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公斤香蕉售价约1.6元，一公斤苹果售价约1.3元，一天能卖50公斤，算下来一天能赚10多元钱，一个月就是300多元。
1979年，月收入已超过300元的乔秉益，是嘉定第一批富裕起来的人，也是嘉定第一批领取个体工商营业证的人，“个体户”，这个几乎与改革开放，同时出现的词汇标志着中国人终于开始走向市场经济所赋予的对自身命运的自主。
乔秉益，则是千千万万个个体户沐浴着改革开放，大好政策富起来的一个代表。
人物档案
乔秉益 1938年出生，1956年高中毕业后，开始在州桥北堍摆起了小摊位，贩卖糖果。1963年，响应“城市人口下乡”号召，前往安徽务农。1967年迁往江苏昆山亲友处务农。1979年改革开放后，回到嘉定重操旧业，贩卖水果等。1981年，他在嘉定第一个公开亮出私营杂货店招牌“佳一村”。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乔秉益大胆尝试，承包了小型国有企业——梅园酒家。1997年，乔秉益及子女注册成立了上海震嘉实业有限公司。
改革开放后“再创业”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方针，对内改革先从农村开始，最先解禁了农村工商业。那一年，乔秉益正好40岁。
1979年，经历了10多年到安徽农村下乡、在昆山农村务农的经历后，乔秉益回到嘉定，再次成为了一名“跑单帮”的个体户，经营水果生意。每天天不亮，他就要往返嘉定与市中心区之间，到十六铺购进水果，再到嘉定镇上贩卖。虽然辛苦，但丰厚的收入，却让他很快还清了前几年务农时透支的800多元债款。
这并不是乔秉益第一次“创业”。1956年，高中毕业的乔秉益面临着抉择：家里条件差，怎样才能减轻经济压力呢？乔秉益选择做生意，他在州桥北堍的百货公司门口支了个摊位卖糖果。
“那时候，我们是被瞧不起的，但我相信勤劳能让我致富。”说起艰辛的往事，乔秉益脸上依旧带着淡淡的笑容。但他的生意没有做长久，1963年，乔秉益响应“城市人口下乡”的号召，去安徽务农；4年后，一家人迁至昆山农村投亲靠友，仍在当地务农。
改革开放的春风，让乔秉益感受到了机遇。
1981年，乔秉益把水果生意交给妻子，自己则在清河路登龙广场上开了家杂货店，取名为“佳一村”。在各方面的支持下，“佳一村”领到了嘉定的第一批个体设摊经营证，亮出私营牌子。乔秉益至今还记得，他的杂货铺设在一间铁皮房内，门口有一棵大樟树，为铁皮房遮风挡雨。现在，当初的铁皮房早已不复存在，“佳一村”也早就歇业，但大樟树依旧，成为那段历史的见证者。
买不到的商品去“佳一村”找找
乔秉益开办的佳一村杂货店显得与众不同，无论是装饰布置，还是经商理念、服务项目，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我在店堂间贴了‘经商实事求是，赚钱合情合理’的对联，我觉得这是对经营者最基本的要求。”乔秉益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一次，一个小姑娘受家长嘱咐来店里挑一包最好的榨菜。当时优质榨菜断档，乔秉益从普通榨菜中挑选了一包质量好的，并给这位小姑娘写了一张便条表示歉意，让小姑娘过阵子再来购买。这家人家被乔秉益的诚信所感动，后来成了“佳一村”的老顾客。还有一次，一位外籍教师用上海友谊商店的兑换券买卷烟，乔秉益按烟价给予找零，这位外宾临走时翘起大姆指连声称赞。
“行得春风有夏雨”。乔秉益还推出了十个服务新招，包括指路问讯、设医药箱、提供打气筒、免费使用火柴、代写书信、换零钞、缺货登记等便民服务。如小小一块乳腐，小的一分钱，大的三分钱，大店怕麻烦、怕损耗大不愿卖，“佳一村”却不厌其烦，坚持做小本生意。
那时，国营商店都是按时关门打烊的，市民要临时买点东西，只能去“佳一村”。1984年，上海曾发生过一场地震。惊恐的市民半夜跑出住所，很多人什么都没带，肚子饿了怎么办？国营商店指望不上，市民只能去敲乔家的门，很快，“佳一村”开门了，饼干、蜡烛等用品成了市民的救急品。当时，嘉定城里不少居民都知道：“买不到的商品去‘佳一村’找找。”
一个万元户的诞生
随着“佳一村”的招牌越来越响，乔秉益也在谋划着转变。1984年，“佳一村”开始开展批发、代销业务，业务大幅增加。1985年，乔秉益雇佣了9名员工，也是这一年，“佳一村”的盈利超过了1万元。
从乔秉益保存的一份经营情况表中，记者清晰地看到：1985年，“佳一村”的营业额为530461.9元，其中零售为161894.83元，批发为215567.07元，代销为43000元，水果销售为110000元；缴纳营业税12023.23元，缴纳所得税、工商管理费等总计25000余元，支付工资9882.10元；净利为15706.08元。乔秉益成了名副其实的“万元户”。
经营过程中，乔秉益发现居民手中的杂瓶很多，但许多废品站不收，不少居民感到弃之可惜，留之无用。为了帮助当地居民打开杂瓶销路，乔秉益四处奔波，经多方努力，按不同厂方的需要，在店边展示样瓶。许多居民见后，纷纷回家清理出旧杂酒瓶送来，乔秉益先后收购废杂瓶近8万只。
承包国有饭店年年盈利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佳一村”卖得最好的是腐乳，那时的老百姓虽然已沐浴到改革开放的春光，但收入普遍偏低，腐乳是最经济实惠的下饭菜。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市民收入增加，有些市民开始舍得下馆子搓一顿了。这时，一直以经营杂货店为主业的乔秉益，赢来了一场新的挑战。
当时的梅园酒家是一家国有饭店，因连年亏损难以为继。为了使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进一步分离，负责人决定让个体户进店承包经营梅园酒家。选谁好？相关负责人绞尽脑汁，最终选中了乔秉益。
国有企业该怎么干？乔秉益心里没底，但是，多年经商经验让他明白，要干就要全身心地投入。乔秉益一头扎进了饭店，他首先对劳动用工和工资分配进行改革，对厨师、服务员、勤杂工量才录用，尽职的按销售额比例多拿，不尽职的不分。在经营上，对中、晚餐供应坚持中低档为主，增设大饼、油条、豆浆、粢饭等早点供应。对从事早点的职工采取联销计酬和计件制形式，多劳多得，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促进了营业收入增长。很快，连年亏损的梅园酒家获得盈利，28平方米的小饭馆面积扩大到60多平方米，价格实惠的家常菜，成为附近老百姓下馆子的首选。
梅园酒家经营了5年，几乎年年盈利。1995年，57岁的乔秉益准备退休了，但是很快，闲不住的他又出山了，1998年，他凭借着经营梅园酒家积累的经验，开办了一家奥灶面馆，还与子女一起注册成立了上海震嘉实业有限公司。
个体户承包国有企业，在以前是很多人想都不敢想的事，但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这种剧变随处可见，个体经济已经成为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个体户的辛劳和奋进，不仅改变了他们自己的命运，更推动了国家经济的发展。今天，个体和私营企业已经占到中国市场主体总数的九成，创造了全国60%的gdp。
（图片：乔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