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网记者熊芳雨8月19日报道：身后的这座城市越来越大、越来越忙，而这座城之外正在崛起无数新的城。当城市在变化的时候，人的生活究竟是往上升，还是往下沉。在李陀的新书《无名指》中，记录了城市化当中出现的“新人”，这一群人此前在文学里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他们享受了今天消费主义社会给他们带来的物质生活，但精神上其实都是苍白的，尽管他们认为自己的精神很充实；他们本应在社会里扮演的角色是更沉重的，不是轻飘飘的，但他们不自觉。”李陀这样评价这批人。
日前，在上海书展上，中信出版·大方和思南文学之家主办了一场以“城与人：探索一张新的城市地图”为主题的对谈，李陀与作家金宇澄和毛尖、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罗岗一起，共同探讨了《无名指》的创作和中产阶级的社会责任。
李陀生于1939年，曾任《北京文学》副主编，九十年代和陈燕谷共同主编以“新学人、新学术、新思想”为目标的《视界》，长期以来一直以文艺评论家和编辑的身份活跃在文学界。日前出版的新作《无名指》是他暌违文学创作多年之后的都市速写，也是这位79岁作家的首部长篇小说。毛尖对此的评价是“在拿下中国首届短篇小说奖后四十年，李陀再次亲身示范：需要重新发明小说。”
“新人”
《无名指》讲述的是拥有知识精英身份、在北京从事心理医生职业的杨博奇的故事，他在进行心理治疗期间遇见了形形色色的人，在目睹各类社会角色矛盾困苦的同时，自己的生活也经历了剧烈动荡。尽管他本人是一位有着富足物质生活的知识分子，但在这些光怪陆离的现实景象面前，杨博奇的内心也日渐无处安放。小说中那些外表光鲜亮丽、内心充满矛盾的角色，正是李陀想要描写的城市化“新人”。
面对巨变中的城市，文学应该怎么做？“如果仅仅是反映城市化中的问题，新闻报道已经足够了，”李陀说道，“要想干预社会现实的话，我们的小说就要写社会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媒体可以报道问题、提出问题，而文学要超越这些，在文学方式的透视中告诉大家，我们的城市究竟怎么回事。”
李陀关注“新人”。小说以《无名指》为名，应该是有所寓意的。无名指是人的五根手指中最不灵活的一根，也最没有力量。它是虚弱的、笨拙的，而且无名，也许它象征着那些农民工们，也许它也象征着那些知识分子、富人和富余人们，也许它根本就象征着整个时代。他认为，这些人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本来应该更沉重，不应该这么轻飘飘，但是他们并不自觉作为“新人”应该肩负什么承诺、承担什么角色，他们是完全没有觉悟的一些人。
这或许正是李陀通过小说指给我们的时代症候。
“人与城”
“文学上怎么写城市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李陀说，近些年乡土小说出版最多、关注度也最高。但随着城市的发展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前所未有的新问题，这些问题在中国已经一天天地具体起来了。比如孤独、抑郁症，在如今的语境下甚至变成了很“时髦”的词。也因此，我们要开始重视城市文学写作。
同样以写城市闻名的金宇澄也来到活动现场，《繁花》与《无名指》，一南一北。改革开放四十年，上海、北京的城与人都经历了较其他城市更大的巨变。《无名指》的主人公杨博琦经常一个人漫游北京城，陷入对曩昔城与人的沉思，这也是作为北京人的李陀的沉思；而金宇澄的《繁花》，以穿梭在里弄中的沪语苏白，吐露江南风景旧曾谙的另一种城与人之思。
毛尖表示，把两本小说放在一起比较非常有意义，从中可以看出京沪作家对城市看法的差异。“就小说故事而言，《繁花》更牛。但《无名指》厉害在它的历史视野和文学抱负，我觉得这个抱负和陀爷个人履历相关，也和北京相关。金老师写《繁花》没有这样巨大的历史野心的，这多少也折射出京沪两地差异吧。”
而罗岗则一位读者的角度，看到了李陀与金宇澄都不是职业小说家，他们最重要的身份都是编辑。分别是《北京文学》和《上海文学》的资深编辑。“编辑在文学中扮演了太多角色，他们要看太多作品，要进行很多修改加工，一篇小说的发表往往要经过反复修改。”也是基于广泛的作品阅读，当两位老师开始写作品时，已经有了很深厚的积累。
“中国城市化中递进过程中，社会发生了不同层次的变化，除了文学家去表现外，应该也是社会学家该介入的。我的《无名指》呼吁的就是要关心这些新问题。”李陀在最后，回归到他的批评家本色，变成了呼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