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记】
朱国萍，女，1957年11月出生，江苏省南通人。1990年，任职长宁区虹桥街道虹储居民区居委会主任、党支部书记。1998年至2018年5月，任职虹储居民区党总支书记。现任上海市居村协会会长、上海市长宁萍聚工作室理事长。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回首28年，基层工作的往事历历在目，对于作为参与者、见证者和受益者的我来说，感受都是最真切、最刻骨的。如今，新时代日新月异的美好生活，镌刻下了太多值得记忆的往事细节，那些曾经的过往，领导、长者对自己成长的引领和教诲，为自己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我是一个赶上好时代的幸运儿
1990年10月，我踏上了居委会的工作岗位。那个时候，社区工作还不被公众看好。社会上的人随口一句：“嗷呦，做居委工作啊，婆婆妈妈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不少人对社区工作的评价。在有些人看来，我一个三十出头的青年去做“日里搞搞卫生、夜里摇摇铃”的工作，即使有出息也不会大。确实，当时我看到同学中有进过大学深造的，有做企业家的，我真的好羡慕。然而，羡慕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路还要靠自己走。既然组织上挑选我当居委干部，也许我就是比较适合当居委干部的料。不是有句话叫“行行出状元”吗，那我就服从组织安排，争取做一个社区工作的“状元”。
十分幸运的是，我当居委会主任正好赶上了党和国家重视社区工作，加强基层社区建设的好时代。那个时候，社区干部队伍严重青黄不接，大都是退休的老同志。我一个三十刚出头的女青年充实其中，自然受到了格外的关心和重视。机遇虽然重要，但是，不实打实地干，机遇就等于零。当年，我也不懂什么“规划人生”，但我谨记家父生前对我的教诲：“认认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人。”
从“再就业”抓出市级文明小区
虹储小区创建于1994年，是长宁区第二个区级文明小区。当时，正是“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的社会转型期。虹储小区1000多户人家，涉及下岗待业的家庭将近四分之一。再就业是社区工作面临的一大难题。
有一次，我在家访中发现一户陷入窘境的人家，男主人是某针织厂“半下岗”工人。我们到他家后，发现他家里堆了几大箱儿童棉毛衫裤。他告诉我们：“厂里说，只有把这些儿童棉毛裤推销掉了才能领工资。”
这位男同志内向、不善交际，去马路边摆摊头，既拉不下脸，又怕协管抓，所以东西卖不掉，工资也领不到。不巧的是，妻子也下岗，夫妻俩没有分文收入，还要供养一个读书的孩子，日子怎么过下去？他流着眼泪对我说：“朱书记，侬晚来一步就见不着我了，我们一家准备开煤气自杀了！”我的心像被锥子刺了一下，连声道：“侬不要瞎想八想！居委会一定会帮侬解决困难的。”
返回居委会，我立即召开会议，我问大家，不解决居民饭碗问题，谁还有心思创建市级文明小区？大家很快就统一了思想，文明创建重要，为下岗居民找工作更重要，我们再辛苦也要想方设法为下岗居民找“饭碗”。于是，我一边分配任务，让大家帮助解决了儿童棉毛衫裤推销问题；一边想方设法寻找招工单位。
首先，我们从小区周边的共建单位着手，找了城市建设档案馆、宋庆龄陵园、市血液中心、区市政工程公司等单位。然后，再扩大到所有能联系上的关系单位，如虹桥机场公安分局等，千方百计寻找再就业门路。不久，我就在居民大会上宣布：不挑不拣，一个礼拜上岗。挑挑拣拣的，两个礼拜上岗。谈何容易啊！实际上，我是给自己套上了紧箍咒。那些日子，我们简直没有白天黑夜之分，经常晚上去敲一些单位领导的家门，反复陈述下岗居民的困境，逐步赢得了人家的同情。就这样，我和班子成员共同努力，先后解决了286人次的再就业问题。
重新上岗后的居民，愁容换笑颜。听说要创建文明小区，他们积极响应，“朱书记你指向哪里，我们就冲向哪里！”没有创建经费，我发动在职党员，每人掏80元认养一棵果树。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硬是把小区里350平方米原先储运公司停大巴的场地装点成花园，实现了小区“黄土不见天”的基本标准。从1997年起，虹储进入了市级文明小区的行列，保持至今，已21年。
小区入口处的一块“感恩石”
2006年7月，我们小区入口处的绿化地带竖起了一块感恩石。提起这块感恩石，还要从2005年9月，我们第二批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说起。在听取群众意见环节中，居民反映最强烈的是“三水”问题：上排水管道锈蚀严重，供水不畅，水质变味；下排水管道老化堵塞，经常污水泛滥；空调滴水无管道，滴水就像天女散花。这些问题导致居民有怨气，邻里纠纷不断。居民老张伯伯说：“你们坐在这里开会，让党员受教育我看到了，但让群众得实惠在哪里？我看不到！”老人家的一句话，让我脸红心跳。
当时，虹储小区房龄已有26年，上下水管道都已“超期服役”，又是售后公房，维修基金不足。而且还是两家物业公司管理，很难协调。我在班子会上率先表态：党员先进性教育的整改就从解决居民的“三水”问题入手。
我分两头进行，一边向街道反映实际情况，一边发动群众征询意见。1000多户居民中99%的居民同意改造。紧接着186位业主代表又全票通过了“三水”改造工程。在这种情况下，两家物业公司才表示愿意配合。经协商，双方同意按照管辖面积分摊费用，一家130万元，另一家20万元。但是，还有150万元缺口。怎么办？我找街道寻求帮助，领导找到区建交委等部门协商。结果，这部分缺口由街道和建交委等部门分担了。
2006年2月，小区道路“开膛破肚”进入施工。期间，我得到一个信息：上海将在世博会前更换全市老旧煤气管道。我想，工程刚开始，要不了三年，小区岂不是又要“开膛破肚”了？想到此，我当即找煤气公司领导商量，能不能趁着正在开挖施工，把燃气管道一并更换了？对方一开始认为不行，理由是“今年没有预算，你们不能搞特殊。”我一听，就不愿意了。这怎么叫特殊呢？明明是好事，不仅煤气公司可以节省费用，小区也避免了第二次“开膛破肚”，何乐而不为呢？于是，我就接连几天跟他们反复讲，还把张老伯的话学给煤气公司的同志们听，经我反复磨嘴，他们觉得我有道理，表示要“研究一下”。但我还是不放心，两天后再度上门催促。
也许是被我锲而不舍的态度感动，也许是党员先进性教育也让煤气公司改变了作风。最后，煤气公司随即派出施工队，和水务公司同步施工。于是，“三水”改造终于变成“三水一气”工程。
四个月的施工期，我天天在工地上转。发现临时步行跳板没搭好，就带领志愿者自己动手铺设。发现野蛮施工，我就好言规劝。尽一切可能，把施工带来的负面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当年“七一”前夕，工程终于竣工，而我却因过度奔波劳累引起牙龈萎缩，掉了4颗牙。居民们用上了清洁的水，换上了安全的煤气管，家家户户欢欣不已。他们自发集资，并由小区离休干部书写和雕刻了一块“感恩石”，竖立在小区入口的绿化带里，感谢虹储党总支为民办好事、办实事。每每见到这块“感恩石”，我的心里都是暖暖的，激励着我不断地以真心换民心，以党性换人心。
别让做好事的人没有好报
2012年12月15日，87岁的居民黄老太上卫生间时，歪倒在地上，起不来了。她的女儿拖不动老人笨重的身躯，便到小区门卫室求助。那天，正好是保安老郭执勤，老郭二话不说，跟着黄老太女儿上了楼。不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黄老太被老郭扶起了身，而老郭却瘫倒在地板上不省人事，等到救护车赶来时，老郭已无生命迹象，猝死了。
老郭是从黑龙江回沪的上海知青，同辈兄弟姐妹有7个，上有九旬老母，下有一待业在家的女儿。出事后，家里老老少少来了20多口，要求居委会给个说法。谁都知道，死人的事是很难弄的，小区居民议论纷纷。有居民悄悄地跟我说：“老郭是在302出的事，居委会完全可以不去趟这个浑水，让他们打官司解决吧！”
我却不是这样想的。死者的家属伤心完全可以理解，但是，死者是在做好事的过程中突然离世的，如果我们袖手旁观，以后还有谁出来做好事！我告诫自己，不能乱了方寸。随即，我定下两条原则：一条是不能让好心人做了好事得不到好报，还要让家属卷入（官司）纷争；另一条是尽最大可能在自己管辖范围内解决，矛盾不上交。
于是，我告诉老郭的家属：“老郭是个好人，我会动员大家一起帮助你们。你们也不要吵不要闹，我朱国萍说话算话，虹储党总支会为老郭做主的。当务之急是先让死者入土为安，我们一定会把老郭的丧事办得体体面面。”
于是，我和班子成员就忙起来了。老郭在上海没房子，房东不同意为租客设灵堂，我们马上腾出居委会会议室设置灵堂。这边大家在布置灵堂，那边我们发动居民和共建单位开展“好心人帮好心人”的捐款。两天时间里，共接受小区居民募捐8万元，共建单位员工捐献出17万元，合计募得善款25万元。我还发动了近半个小区的居民去参加老郭的追悼会，追悼会场面肃穆隆重。追悼会结束后，老郭的二哥握着我的手，动情地说：“侬让我看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魅力！”
按理说，事情可以画上句号了，但我还是放心不下。我知道，老郭女儿没有稳定的工作。于是，我想了很多办法，终于帮她找到了一份有稳定收入的工作，让好心人老郭在九泉之下安息。
四年前，长宁沪剧团编排了原创现代沪剧《小巷总理》，以我作原型，深入诠释了我们社区工作者为居民解决急难愁，以真心换民心过程中的酸甜苦辣。从此，“小巷总理”美名不胫而走。
一呼百应缘自赤诚相待
有人说，“朱国萍在虹储小区是个一呼百应的人物”，这句评价倒不算夸张。我认为，这主要是我们党总支和居委会坚持以真心换民心，以党性换人心，坚持为民办好事、办实事的结果，也是注重与居民感情联络的结果。中国社会是熟人社会，熟人社会是讲情面的，情面靠什么维系？靠你来我往的情感联络。
有一位年轻居委干部向我讨教当好居委书记的诀窍，我就告诉他，当一个书记，政策和大道理都要讲，但光靠讲政策讲大道理是不够的，会让居民见了你躲得远远的。只有经常深入下去，甚至到他们当中去，一起拉家常话里短，在共同的喜怒哀乐之中，他们才会把你当作知心朋友。另外，居民遇到婚丧事、烦心事、困难事的时候，往往就是你开展工作的最佳时机，你必须出现在这些居民面前，帮助解决问题。别的且不说，这些年我花在这上面的“人情”开销，就是一笔不菲的开支。从20多年前的一份50元、100元的人情，到前几年我给自己定下的尺寸：丧事吊唁300元，探望病人500元，参加婚庆1000元。钱是一点小意思，但对当事人而言是觉着自己有面子。他们会对亲戚朋友说：“看见伐，阿拉朱书记也来捧场！”言外之意，是他做人的成功。
当然，我也有两条原则：首先，对象必须是长期支持居委会工作的志愿者骨干，我应该以个人的名义向当事人表达我的心意；其次是必须掏自己腰包，绝不变相报销。我之所以这么做，有一个内心动因。我曾得到过许多奖励和荣誉，组织上还提拔我为副处级事业干部（据说是全国唯独我一个）。如果没有居民的鼎力支持，我能做出成绩来吗？所以，我认为，自己花这些人情开销是应该的。
当然，我的父母故世，我就把消息封锁得一丝不漏，连班子成员都是事后才知晓，目的就是不让居民同事有“回馈”之机。
摆正位置当好人民代表
28年，人生最好的时光，我把人生这个最好的年华献给了社区工作。党和人民也给了我不少荣誉。自从当上十六大、十七大全国党代表和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以及获得其它一系列荣誉以后，我参加各种调研、座谈会、交流会多了。特别是参加全国人代会，因为我连续十一年是大会主席团成员，还必坐主席台，出镜率很高，我已经成了“名人”。
但我没有发昏发飘，内心始终把自己放在一个基层代表的位置上。我很清醒，上主席台只是代表老百姓参政建言而已。人民代表就要代表人民，否则就对不起人民。这些年，我天天忙得热火朝天，无暇顾家顾己。每天一到家，倒头就能睡着。多年来，从来没有完整的节假日。特别是这28年中的后半程，我是一边忙本职工作，一边履行党代表、人大代表的职责。即使是离开书记岗位后，我也没能过上含饴弄孙的赋闲日子。根据广泛地调研，听取各方面人士、特别是来自基层老百姓的呼声，我形成了一些意见、建议和议案。其中《关爱失独家庭，让他们老有所依》的建议，《关于修改民法通则的议案》《社区居家养老需要政策扶持》等数十多件议案、建议得到国家有关部委的重视和采纳。
我为人民尽了一点义务，也十分荣幸地受到了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三任总书记的亲切接见。每每想起我这个最基层的小书记能与总书记零距离地交谈，心中除了无限温暖，更感到一种责任。
2015年7月，根据组织上的建议，我成立了长宁萍聚工作室，由我担任理事长。现在我已经从小区总支书记岗位上退下来了，专事社区居民自治指导、社区文明创建督导、培养年轻社区工作者等公益事务。我将以我的至诚至信，做好公益，发挥余热再作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