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有幸，中共在此召开“一大”“二大”及“四大”。由此，上海成了一座伟大而光荣的城市，成为中国革命坐标上灿烂夺目的标志。但有一段时期，“四大”会址不能确定。
1981年6月8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姜华宣的文章《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认为“四大”召开的地址为——横浜路6号。
东宝兴路口的中共四大遗址碑
1982年第九期《解放军画报》刊登了“四大”会址的照片与说明。照片的主体是横浜路北岸的数间民房。文字说明为‘四大’会址——上海闸北横浜路6号（四川北路横浜桥边的一座居民住房）”。这一系列报道引起了许多党史专家的兴趣和质疑。
四大遗址旧照
1984年初夏的一个下午，1925年参加过中共“四大”筹备和召开的秘书兼联络员，时年84岁的郑超麟，在时隔半个世纪后，带着虹口地名志主编应云龙、副主编陆仁福等一行四人，开始寻找“四大”遗址。
亲历此次寻找的陆仁福，在回忆当时情景时说：从四川北路多伦路向南走，我问他，《解放军画报》那张“四大”会址的照片，究竟是在横浜桥南岸还是北岸？郑老很肯定地说，南岸，不是北岸。
中共四大旧址建筑模型
过了横浜桥，走到四川北路西侧的川公路时，郑老说，我记得当年是从这条路走进去的。于是，一行人跟着郑老，一起拐进川公路，再转弯到新广路，看到了吴淞铁路（虹口人俗称小铁路）的铁轨。他突然眼睛一亮，虽然这里周围变化大，但是铁路一点也没有变！
昔日吴淞铁路
沿着铁路线，郑老熟练地继续向北行走，到了川公路与东宝兴路口，一座印度锡克教教堂的南面，郑老停下来，指着铁路轨道东边，一道围墙里６层楼高的新公房（新公房的北面是天通庵路）说：“这个地方，就是当年的会址。”
此时，郑老已是满头大汗，他脱下帽子扇了扇，又手拿帽子指了指前方：这里原来是一条弄堂，内有二、三排房子，是比较老的石库门房子，“四大”租了其中一幢作为会址，门牌号记不清了。这里向东是北四川路，靠近租界；向西是闸北华界；向南沿着铁路可到北火车站。三条路都可以疏散和撤离，很方便。
找到了“四大”会址，郑老兴致很高，在原址前拍照留念。接着，一行人又回到多伦路10号应云龙家，谈了约一个小时。陆仁福问他，您为什么带我们从川公路进去？郑老说，那时候我住在静安寺，筹备会议期间，都是乘电车从四川北路横浜桥下车，从川公路进去，走到会场的。
四川北路横滨桥
好在郑老牢牢记住了铁路和印度锡克教教堂两个标记，我们这次寻找得以圆满完成。
另一种可能是四川北路。1949年后，面貌大变，高层建筑不断出现，使得郑老认不得路了。因为据“四大”代表李逸回忆，当时站在二楼的晒台上，看到东宝兴路四川路上有个商铺着火了，浓烟滚滚，可见当时四川北路是没有高房子的。
1987年，虹口区政府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郑重向外界公布：中共四大会址为虹口区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1995年，“四大”召开70周年之际，上海市政府在遗址处立碑纪念。2012年，中共四大纪念馆在四川北路公园落成开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