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的上海，人们只有在重要的日子里，才可能会去照相馆里拍一张值得珍藏的照片。相较于如今这个可以随手发自拍的年代，1978年上海的街景风情，里弄画面，大多只停留在老一辈人的脑海里。然而在上海音像资料馆内，一部名为《上海新风》的纪录片，却难得的将1978年的上海定格下来。
采写：记者　王　丹
摄影：首席记者　杨　眉
视觉：潘文健　　统筹：张　源　吴　飞
这部在彼时的张家宅街道取材的纪录片，由日本纪录片大师牛山纯一拍摄，摄制组与静安区张家宅街道的居民吃住在一起，并完整的记录下1978年上海普通。从清晨出门买菜，到夜晚的阖家欢乐，上海人家勤劳而忙碌的身影，依次在纪录片的画面中呈现。
那是改革开放的前夕，在此后的40年间，上海历经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张家宅街道也随着城市的变迁，在千禧年来临之际消失不见。看着纪录片中那一张张生动的面孔，在40年后的今天他们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们的人生有过怎样的跌宕起伏，对于珍藏着这部《上海新风》的上海音像资料馆而言不仅仅是好奇，更多的是通过探寻其中了解到改革开放的成就，于是才有了我们接下来要呈现的故事——寻找张家宅。
40年前的上海，就在眼前
没那么先进的摄影装备似是给画面蒙上了一层黄昏色调，顿时，纪录片里关于百姓的日常生活，一下子有了年代感和旧味道。
那是1978年某天的清晨，和往常的每个清晨一样。阳光撒下，外白渡桥上挤满了来来往往如流水一般的人，大人的说话声、小孩的啼哭声、公交车的喇叭声，中间不知还有谁拨弄出的自行车清脆的叮铃铃声，上海热闹的一天开始了。
在张家宅大大小小弄堂的高处，一根根竹竿串着男人、女人、老人、小孩的衣服，平行的搭在两栋石库门之间。张家宅的清晨最早叫起的是每个家庭的女人，她们拎着木制或者瓷质的马桶去附近的公厕清倒、拿上八分钱去老虎灶打上一瓶开水、泡开隔夜的饭作早餐、赶早凭票去菜市场排队买新鲜的菜……等一切准备好了，便可迎接丈夫孩子一家人的起床。
伴着早晨空气里的清新感，许多户人家的小孩搬着凳子坐在门口吃着母亲一早准备好的早餐，冒着热气的豆浆、被切成几段的一两根油条、泡饭和一碟酱瓜是最常见的。偶尔母亲来不及准备这些，到张家宅的食堂也是能寻到的。
送完小孩去上学，有工作的大人会直接赶去工厂，好在人们上学工作都是在家附近展开。
那是个倡导解放妇女劳动力的年代，居委会鼓励无业的主妇去张家宅食堂帮忙或者到托儿所里照看双职工家庭的孩子，星期四是约定俗成的大扫除日，等居委会干部摇铃或者在喇叭里一喊，在家的主妇便会一齐拎着水桶冲刷弄堂里的阴沟和马路，众人热火朝天的景象便成了独一道的风景线。
在1978年，谈恋爱不似以往的拘谨，人民公园里约会的恋人在拥抱、亲吻着；结婚的新妇穿着平整的白衬衫、两边扎着粗厚的麻花辫和穿着中山装的丈夫对着照相馆里老师傅的镜头露出新婚的喜悦；刚刚孕育新生命的母亲可以享受56天的产假，当他们在卧床坐月子的时候，黄昏晚饭后的人们已经端着凳子、拿着扇子聚集在向阳院的广场上，等着居委会打开用来收藏9寸黑白电视机的木柜子，时下，邓小平访日是他们最关心的新闻……
通过邓小平访日的一系列动作和讲话，感受到不同寻常信号的不仅仅是我国街头小巷里的百姓，还有日本东京电视台纪录片大师牛山纯一，他在1978年改革开放前几月来到上海，辗转张家宅各大弄堂，寻迹百姓日常的生活，那个不平常的年代里最常见的场景就这样一一被刻画在了一部叫《上海新风》的纪录片里。如今这部珍贵的纪录片收藏于上海音像资料馆内。
当改革开放已经经历了四十个年头之后，人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早已从十几平方的石库门房子搬到了一百多平的新家里、翻过了凭票购物的年代、代步工具也从自行车变成了小轿车……但张家宅的人们看到纪录片还是会眼泪盈眶，无论是不是片中人，他们都看到了自己的过往，这四十年是他们人生中最具层次感的时间段，而1978年正是一切美好变化的开端，是完整生命片段里不可复制的过往。
镜头中的新生
张家宅是由四条路箍起的范围，北到新闸路，南到北京西路，西到泰兴路，东到石门二路。牛山纯一及他的团队就在这块地方逗留了十多天，他们请求张家宅居委会帮忙选出适合出镜的家庭，鲁美玲的家庭便在其中。
鲁美玲一家住在泰兴路362弄67号。1978年9月28日，鲁美玲生下了老二孙震宇，居委会上门询问她是否愿意接受牛山纯一的邀请是在之后的几天。因为烈士家属、军嫂的双重身份和月子的特殊时期，鲁美玲一家被牛山纯一选中，性格爽朗的鲁美玲毫不犹豫的答应下来。对她以及当时的张家宅人来说，见外宾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因为张家宅街道常年被评为静安区先进街道，相比其他地方，过来参观的外宾总是十分多的。
下午一两点，鲁美玲家的弄堂两端被封锁起来，前来看望鲁美玲的同事被拦在了这条弄堂以外。好奇的邻里都围了过来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牛山纯一带着他的团队和居委会的人一起来到了位于二楼的鲁美玲家。鲁美玲赶忙抱着出生没几天的儿子坐了起来，过来给鲁美玲帮忙的妹妹被支到了房间外的走廊上，她紧张的看着十二平方的家里挤满了工作人员。
拍摄前，工作人员忙着拉电线，“只看见一个人嘟嘟嘟的讲着日本话，一个人在翻译，我一会儿很紧张的看看一会儿很紧张的听听，因为我不知道他们要问我什么问题，”梳着两个麻花辫的鲁美玲抱着儿子对着镜头可劲的笑着，扎着红绳、穿戴整齐的五岁女儿坐在她的床边，丈夫则在另一侧。
牛山纯一问丈夫：“你在哪里工作？”
丈夫骄傲地回答：“我是部队里的军人。”
军人，在那个年代里是格外受到尊重和关注的群体。丈夫以自己是军人为豪，鲁美玲一家也因为是烈士家属和军人家庭而受到照顾。1971年鲁美玲结婚的新房被分到了张家宅街道，不同于张家宅里石库门的房子，她的家属于新式里弄，虽然空间并不大，同上下邻居合用厨房和卫生间，但在多数人家还是过着倒马桶的生活时，她家已经有了抽水马桶；里弄里的孩子以有一顶军帽或者军裤而觉得了不起，走在弄堂里其他小伙伴会纷纷致以羡慕的眼光，而有一顶军帽实在是很难的事情，为了满足孩子的心愿，有的人家会以一条军绿色的裤子代替，但对于鲁美玲的儿子孙震宇来说却不是很困难，“因为我爸爸就是军人啊，都是家里的，还很正规。”
围绕工作情况、家庭情况以及如何坐月子，牛山纯一和鲁美玲一家聊了三四个小时，直到傍晚才结束了拍摄。
牛山纯一还跟着片子里的钟阿姨去菜市场排队买菜，凭票赶早买菜、没有冰箱买多了不容易保存……纪录片里除了记录了人们在小摊前排起长队有秩序的画面，还记录了钟阿姨爽朗的笑声。
张正义和钟阿姨是一幢房子的邻居，每天做饭的时候经常会在厨房遇见，牛山纯一要来拍摄钟阿姨这件事，在拍摄前几天，早就被性格开朗、讲话大声的钟阿姨在共用的厨房间里分享给了左邻右舍，“生活空间的重合，没有谁不知道谁家的事。”
因为当兵的缘故，东海舰队的丈夫常年流转于浙江舟山、宁波等地，产假结束的第一天，鲁美玲只好抱着儿子乘210路公交车上班。好在张家宅是210路车的终点站，她可以找到一张座位，大概一个小时就能到工厂了。
在上班之前，她需要将五岁的女儿先送到张家宅的托儿所。工作日的时候，鲁美玲每天早晨四五点就要起床，先给两个孩子穿衣洗漱，然后再拿着搪瓷的杯子和脸盆去卫生间收拾自己。许是起床很早的缘故，她避开了排队的高峰期。六点，她会准时把女儿送到托儿所，这比其他孩子的到达时间早了一个半小时，女儿跟着上早班的阿姨在托儿所的厨房里吃早饭。
1978年，早上七点半到八点，很多年轻的父母会在这个时间段把孩子送到托儿所，卫生员会在这里给孩子检查口腔健康与否、孩子也会在阿姨的陪伴下做广播体操。纪录片里有位妈妈在门外偷偷观察孩子的情况，这一幕与现如今在幼儿园常见的场景如出一辙。
托儿所的创办主要是为了方便双职工家庭，会收取少量的托费，而鲁美玲记得凭着收据，她可以找工厂报销一部分，不同年龄段的孩子能够报销的比例则由市里做统一规定。
1978年，工厂不仅仅管理工人的工作，也会解决他们一部分的生活问题。到了工厂的鲁美玲会把儿子送到由工厂开设的哺乳室，她只需要在早晨十点和下午两点这两个时间段去哺乳就可以了，照看孩子的活儿会有专门的人。关于哺乳室，很多工人都有相同的记忆，刚出生的孩子每天都会被妈妈托放在工厂的哺乳室，直到满18个月，再转到张家宅的托儿所。
从工厂下班接回孩子后，吃过晚饭的鲁美玲会在家里摆上几张凳子，等待这栋楼的邻居过来看电视。鲁美玲家是她这栋楼里最先拥有9寸黑白电视机的家庭，在那个年代，大多数人还是习惯性的在晚饭后去向阳院的广场上等待居委播放木箱子里的电视。
看电视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娱乐休闲方式，在工厂大包大揽的管理工人的情况下，他们绝大多数的时间是在工厂度过，工人每周可以获得一天的休息时间，他们将大部分的精力投入到生产中。“劳动最光荣”并不是一句随意喊出的口号，而是表达了他们内心对工作的珍视。
早几年大专毕业后，鲁美玲被分配到工厂工作，她的职位是工业成本会计。1978年属于包分配工作的年代，如今是张家宅街道居委会主任的夏訚訚回忆：“国家会根据你的学历分配工作，比如这个工厂需要几个大专生和几个高中毕业生，它就会提出申请，国家给分配过去。毕业后，我先被分配到国营工厂里当学徒，那时候能进国营厂在亲戚邻居的眼里是很有出息的，1978年我已经在公安局做刑侦工作了，当时公安局缺人就去我们工厂挑一些聪明有潜力的工人调过去，但是没有编制，那时候的工作没有自己跳槽这一说，都是上面调动，你自己辞职没有下家敢要你的，那就没有人给你发票了，在我们眼里这种人属于二流子，所以大家都很珍惜的。”
在工厂里干到退休是工人们引以为豪的事情。在上海音像资料馆珍藏的这部《上海新风》纪录片里，上海市锦纺第122厂的6位退休工人集体戴上了大红花，由单位工人进行欢送后，再一起坐上单位的卡车，卡车上被插着鲜艳的国旗，开车的司机会将退休工人一位一位的送到家里，工厂安排了人一路敲锣打鼓宣布这六位工人的退休，卡车外的人们则欢呼着，就像新年一样热闹。夏訚訚记得，退休工人会提前在家里备好蛋糕或者糖果请邻里吃，而这些都是非常珍贵的物资。“糖不是按斤称的，都是凭票一颗颗的买。”
躲着大人听《甜蜜蜜》
在张家宅度过童年时光的孩子对里弄的记忆和大人的存在着天差地别。他们理解不了大人对工厂的热情，却记得托儿所里一起滑滑梯的小伙伴；居委会喇叭里召唤的事情似乎与他们无关，但哪个小伙伴一路小跑在窗户下喊着自己名字的声音多年以后仍回荡在耳畔；里弄昏暗的路灯下伏着板凳一笔一划写作业的样子；记忆中还有的是每次放学后钻进弄堂里闻到的各种菜香味，就像交响乐器齐奏，混在鼻腔中，时常会被不知是哪飘来的烧鱼味馋到肚子直叫……
1978年，沈晓萍19岁，升入了家附近的北京西路第三小学读初中，这是一所绝大多数张家宅地区的孩子都会入读的学校。沈晓萍生于1959年，童年时期，因为父母去支援东北，她和外祖父外祖母一起住在石门二路靠近新闸路的善昌里。
小孩子总是对吃格外留意，记忆中最清晰的就是当年家对面的张家宅第五食堂和转角处的张家宅第四食堂，靠近家门口的路上有米店、牛肉汤店、胖子经营的炒面店，喜欢吃几分钱的冰激凌，怀念拿着自家的锅去路边唯一一家饭店花上一毛四分买一大锅的黄豆汤，料足油水多。
新年即将来临，忙碌的老太太坐在里弄里边晒着太阳边纳着鞋底，她要赶完一家人过节穿的鞋子；里弄里的人家偏爱一个叫阿森的裁缝，总是轮流和他定好做新衣服的日子，那时候裁缝是要上门做衣服的，会在这户人家吃喝，一天付他五六块即可，沈晓萍记忆里阿森总是特别的忙，今天去完这家明天上另一家，小孩子总是很欢迎阿森的到来；节日即将来临，五口之家的大户人家会收到大票，四口人家以下的票要少点，拿到票的人家就会赶去沈晓萍家隔壁的南货店，排很长很长的队购置年货，大家脸上被冬风吹得红彤彤心里却喜滋滋的。
对于沈晓萍而言，一到过年最高兴的莫过于看到盲人老头出来摆摊，而自己又正好有钱，老头面前有各种稀奇古怪的玩意儿，她总是花上一分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盯着万花筒上上下下摇个够也看个够；结束之后再去盲人对面的书摊借本书，摆书摊的是个聋人，《杨门女将》就是从他那儿借来看到的……
1978年是沈晓萍的中学时期，学校下午两点半放学。回到家的沈晓萍便和相熟的几个同学在里弄里跳橡皮筋、玩捉强盗的游戏。嘻嘻哈哈的声音沿着这条弄堂传到了另一条弄堂，她还是像小时候一样喜欢找点书看看，又或者几个小伙伴围坐在大人身边央求大人讲故事。1978年日子和童年时期并无太大的改变，只不过是从喜欢听《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东方红》这样的歌曲转成了喜欢邓丽君的歌曲，尽管这在当时被大人定成了黄色小调，她还是会偷偷摸摸的听，在四下无人的时候悄悄地跟着哼，为数不多新鲜事物的传入为她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序幕。其中，文化的开放似一缕春风慢慢的吹进我国的各个角落，二十几岁正是对一切新鲜事物格外敏感、对外来文化十分渴求的年纪。
沈晓萍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正是她情窦初开的年纪，时常躲着大人借阅一些有爱情元素的书籍，比如《第二次握手》，当时她看的《第二次握手》还是手抄版；伴随着改革开放春风的拂来，朝鲜、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等国家的电影一部部的被国人知晓，她还记得朝鲜的《广阔的地平线》、阿尔巴尼亚的《宁死不屈》，通过《宁死不屈》影片，沈晓萍对吉他有了概念，她也很爱芭蕾舞《天鹅湖》，翻出电影《列宁在1918》看了很多遍，《天鹅湖》打破了她对芭蕾舞的认知，原来不只有《红色娘子军》。“改革开放之后可以经常看到电影了，那时候我们楼上有个阿姨，所有新的电影票她第一个拿到，两毛五三毛一张票，我就经常跑去看。”
中美建交后，美国波斯顿交响乐团来中国访问，沈晓萍迷上了他们的音乐；她也爱奥地利的《蓝色多瑙河》圆舞曲；《千言万语》、《甜蜜蜜》、《我只在乎你》，邓丽君的歌曲一下子成为了上世纪青年包括沈晓萍心中对爱情的描绘，并大受喜爱。
二十世纪80年代，鲁美玲家买了四喇叭，一种银色的录音机装置，这令很多人十分羡慕，尤其是喜欢听音乐的小青年。“谁家有四喇叭说明这家人很富裕，那个年代时髦的人喜欢手提着四喇叭在里弄里走来走去的招摇，”沈晓萍说，“文化的开放对我们那个年纪的青年冲击非常大，但是当时的大人还是该上班上班，老人还是很保守。”
在沈晓萍看来，真正冲击大人们的是张家宅外面翻天覆地的变化。“突然有一天我们这里的聋哑学校不见了，变成了私营的兄弟大酒店，那时候没什么私人的酒店，它旁边熟食店的老板就觉得怎么开了这样一个店，大家开始很鄙视的，但是生意好了以后，这种鄙视就变成了眼红，”沈晓萍补充，“张家宅街道对面的达安城刚刚建成的时候，每平方6000块，这个价格对我们上海市民来说是可望不可即的，张家宅里谁也没想过要去买房子，但是开盘那天还是有很多人排了好长的队。”
张家宅外的变化使得张家宅里的人燃起了改善环境的愿望。沈晓萍记得，九十年代的时候总有人拿着黑白色的照相机过来拍照，大家都猜想着张家宅是不是要拆迁了，当时谁也没有留存厚重历史的意识，里弄里的人盼着搬到里弄外去。
鲁美玲一家也是如此，尽管这里留存着一家人的记忆。在张家宅的时光，女儿经常作为文艺积极份子被派去给外宾表演节目，小学一年级考进了静安区少年宫，从朗诵、话剧学到喜剧；儿子初中考进上海工艺美术学校，2000年去俄罗斯留学，一家子很多的喜悦时刻都是在张家宅的日子。但眼看着儿女长到了二十多岁，十二平方的空间实在不够一家四口生活，鲁美玲和大多数张家宅人一样渴望起改善居住环境。
离别，像送人一样打扫屋子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张家宅拆迁的消息就已经传入了居民的耳中，一度成为人们见面必谈的话题。张家宅真正开始动迁大致是2000年到2002年，分三批拆完，鲁美玲一家的房子最晚动迁，在2002年，而沈晓萍家的房子2000年就已经开始了。
房子拆除当天，沈晓萍起早回来收拾东西，在此之前一家人已经在陕西路找到过渡性住房，“我过来把房子每个角落都弄得很干净，心里就像送人一样，”离别，是对过往的提醒，人们总是很容易感念起在过往的一点一滴，沈晓萍想到了那些年邻里间为了一张桌子、厨房的空间而吵架，也想到了一家包混沌整栋楼都能吃上的暖意，以前衣服晒在外面即便晚回也不怕没人帮忙收，到了晚上五点所有晾晒的衣服都会被邻里收进屋子……“很难受，尤其是亲眼看见打扫干净的房子在自己面前轰然倒塌，”无论对于以后的生活充满哪些向往，此刻她真希望一切能够暂停。
沈晓萍的过渡性房子是在一座花园洋房里，六十多个平方带一个室内阳台，十分敞亮。她和丈夫住在里屋，女儿住在阳台。一楼是外来人员居住，她的隔壁住的是户军人家属，三楼是位独居的阿婆。和沈晓萍家比较亲近的除了阿婆外，就是军人家的小女儿，女孩儿有时会走到沈晓萍的房间跟她搭几句话，“她说不清楚的我带她说下去，我喜欢弹琴，她觉得蛮有意思的，”无论是在过渡性住房里与人的交往还是现在自己商品房里的交往，都让沈晓萍觉得人和人之间没有了以前那种亲近感，而生活品质却在分秒之间提升，得得失失成了人生阶段交替的必然，因此她倒也能想得明白。
第一批的居民已经搬完还没轮到鲁美玲家，第三批搬迁不知何时，已经等不及的鲁美玲和丈夫决定自主购房，2000年他们在闵行区莘松路一个别墅小区买了期房，在他们动迁之前全家就已经搬入新房子里。动迁那天，鲁美玲和丈夫早早就来到张家宅的住所收拾房子，鲁美玲下楼围着房子绕了好几圈给房子拍照，同样的场景她横拍一张竖再拍一张，生怕错过了这栋房子的每个细节，采访那天，鲁美玲拿出当年拍房子的六张照片，一张张的讲解，哪里是后门、哪里是前门、家在哪一层的哪一侧，似乎很多往事都历历在目，拍摄完毕，鲁美玲在楼下对着站在二楼窗户口的丈夫说：“我们要走了，我很留念这边的房子，给你拍张照留念吧，”照片里丈夫从窗口处前倾身体看向鲁美玲的相机，咔嚓拍下的六张照片，鲁美玲留存至今，她愿意给每位想要听她与老房子故事的人看看那时的旧貌。
悠然“山”下
搬到新住址的这些年，《上海新风》纪录片里扎着红色头绳站在妈妈身边的五岁小姑娘、鲁美玲的女儿已经成为了北京某影视公司的ceo，她是电视剧《第101次求婚》的制作人也是《两生花》的监制。2005年鲁美玲的女儿生下了自己的孩子，现年13岁的孩子在桥牌方面非常有天赋，去年夏天随着学校去参加法国里昂世界青少年桥牌锦标赛，这是鲁美玲津津乐道的外孙女；鲁美玲的儿子也在俄罗斯本硕连读后回到了上海，现在是名职业壁画师。
鲁美玲自己已经从上海社科院退休，她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从工厂被调去社科院，如今她正在家享受退休时光，每天早晨和小区邻居老太一起打太极拳，下午如果有空会参加大家组织的扇子舞，玩的好的几个姐妹会结伴出去旅游，比如今年一起去山西太原、乔家大院以及洪洞县看大槐树，也会一起坐扬子号邮轮去日本，“我们还一起去过俄罗斯，短途的两三天，长途的一个多星期，每年都要出去一下。”
鲁美玲也享受自己在家的时光。她家房子前后被她种满了丝瓜、茄子、辣椒，还有柿子，爬在架子上绿油油的苦瓜给这个夏天增加了丝丝凉意，除了自家享用，她还喜欢将这份绿色果实分享给亲朋好友，小区里的邻居看到了在花园里栽种蔬果的鲁美玲，两人客客气气的打了声招呼。不似张家宅里邻里之间的亲近，但这份人与人之间最起码的距离感，未尝不是在诉说着另一份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