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劳动报》报道，在本届上海国际艺术节上，《星期日工程师》等几部现实主义题材话剧的出现，就像一股清流，它们不是简单的报告剧和主旋律剧，这些作品真正地描述时代、刻画人物，围绕着四十年之间，时代和普通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展现人性的光芒。《星期日工程师》编剧、导演王丽鹤告诉记者，虽然讲述的人有的已经不在，但舞台上的角色是鲜活的，他会提醒我们去铭记和纪念，同时也激励年轻人“改革再出发”。
　　一个陌生的词汇一段改变历史的故事
　　什么是星期日工程师？如果做一个随机的街访，可能大部分90后或者00后都会一头雾水。《星期日工程师》制作人戴责伦很感慨：“上海好像从来没有描绘这个群体的话剧，所以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对这个词汇是陌生的。”
　　而这个群体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几乎是家喻户晓的。说到“星期日工程师”，最直接的描述是，他们总会在周六的傍晚，在长途汽车站、火车站或轮船码头出现，身穿洗得有些发白的蓝卡其布中山装，风纪扣整整齐齐，拎着人造革的包，而到了星期日傍晚，同样是车站码头，可以看到他们回来的身影。星期一，他们则依旧在大专院校、研究所、国有企业上班。这些人利用当时一周仅有的一天休息时间去到上海郊区或长三角县市兼职，帮助那里的工矿企业完成技术创新和解决技术难题，创造了切实的经济效益。
　　在话剧中，一位无法绕开的人物便是韩琨，当时的企业为了报答这位工程师所做的贡献，先后给他发放了报酬、奖金3400余元。遭到举报后，检察院以“受贿罪”对这位工程师“立案审查”。最终，社会各界破除万难、勇于担当，为韩琨洗刷了冤情。
　　对于这样的题材和人物，王丽鹤在创作时抱有极大期许。她告诉记者，自己在和那段历史的见证者、当时韩琨所在的钱桥乡党委书记刘正贤的多次对话和采访中，了解到了那段岁月的风云激荡，身处社会剧烈的转型期，韩琨和刘正贤所做的事情都是冒着巨大风险的。“在深入了解那段历史和故事后，我才会更加敬佩他们，也更能投入情感，去写好这台剧目。”还原小人物身边人改革开放初期勇敢奉献
　　据悉，当时全国有大概600多位这样的星期日工程师。王丽鹤说，其实韩琨就是现在大家身边可见的工程师和教授，但在当时，他们身心俱疲且背负着沉重的枷锁。所以在剧中，韩琨一开始拒绝了刘正贤对他发出的邀请，他怕自己又惹上麻烦，但刘正贤三次邀请，“三顾茅庐”一般请他帮助当地的企业解决技术难题。韩琨答应后，开始了正常的工作，但当一切步入正轨且拿到他该有的经济报酬时，麻烦果然又上了身。
　　王丽鹤在对刘正贤的几次采访中，深切地感受到这位当年31岁的党员干部的担当。“31岁的年轻人，要担那么重的责任。我是问了他才知道，当年他的工资是46块一个月，把韩琨请来，一周工作一天，70块一个月，还加上18块一个月的补贴。厂里后来请来的那些奉贤当地的农民，工资都比他高。他到底图什么？在我看来，在那个年代他就是一个典型，勇敢奉献、有一腔热血。他知道自己是当地乡民一票一票投出来的党员干部，绝对不能辜负他们的信任。”王丽鹤说起这个人物总是滔滔不绝。
　　而对于如今名气更大的韩琨，她也表示，他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但内心的压力和包袱很大，到最后出了事，他更是接近崩溃边缘，他最终迎来了一个光明的未来，“韩琨的遭遇并非个例，他们这个群体也有一个共性，他们都有普遍的家国情怀，愿意为祖国建设付出，哪怕自己已经遭遇了那么多不公平的待遇。”
　　从工程师到护士值得书写的人太多
　　本届艺术节上，不光是《星期日工程师》，《生命行歌》《小巷总理》《许村故事》都会先后上演。他们的共同点是描写小人物在大时代背景下的故事，而当时间线从改革开放之初来到当下，另一个平凡岗位上的不平凡故事也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
　　就在上周，《生命行歌》剧组正在上戏剧场旁的大楼里排练，该剧由上海戏剧学院、中共上海市金山区委宣传部、上艺戏剧社出品。这是上艺戏剧社排演的第二台原创大戏，导演是来自国家话剧院的著名戏剧人查明哲，演员有大家都很熟悉的老戏骨刘子枫。这是一出描绘金山卫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安宁病房的剧目。在那里，护理人员面对的是一群即将离开人世的危重病人，如何让他们走得安宁和有尊严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也是这群人，面临着巨大的社会和心理压力，却鲜为外界所知。
　　该剧的策划张磊是在一次报告会上，了解到这个病房的护士们，起初她以为只是一场简单的事迹报告会，没想到，听那些护士们在台上讲述，张磊的心揪了起来。之后，她和上艺戏剧社的负责人袁东瑞一起，数次前往这个病房，和护士、病人家属沟通交流。张磊说，几乎每一次去，她都有新的触动。“这是一家临终告别的病房，里面的病人都是绝症的晚期，进去了就意味着要走了。那些病人和护士之间的故事几天几夜也讲不完，所以我们萌发了强烈的创作欲望，一定要把这个群体搬上话剧舞台。”
　　真实的故事震撼人心老戏骨被深深触动
　　在和护士们的接触中，他们发现，这些人所要面临的压力更多的来自于心理，一方面是社会的看法，一方面是本身的思想包袱。有一个真实的例子———一位年轻护士刚刚嫁到上海，来到这个病房她其实心里很骄傲，充满作为白衣天使的职业自豪感。“但她几乎每天要送走一位病人，家里的婆婆认为她晦气。才有了宝宝的她在一次回家后，想抱抱自己的孩子，却被婆婆阻止了。”张磊说：“她婆婆的原话是，你每天摸那么多死人，别碰孩子了，要么你把这份工作辞了。”
　　除此之外，在剧中，一位高总的角色也来自于现实。虽然事业有成却身患绝症，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一个人孤零零地来到了安宁病房，他的家人没有一个来看望他。病房的护士旁敲侧击了解到他最爱吃的是青浦的糕团，于是他们来回八十公里，给这位病人买来了他最爱的糕点。于是，他也敞开心扉，告诉护理人员，自己是如何和家人决裂，言语中也流露出懊悔之情。在现实中，病房的护理人员几次劝说其父亲前来探望，最后当父亲出现在他的面前时，他也终于放下心里所有的负担，安然离去。
　　《生命行歌》中，老戏骨刘子枫饰演了一位倔老头。今年近82岁的他被这个剧本深深打动，他是最早进入剧本讨论阶段的演员，几乎全程跟着查明哲导演创作，一天八个小时的排练毫不含糊。在排练场接受采访时，他很动情地说：“为什么这次我一定要来演，也要把他演好呢？因为我也是个老人了，也面临这样生死离别的情况。我内心是非常认可这个病房的做法的。”在病房，有一条标语“有时去治疗，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刘子枫认为，这和传统中国人的生死观有着很大不同。“为什么不抢救，为什么不治疗，这是很多病人家属会发问的，但体面的离开却被很多人忽视了，生命最后时刻的选择，应该属于个体本身。”刘子枫说，这个剧正是要传递给观众这一信念。
　　艺术的力量不容小觑角色的脸庞印在了心里
　　四台戏，主角都是小人物，除了工程师和护士，《小巷总理》的主角是一个街道工作人员，《许村故事》的主角同样是基层的工作人员，但在舞台上，这些小人物迸发出了大能量，更是展现出了四十年里，普通职工身上发生的那些不普通的事。
　　查明哲对于执导《生命行歌》有着自己更深的体会。他向记者感慨，这部作品可不是说了一个病房、一个护士、一个病人这么简单，它是直接传达生死观的一部作品。“我们能够做到的事情，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把作品端到观众面前，告诉他们，生和死并非永远是恐惧和避讳。”
　　在其看来，艺术能够做到的，就是解除你的恐惧，某种程度上承载着死亡教育的内涵。查明哲说：“艺术试图探讨更深层次的东西，如果观众走出剧场，仍在低头思索，那这些舞台上的人、现实生活中的那些人，他们的脸庞就印在观众的心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