著名的丹桂茶园，又轰动上海。次年初，广东籍人韦王氏携女儿阿宝去丹桂茶园看戏，见杨月楼善解人意，暗生爱慕之情，阿宝更是情不自禁，写情书表示愿下嫁杨月楼，杨月楼贪韦家财富和阿宝美色，欣然同意，并公开往来。韦氏是旅沪广东巨商，韦氏族人坚决反对阿宝下嫁戏子。于是，韦王氏与杨月楼约定以旧俗“劫婚”，乳母带阿宝出走，并携带大量细软珍宝，杨月楼则中途接应。该事被韦家发现后，即请广肇公所帮忙处理，公所立即向会审公堂投诉，要求严办，因为该事不涉及洋人，即由会审公堂转上海县衙门处理。杨月楼被捕后，在严刑之下被迫招供，承认与阿宝通奸在先，“劫婚”在后。几天后，韦王氏主动投案，想替杨月楼说情，承认该婚事系她本人同意，其夫韦某也私下允诺。当时的上海知县就是提议恢复广肇公所的叶廷眷，为了维护广东人荣誉和利益，他提出不准翻供。后来，杨月楼被判“杖八十，永世不得来上海”。该案史称“杨月楼案”，后来不断被演义，被人们称之清代“四大奇案”之一。另一件是“黎黄氏案”，又称“大闹会审公堂案”。
1905年12月6日，在四川某地当官的广东人遗孀黎黄氏，携带奴婢十五人乘长江轮“鄱阳”号轮，经上海返回广东原籍，上海租界工部局接到镇江密报，称有广东女人拐骗妇女多人，经上海去广东，工部局即出警守候码头，并拘捕黎黄氏一行。此案情比较简单，只要稍加侦察、审讯即可结案。根据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堂章程之规定，这是一件侦办的案件（相当于公诉案件），应有洋、华法官同堂会审，而会审公堂中国谳员关炯之、金绍成认为该案件不涉及洋人和洋人利益，建议暂押会审公堂女押所候讯，于是与英国陪审员、副领事德为门（b.twyman）发生争执，德为门十分生气，借口该案件系重大拐骗案，下令将黎黄氏一行先交巡捕房关押。而根据规定，在会审公堂未审或待审的人犯应该暂押会审公堂押所，关炯之、金绍成即提出，此事有关法律程序，应上报上海道后作处理。德为门恼羞成怒，说：“本人不知有上海道，只遵守领事的命令。”关炯之针锋相对回答：“既然如此，本人也不知有英国领事。”德为门责成巡捕立即将黎黄氏一行带出会审公堂，关押到巡捕房监狱。
于是，一件简单的案件引发成两国的冲突。次日，上海广肇公所召开同乡人大会，证明黎黄氏系他们同乡人的妻子，随行的女子均为家人和奴婢，因丧夫回家乡，并无拐骗事实，而英人德为门的行为已超越法律，应该立即改正和致歉。广肇公所致电外务部、商务部，说明事实，并向上海英国领事提出抗议。上海道也对英国领事违反会审公堂章程，超越法律的行为表示不满和抗议。12月13日，北京公使团迫于清外交部的压力，电告上海领事团（这是各国驻上海领事的组织，协调国与国之间，各国与上海政府之间事务的机构，领事团领袖由各国领事选举产生，由于英国在上海的势力太强，大多数国家的领事不会投票选举英国领事担任领事团领袖，所以，领事团领袖往往由德国之类的中等国家担任）将黎黄氏送回会审公堂，当场释放。恼羞成怒的英国领事被迫释放黎黄氏一行，但心犹不甘，没有按规定将黎黄氏一行送回会审公堂，而是送到广肇公所后释放，于是上海又发生了更大规模的抗议活动，造成“大闹会审公堂事件”。上海道为防止事态进一步发展，一面饬令开市，一面张贴告示，严禁再生事端，广肇公所也积极配合上海地方政府，恢复正常社会秩序。年底，上海道与工部局达成协议：一、将会审公堂押所改为会审公堂女监，以后会审未决的女犯交女监看守，但允许工部局到女监检查卫生；二、英方暂不撤换德为门的陪审员资格，日后调离岗位。“黎黄氏事件”最终以中方小胜而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