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肯定，更是为了激励
记者：城市品格对于一座城市的发展意味着什么？
曾峻：不拒细流，方为江海。我们经常讲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善于吸纳、融合不同民族、不同文明的有益因素，多元一体、和济共生。作为中国的经济中心城市，上海地处南北海岸线的中点，背靠广阔内陆，面向浩瀚大海，因而成为东西、南北互动的交汇点。在古代，有北方文化与江南文化的交流；在近代，有中国各地文化与上海文化、西方文化与中华文化的激荡交融。过去40年，上海更是把长期积淀成的开放、创新、包容“基因”发扬光大，使之成为城市品格的最集中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在进博会开幕式这样一个特殊场合提出上海城市品格问题，是对上海过往实践的肯定，更是为了激励广大干部群众把城市品格发扬光大，在改革开放新征程上表现得更加坚定、更加自觉。
记者：“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是上海的城市精神，城市品格与城市精神之间是怎样的关系？
曾峻：城市品格与城市精神息息相关。比如海纳百川就有开放的意思，开明睿智、大气谦和有包容的意思，追求卓越则有创新、进取的含义。正因为如此，精神与品格有时会连在一起使用，叫作“精神品格”。但城市品格与城市精神强调的侧重点不完全一样，城市品格更多强调的是实际显现出来的特定属性，城市精神是城市内在追求的抽象表达。上海有了城市精神的概括提炼，现在总书记又提出城市品格的概念，与城市精神形成很好的呼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城市精神的丰富完善。城市品格与城市精神并提，实现了无形要素与有形要素、理想目标与具体行动的统一。我们所有的人、所有的工作，如果都能充分展示城市品格，那么，城市精神就容易落到实处。
城市应成为“森林”而不是“人工林”
记者：开放、创新、包容，这三种品格之间有怎样的逻辑联系？
曾峻：开放，顾名思义首先指的是对外开放，不过正如邓小平同志当年所说，开放还有一个对内开放的问题。对一个城市而言，后者意义重大。比如能否在投资、服务、法律法规等方面对无论本市还是外省市企业都做到一视同仁，无论对国企还是民企、外企都做到平等对待，这实际上是一个营商环境问题。即便是对外开放，除了市场、资本、技术外，还有一个学习先进管理理念和治理经验的问题。开放最重要的莫过于深层次的心态，比如，有没有共赢思维，敢不敢与高手过招，是“百花齐放”还是“一枝独秀”。这里关键是要防止自我感觉良好，只有永远保持学习的态度，才会积极主动接纳一切好的东西。
开放打开了视野，必然带来多样性和无限的丰富性，因而具备了创新的必然性和可能性。首先，创新应该是全面的而且是有机的。科技创新很重要，要推动科技创新则需要管理部门、科研院所进行制度创新、政策创新，破除一切阻碍科技进步的壁障。而这些创新的前提是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要对路，也就是需要思维创新。其次，创新大量表现为集成型或“横向创新”。原始性创新价值最大，尤其是科研领域更是如此。然而，更多的创新是“结合”的产物，是跨文化、跨行业、跨学科碰撞交流的结果。第三，不能把创新理解得过于“高大上”，似乎只有那些革命性、颠覆性东西才算得上是创新。创新有不同层次，可以体现在各个领域和环节，哪怕是一个小小的流程改进，一个小小的工艺改善，都可以视为创新，所以不能把创新变成极少数人的事情，创新应该是所有人的事情。
创新有成功也会有失败，对于失败、失利要宽容。不宽容失败，就是不鼓励创新。城市品格中的包容还意味着求同存异，相互尊重，如此城市方能成为有机体，成为一个多物种的“森林”，而非单一树种的“人工林”。
以品格力量铸就上海品质与品牌
记者：总书记在演讲中不仅把开放、创新、包容作为上海最鲜明的品格，而且认为这种品格是新时代中国发展进步的生动写照。站在改革开放再出发的新起点上，如何进一步激发品格力量？
曾峻：上海未来发展的目标、任务越来越清晰，上海肩负的国家战略也越来越多。综合起来，就是上海需要挑最重的担子、啃最难啃的骨头。这包括多个方面，比如，如何推动新一轮高水平改革开放，如何做到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如何管理超大型城市，如何持续改善民生增强群众获得感，如何促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如何提高党的建设质量和水平。解决好这些课题，有利于提升上海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铸就上海这座城市的品质与品牌，也将为全国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记者：在具体工作中，如何更好体现城市品格？
曾峻：“大道至简，实干为要。”在这种背景下，城市品格尤其难能可贵。遇到难题、大事，要善于把握全球、全国动态，在主动学习中找到解决问题的灵感和思路。要勇于开放，向世界开放，向全国开放，向长三角开放，在合作竞争中提升能力。各项制度设计、政策设计，要善于听取基层和广大市民的意见建议，既问需于民，更问计于民，相信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创造力。善于激发和保护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我们的事业就能始终充满生机活力，再大的困难也能被征服，这是改革开放40年给我们留下的一条非常重要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