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余荣林
余荣林，1960年4月生，原静安区工商行政管理局第三工商所干部（现静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曹家渡监管所干部，期间曾担任局办公室副主任）。1979-1986年间任静安区胶州路农副产品市场场长，亲身经历、见证了胶州路农副产品市场从建立初期到步入正轨及邓小平同志视察后走上繁荣发展道路的过程。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点。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我国进入了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主要任务的新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的对内改革首先是从安徽、四川等地农村中出现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开始。“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这一创举得到了广大农民的肯定和拥护，随即被普遍采用，不久大量剩余的劳动果实通过贩运进入市场，再次创造出经济价值，农民在这过程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这为其后全面开展农村经济改革和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静安区胶州路农副产品市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建立、并逐步走上正轨，渐渐发展壮大，这对当时的上海市以及静安区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丰富市民副食品供应 开创性建立农贸市场
1978年后的农村经济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和种植业获得了高速增长。上海市郊区以及城市周围越来越多的农民将自己种植的剩余农副产品带入市区销售。他们用肩挑、手推的方式穿街走巷，并占用马路和人行道进行设摊经营，这在一定程度上方便了和丰富了城市居民的生活。而当时供应市民菜篮子的主要依靠国营菜市场的供应，在我们胶州路农贸市场内就有一家国营的“乌鲁木齐北路菜市场”，由于国营菜市场的采、供、销经营理念以及计划经济的局限性，在市场供应的农副产品价格虽低，但是品种、数量都较少，需要早起排队才能买到，且新鲜度较差，不能完全满足城市居民的需求。而农民进城销售的自产自销的农副产品，弥补了国营菜市场的不足，居民们在农副产品市场可以买到活鱼、活虾以及当天采摘的新鲜水果和蔬菜，还不用担心买不到。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因改革带来便利和好处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新矛盾新问题，比如缺斤短两、强买强卖和经营后留下的环境上的脏、乱、差等问题，对此周边居民意见很大，社会反应强烈，这也是当时摆在我们眼前必须要解决的矛盾和问题。
在丰富城市居民副食品方面，当时的上海市委和市政府就已经提出要改善和丰富城市居民菜篮子的设想。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1979年10月，静安区区委、区政府决定在胶州路的愚园路口至北京西路口段，划出一块长150米、面积约540平方米的路面作为农贸市场使用场地，即后来在全市乃至全国闻名的胶州路农副产品市场。通过开办市场，实行集中经营、集中管理的方法，来彻底解决因无秩序乱设摊造成城市环境的脏、乱、差问题。
那时我是刚从部队回来不久，组织上将我安排到胶州市场的辖区所——第三工商所，并直接委派我到建立不久的胶州路农贸市场担任场长，负责市场的运行和管理。
市场建立初期，由于种种原因，真正愿意进入市场经营的人却并不多，大部分不愿意进入市场经营，他们认为：一是进市场经营不方便、不灵活，走街串巷，比较方便且灵活，推着自行车，哪里有人买就停下来直接卖，卖完直接回去，可节约时间；二是集中经营，竞争比较激烈，会影响到自己的生意；三是市场里面要收取税收和管理费，这样会增加自己的经营成本，钱就赚得少了，不合算，这也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所以进场设摊的经营者人数并不多。开办初期，就摊位来说也只有零零散散的几十个，这还是被赶进来的且并不稳定，销售的品种也仅仅是一些日常的蔬菜、家禽、水果等农副产品，品种还不丰富。
为了尽快使市场形成规模，市场办公室专门组织了部分市场管理员，通过穿街走巷的方式进行劝说，说服在周围弄堂、马路上沿街叫卖的农民或个体经营者进入市场统一设摊经营，同时为了吸引经营者进入市场，我们在市场里增设了包括寄存经营工具、提供照明及泵用电源、称具、遮阳棚架等服务，提供免费寄存，在经营者们卖完东西后，他们的经营工具可以不用带回去，寄放在市场，方便第二天直接进场经营，不仅减轻负担还提高了效率，通过类似的一系列便利措施，确实吸引了一些农民和个体经营者进入市场设摊经营，就这样日积月累，逐步逐步地，人也多了，名气大了，人气也聚集了。不久以后市场规模基本形成。
巧用对策化解矛盾 市场逐步走上正轨
随着市场的逐渐形成和经营范围、数量的规模日益增大，此时新的问题和矛盾又出现了，主要表现为“脏”、“乱”、“差”以及经营者与当地的居民纠纷等。
脏：主要是经营者经营时和收摊后出现的随地乱扔果皮、烂瓜果、菜皮等垃圾，且经常造成路边下水道堵塞；乱：主要是不分行业乱设摊，哪里方便哪里摆，摊位上乱披挂和乱堆放；差：主要是经营作风差，各种自制的、改制的秤具随处可见，各种短斤缺两的手法花样百出、以次充好、强买强卖等行为不时发生，同时还出现经营者、消费者与当地居民因噪声引发的纠纷，这主要是市场位于马路中间，两边设摊，正好与沿街居民零接触，经营者们每天早上4—5点入场时抢摊位的吵骂声（在市场刚开始建立的时候，为了吸引经营者先进入市场经营，没有固定的摊位，先来先得，来晚了连位置都没有了，为了抢好摊位有的经营者两三点钟就进场占位）、经营时的噪声、顾客和经营者之间的吵闹声、路边和下水道里的脏臭味以及蚊蝇困扰等扰民情形，引起的纠纷不断。另外，由于场内经营人员构成复杂，在整个市场经营人员中，有无业人员、有外地和郊区来的农民等，甚至有一些自谋出路的刑满释放人员，所以打架斗殴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办公室也非常头疼，在市场管理上我们既要极力丰富和繁荣市场，又要解决好与居民们间的矛盾，这是对矛盾，这些矛盾如解决不好会制约市场的健康发展。为了解决矛盾和问题，市场办公室下了很大力气，当时在区委、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我们针对性地采取了一系列相应措施，包括建立相应的市场管理制度，对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做相应的规定，通过制度和规定来约束进入市场的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具体办法有：
一是划行归市。按不同的品种固定摊位集中设摊，对经营者进行集中管理。
二是明码标价。对所销售的农副产品都必须要标注零售价。
三是统一秤具。禁止使用自制以及改制的秤具（杆秤），统一使用经物价局认可的秤具，之前个别经营者使用的秤具是自己做的或改制的秤，很容易发生短斤缺两的问题，所以规定，凡在市场里经营的就必须使用合格的秤具或在市场里统一购买。
四是在摊位上，禁止乱披挂、乱堆放。规定经营者的毛巾、衣服不得在经营棚架上到处乱挂、不得乱堆放经营用具，在结束经营的时候，必须将经营用具要么寄存，要么带回去，不得留在市场的摊位上。
五是禁止乱扔烂瓜果、菜皮等。经营结束收摊时必须自行带走经营时产生的垃圾，实行自营摊位门前清。
六是规定时间统一入场。即每天早上5点（夏天4点）统一由市场管理人员，分6人一组把经营者们按行业引导至经营摊位就位设摊，规定时间外不得进行入市场设摊经营。
七是根据不同行业成立行业小组。（如蔬菜组、水产组、禽肉组、水果组等），市场办公室不定期组织各行业小组开会，学习有关新的政策法规和规定，强调经营作风问题等。
八是倡导文明经商。不得缺斤短两、强买强卖，不得以次充好和销售腐烂变质商品，如有发现必须进行严肃处理。
上述规定，经营者如经劝说或教育无效，且违反三次以上的将被清理出市场。
在制度的推行过程中，我们主要采取了劝说、教育、感化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方式。通过实施这一系列的措施，不久之后市场脏乱差的现象得到根本性的改观，经营者和周围居民的矛盾也基本得到解决，市场的经营作风、环境卫生也有了明显改观。
随着市场管理的不断规范，我们的市场也开始参加争先创优活动，在参加的市区两级评比中连续获得“文明菜市场”、“环境卫生优胜菜市场”等称号，得到群众们的好评，仅仅从环境卫生评比上来讲，几乎每次检查评比都能拿第一，我们的市场那个时候在市里都是出了名的。此时的胶州路农贸产品市场已经步入正轨，发展到由最初的经营者不愿意进来，到后来出现了经营者们都抢着争着要进入到市场设摊经营的情况。
经营者与市场共同发展
在市场建立与发展的过程中，还出现了许许多多与市场共发展的经营者。在市场诸多的经营者中，第一种是来自于农民的自产自销，就是自己种，自己产，剩余部分拿出来卖；第二种是根据信息，什么地方的东西多，价格便宜或者卖得好，就到那里去收购后到市场里卖，那时叫做贩运，有的下郊区，有的从江苏、浙江甚至更远去贩运到这里来，进场销售；第三种就是上海本地出现的个体户（以后被称作为个体户工商户并持执照），那个时候还没有执照，为了规范管理，市场里给每个进场的经营者统一发放设摊证，亮证经营。除了这些还有一些是“山上”的，我们所谓“山上”的，就是刑满释放的，所以当时在场经营的人员组成还是比较复杂，这给市场管理和创建文明市场增加了难度。
最令我难忘的是一位经营水果生意的王姓个体户，他是因打架斗殴被判刑的刑满释放人员，故有一定的仇视社会心理，而且脾气也很暴躁，听不得别人劝，经营中只要不顺他心，就会破口大骂，有时甚至还动手打人，周围的人对他是敢怒不敢言，这对市场管理造成很大麻烦，同时也不利于文明市场的创建。
为严肃市场风气，我们原本想将其清除出市场，但又考虑到如果采取一刀切的处理方式，可能会影响到他以后的生活，又考虑到他虽脾气然不好，但为人还算热心，有时也很有正义感，所以决定采取治病救人的方法，通过教育来感化他。有一次他因病住院，我知道后，带着市场办公室几个人前去医院探望，我们这一举动让他非常感动，一个小伙子感动得连眼泪都流出来了，那是发自内心的感激，在他治疗期间我们还派人帮他照看摊子，这确实是他所没有想到的，这件事连同照片还上了当天的新民晚报，在市场里面也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因为社会上从来都是对刑满人员另眼相看的。从此以后他的行为举止发生了巨大改变，当时我们为了让他更好地融入到市场这个大集体，在市场里成立行业小组时，就让他担任水果行业小组的组长，让他带领水果行业开展文明经商的竞赛。凡水果行业在经营中出现的问题或矛盾，都有他负责出面调解或协助市场办公室解决，至此他从市场管理的对立者变成参与市场秩序的维护者，最后成为市场文明经营者的典范。
另一位，是从我们农贸市场走出来的成功人士——陆济洪。1983年，他从我们胶州路农贸市场里卖葱姜起步。开始时，他在我们市场办公室门口不足一平方米地方，拿着个小板凳，做小小的葱姜生意，后来生意越做越大，一直发展到目前的、具有较大规模的“上海济洪蔬菜配送中心有限公司”。当时主要的业务是向五星级酒店和宾馆配送蔬菜，后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又进军各大超市，目前所配送经营蔬菜的超市卖场达到一百多家，并有数个大型蔬菜种植基地，公司拥员工950多人，还在全国各主要大中城市如北京、天津、西安、昆明等10多个地区设有办事处或分公司，发展势头良好，业务规模不断扩大。陆济洪除了在业务上有能力之外，还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同情心和感恩之心。成功之后，他不忘回报社会，积极投身光彩事业及慈善捐赠等许多社会公益事业，他先后爱心捐助100多人次，金额达一百余万元。其中包括捐助静安区部分孤寡老人、与贫困学生结对帮困、帮助“两劳”人员改过自新等。
此外，从胶州路农贸市场走出的代表性人物还有康志坚。倾情帮教工作的上海市“平安英雄”康志坚，作为静安区帮教志愿者协会会长，他把“帮教一人、挽救一家、稳定一方”视作人生极大价值，几十年如一日，用爱心诠释企业家的责任，使我区安置帮教工作始终走在全市前列。他最早是在胶州路农副产品市场从事水产经营，到后来成立了自己的水产品公司。他从事区里帮教工作，从未索要任何报酬，反而自掏腰包解决帮教人员各种困难，想方设法在自己的公司里挤出岗位安置特殊对象。他以社会组织的身份，多次出面帮助政府化解疑难复杂、历史遗留矛盾，取得良好效果。
邓小平同志推动思想转变 坚持市场经济不动摇
经过建场初期的艰辛，进而又对出现的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控、整顿和规范管理后，市场逐渐步入正轨。但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对于管理者还是经营者来说，当时在思想上都还是充斥着疑惑和担忧，比如在我们这个市场里面存在着的三种经济成分，一是国营经济，二是集体经济，三是个体经济。那个时候三种经济形成并行的情况下，那些个体户也是比较担心的，认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府肯定最终扶持的还是国营和集体经济，不会扶持个体经济发展的，个体经济就像是在我们国家的资本主义的尾巴最终是要被铲除的。而这种疑惑和担忧随着邓小平同志来市场视察后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可以说邓小平同志的视察让我终生难忘。
在邓小平同志没来市场视察之前，不管是管理者还是经营者，心里都有着不同的想法。对我们这些管理者来说，我们都是在社会主义大计划经济中走过来的人，我那时还年轻，但在市场里工作的管理员大都是上了年龄的，满脑子还是过去“左”的思维，认为这政府开办市场，还是社会主义吗？老板做生意赚钱的行为，不就是我们之前一直所说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行为吗？而我们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我自己当时也认为这个做法好像不是社会主义，在过去我们工作中要求斩资本主义尾巴的工作，转而却为他们提供管理和服务，这还真令人有些困惑！有时在办公室休息的时候闲谈，也往往会谈到这个话题，这在当时的社会上还有很多种不同的声音和疑惑。而从经营者来说，他们也有顾虑，他们在市场里确实赚钱了，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面对着这一辈子都没看到过的那么多钱，他们很高兴，但也很担心，钱确实是赚了，人也富裕了，但害怕党和政府的政策一变，又全都没了，所以很多经营者是很有顾虑的。
由此可见，农副产品市场特别是个体经济的发展过程是艰难曲折的，特别是要改变根深蒂固的“左”的思维，并不容易。自1983年2月21日邓小平同志来市场视察后，大家思想才发生了彻底转变，这在当时的社会上引起了非常热烈的反响，我们在姓“资”姓“社”的问题上似乎有了明确的答案，在市场中不管是经营者还是管理者，如同打了一剂强心针，人的精神状况变得振奋而又自信，市场面貌也随之焕然一新。在邓小平同志视察后的一次座谈会上，不少个体经营者袒露了自己的心声，有的说：“这下我们放心了，邓小平同志的到来就是来支持我们的，是给我们打气来的，我们再也不怕了，过去我们担心赚了钱，到时共产党再来个公私合营，把我们的钱合营掉了，人还要倒霉挨批”，有的说：“是的，平时有人问我们赚钱了吗，赚了多少钱？我们谁都不敢讲，只是说不赚钱，不赚钱，还赔钱呢，现在我们可以很自豪说，赚钱了”。
回想起邓小平同志视察我们胶州路农贸市场的情形，我至今记忆犹新。记得在邓小平同志来市场视察前2天的2月19日上午9时许，当时的上海市政府副市长裴先白和副市长兼公安局长杨堤等市领导来我们市场视察，找我了解市场的一些基本情况，包括市场总面积、人数、最热闹和繁忙时间段、人流量最大的时间段等。我一一做了汇报，当时也没发现什么异常。
两天后的1983年2月21日，早上约5点，我照例到市场检查工作，当时就发现和平常有些不同，在每一条弄堂里面，都站着两个类似安保的陌生人，我感觉可能有重要人物来市场参观，在这之前发生过类似情形，如朝鲜劳动党政治局委员来访时，也是采取同样的安保措施，我当即安排人员对市场的场容、卫生等进行检查调整，直至满意。
上午9时5分，我正好在胶州路愚园路口的水果摊旁，突然看到驶来两辆普通的中型面包车，从车上走下来的是汪道涵、杨堤等市领导，接着下车的便是穿着军大衣的邓小平同志。邓小平同志下车后，首先到市场口的水果摊看了看，并且问随行人员一些问题，在随行人员解释后，邓小平同志又走向回沪知青创办的知青合作商店，问：“你们是属于什么性质的？”知青们回答：“我们是回城知识青年创办的属于集体性质的知青合作商店，主要是销售肉类产品。”邓小平就对知青们说：“很好、很好”。之后，邓小平同志又来到个体户刘洪珍处查看，并问：“这是鲫鱼？多少钱一斤？”回答：“2.8元一斤”。随行人员在向邓小平同志介绍后，邓小平同志又问旁边的一位个体户陈治玲：“这是什么？”回答：“是明夫”。随行人员又对邓小平同志解释明夫的产地。最后邓小平同志来到个体户姜安如的摊位前，邓小平同志指着冬笋问：“多少钱一斤？”回答：“七角一斤”，姜安如在回答后，抬头一看原来是邓小平同志，便激动地连连拍手叫了起来，“邓伯伯、邓伯伯,您好,您身体好吗？”邓小平同志回答，“好好好”。姜安如因故曾被判过刑，也是一名刑满释放人员，也就是邓小平同志的开放政策，才有了姜安如从事个体经商并改善生活的今天，所以他对邓小平同志特别有感情，见到邓小平同志十分激动。
邓小平同志视察完毕后于9点15分从胶州路、北京路口上面包车离开市场。邓小平同志离开之后，我赶紧打电话汇报，区委区政府得知情况后也很吃惊，因为政府及相关部门并没有收到通知，当时邓小平同志来市场视察的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没有惊动地方政府。
自邓小平同志来市场视察之后，我们的市场便更加蓬勃地发展。要求进入市场经营的人也越来越多，直至一位难求的地步，市场摊位数从建场初期的四五十个，一下子发展到超员的160余个摊位，甚至当时有人愿出1万元求一个不足1平方米的摊位。同时经营的品种也从初期时简单的蔬菜、家禽等农副产品，发展到后来包括蔬菜、家禽、肉类、豆制品、水果以及土特产等门类较为齐全的270余种农副产品，经营的档次也从中低档趋向高档。市场供应的对象，也从刚开始的周围居民，发展到供应企事业单位、饭店以及在上海的各大星级宾馆等，成交量也连年上涨，高峰时达到年2000余万元。当时整个上海市场的物价指数统计，都是以胶州路农副产品市场为基准，每天专门都有物价局、统计局人员到市场采集数字，了解当天的物价情况，从而推算出整个上海市的物价行情及趋势。
与此同时，胶州路农副产品市场更加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先后有日本、法国、澳大利亚、美国等记者前来采访，了解老百姓对党的农村政策、政府开办农副产品市场的想法（实际上早在1980年起就已经开始有外国友人和记者来市场参观或采访，其评价都是积极而正面的）。
邓小平同志的到来，确实给了胶州路农贸市场极大的鼓舞，大家都认为这是党中央对开办集市贸易这一做法的肯定，这对于我们如何更好地搞好胶州路农副产品市场增强了信心，以前所谓的争论、怀疑，这时一下子全部消失。邓小平同志给我们的示范、方向，就是要让我们意识到我们所做的事情，要符合本国的国情。只要是能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都可以试试，大胆地试、放开了试。邓小平同志确实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邓小平对新时期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