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就是一个充满英雄主义情怀的人，所以为有这样一段经历感到特别光荣。”现任松江中心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的任大宾，转业前曾是沈阳军区的一名军人。2005年，他接到远赴刚果（金）的维和任务，除了完成本职的医疗救援工作外，还作为参谋参与了新医院的建设，代表国家出席当地部落间的友好活动。其间，他也时刻面临着危险，所在营地曾遭到过当地恐怖分子的冷枪扫射、反叛军的步步逼近。说起自己在非洲刚果（金）的维和经历，刚刚结束上午工作的任大宾，脸上的倦意一扫而空，伴随着油然而生的自豪感，他打开了话匣子。
　　半小时内敲定维和任务
　　2005年，任大宾所在的沈阳军区某医院接到联合国维和任务，要求抽派优秀军医组成第四批赴非洲刚果（金）的中国维和部队。“对军人来说，能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是至高的荣誉，都是万里挑一的人才。”当时任大宾正脱产攻读硕士学位，虽然他觉得自己被选上的希望不大，但还是心向往之。
　　一个月后的某天，科主任突然找到他，之前选定的同事因为特殊原因无法前往了，而他是第二人选。“当时那个心潮澎湃啊，做梦都不敢想的愿望突然要实现了，我当然毫不犹豫就答应下来了。”随后医院的副院长、政委都打来电话，半小时内，赴非洲维和的任务就落在了任大宾肩上。经过3个月的准备，一支由10名士兵、10名护士、10名医生以及13名其他医技人员组成的维和部队，正式开始赴刚果（金），进行为期8个月的维和行动。当时30岁的任大宾是其中最年轻的一名军医，前不久刚和同是军人的妻子领证结婚，婚礼还未举行就踏上了非洲大地。
　　作为先遣组的参谋军医，任大宾与副队长丁钢、司机陈勇及后来的牙科技师刘占松提前抵达，代表分队督导新医院的建设，协调分队与联合国当地机构各项事务小组的工作。
　　气候恶劣疾病丛生
　　简陋的机场、肆虐的病毒、纷飞的炮火……虽然出发前做了大量心理准备，也注射了30多种疫苗，这里的环境之恶劣，当双脚踏上这片土地时才真切感受到。任大宾说，第一天下飞机时大家都是长袖长裤全副武装，就怕被蚊虫叮咬后感染疟疾，到了这里才明白什么叫防不胜防。到达后不到24小时，一名队友就感染了疟疾，被绑在病床上的他把床板抖动得咯吱作响。幸好营地有齐全的医疗资源，队友的病情很快被控制住了。第二天，大家索性都换上了短袖短裤。在执行维和任务的8个月中，全队所有人无一幸免都感染过疟疾。
　　当时，国际上通用的抗疟疾药剂还是奎宁，而我国已经研制出了青蒿素，无论从抗疟疾功效还是副作用上，都胜过国外药剂，这让任大宾和他的队友们都很幸运。有一次，联合国一名士兵也感染了疟疾，被送到营地医院时已经过了第一阶段的躁狂，处于神志不清的第二阶段，且伴有并发症。经过两天的治疗，这名士兵脱离了生命危险。醒来后，他告诉医生，战友都以为他此次凶多吉少了，抱着最后的希望将他送到中国的医疗机构。一周后，这名士兵就出院归队了。那是任大宾第一次感受到国家实力的意义，“军事、科技、医疗都是衡量一个国家实力的标准，我们在这么短时间内就把一名重症感染患者治愈，我觉得自己的国家很了不起。”
　　非洲大部分地区还是原始的生态环境，这意味着，这里不仅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还有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对于维和部队来说，在居住的地方，脚下突然出现一条蟒蛇不算是稀奇的事。非洲有那么多野生动物，但任大宾一次也没有吃过，从小在山区长大的他对大自然存有敬畏之心。在执行维和任务期间，任大宾他们救治过不少被野兽攻击的患者，“我一直相信动物都是有灵性的，在这里更加明白了什么叫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比野兽更可怕的是人祸。在当地一次大选期间，叛军为了示威，计划围攻维和部队所在的营地。联合国截获这一情报后，让营地开展自救，垒起沙袋，将女同志安置在最安全的地方，甚至所有人员写好了遗书。虽然是训练有素的军人，但在面对极端状况时仍会感到紧张、害怕，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后方的家人。回忆这段往事，他没有透露信里具体写了什么，只是喃喃重复了一遍：“参与维和任务，是每一名军人向往的最高荣耀。”好在最终叛军没有真正靠近，有惊无险。以上种种危险，任大宾从没有和家人说起过。
　　与当地人友好相处
　　中国的维和部队在国际上口碑很好，在非洲人民中受到广泛的欢迎。当地大多数人见到中国维和军人，会高呼“毛主席”“周总理”。
　　维和期间，医疗分队除了救治联合国的官员，还不定期地深入当地，为当地女子监狱的囚犯义诊、捐赠图书。巴基斯坦发生地震，任大宾所在的部队自发捐款，促进民间友好交流。任大宾自豪地说，出了国你就不再代表个人，尤其是这样的国际政治任务，你代表的是一个国家，国家实力的强弱也会关系到每一个个体，每个人都应该自发地为国家实力贡献个人力量。
　　维和部队有一栋大房子，医疗救助之余，任大宾与世界各地的维和人员经常在一起聚会，国籍不同但大家有相同的目标和相近的价值观，相处得很愉快。让任大宾印象深刻的一名小伙，繁忙的工作并不影响他将自己的业余生活安排得有滋有味，弹琴、听音乐、看书一样不少，空下来还会定时给女朋友打电话。任大宾也是在那时候爱上了文学和哲学，他也养成了利用碎片时间阅读的习惯，如《论语中的名言》《生活的哲学》《政治哲学》《二十五史新编》《中信国学大典：周易》《中国的文明复兴》《思想史》……
　　尽管当地人大多很友好，但土匪、强盗、叛军也不在少数，由于外出时不能携带武器，他们走在路上随时都有被抢劫的危险，甚至会受到人身安全的威胁。一次外出执行任务时，任大宾的车队遇到武装分子索要钱财，“钱是绝对不能给的，否则给了这一次，下次会有更大麻烦。”防身技巧还是有的，负责先遣组财务的任大宾将部分现钞折换成小额钱币，分放在几个口袋里，“真的到了紧要关头，我会把钱抛撒到空中分散他们的注意力，然后趁机离开。若是真刀真枪动起来，那我们是一点机会都没有的。”任大宾说，当地军人的枪法都是百步穿杨级别，瞄准的都是眉心，为了避免危险，只能尽量减少外出。
　　家人是最强大的后盾
　　接到去非洲维和任务的时候，任大宾刚和爱人领证，新婚妻子要求丈夫留下似乎也是人之常情。同为军人的妻子对任大宾的决定却是百分百支持，两人拥有相同的军旅经历，妻子明白参与维和任务的意义是什么。“这点我非常感谢老婆。”任大宾动情地说。
　　当地崩塌的建筑，炮火连天的环境，深受战乱、疾病和饥饿威胁的当地人，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任大宾和平的意义。“我们所在的地方是战区，那里警察的收入都非常低，一个月也就几美金，折合人民币才几十元。当时看守营地的门卫，原先是一名大学教授，因为战争来临，大学被迫解散，教授会法语就来联合国打工了。教授月收入100美金，对当地人来说是非常可观的收入，当地因为战事，农业工业都处于瘫痪状态，全部都依靠国际援助。”
　　也正是这段不寻常的维和经历，让任大宾更加明白家庭的重要性，和平年代的幸福要珍惜。为了和儿子保持联系，退休在家的父亲就在那时学会了用网易泡泡、腾讯qq等聊天工具。就在回国前夕，父亲从新闻中得知儿子所在的地方发生了地震，于是，一个电话打了过去。接到父亲电话，任大宾又惊又喜，还没说上两句父亲就说：“电话通了我就放心了。”说完便匆匆挂了。从非洲回国后一年，任大宾就追随爱人的脚步，从哈尔滨转业落户到了上海。工作忙、压力大都不是借口，有没有心是关键。除非是患者发生紧急情况，任大宾的周末基本都用来陪伴家人的。“婚姻是需要经过考验的，家庭是需要经营的。”2016年，任大宾的家庭获得了区级“茸城美丽家庭”称号，今年，又获得了市级“海上最美家庭”的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