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八十多岁的丁阿婆
育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大儿子是加拿大留学“海归”
一直以来是母亲的骄傲
老人本应该到了享儿子清福的年纪
可是48岁的大儿子却“啃老”6年
如今，她患了，每次去医院做血透
都要拖着孱弱的身躯独自往返
还要照料这个儿子的生活
儿子究竟为何会变成这样？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救助这一家人？
儿子拒绝见人，终日窝在家里
记者登门拜访两次，两次敲门，均无人回应；还拨打了多次手机和座机，均无人接听。
据丁阿婆家所在居委介绍，他们曾受丁阿婆之托三番五次上门，均未见到丁阿婆的长子；邻居们也纷纷表示“没见过他”。
丁阿婆的女儿杨芸（化名）说：“没人能走jin他的世界。”不知道，她说的是“走进”还是“走近”。不过，“走近”更为妥帖。
阿婆做九百次血透，无人陪伴
丁阿婆又来迟了，比正常的上机时间晚了近1小时。
6月23日下午2点，长征医院血透室，穿着凉鞋、拄着拐杖的丁阿婆缓步出现。她拎了个袋子，里头是饼干、巧克力和一瓶温开水。透析需4个小时，她要进食补充能量。
2005年，丁阿婆被检查出身患尿毒症，辗转多家医院，从2011年3月26日在长征医院做血透，截至今天——2018年6月27日， 已经做了916次，大多数时候都是她一个人搭公交车往返。
就像普通人按点上班一样，丁阿婆每周二、四、六下午按点到医院做血透。一楼候诊室坐满了血透病人的家属和保姆，看到丁阿婆来了，有人主动给她让座，等她买完药、换好衣服之后再扶她到3楼的血透室。
护士李向东对这位“形单影只”的病人早已习惯——来血透室工作近6年，丁阿婆通常是来得最迟、最后离开的那个。由于丁阿婆如今身体非常虚弱，甚至有两次来血透的路上走不动，报警之后由救护车送到医院……
来一趟医院并不容易。
丁阿婆家住浦东，坐公交车到医院“以前要一个半小时，现在走得慢要两个小时”。
她总是很难打到车，下公交车后还要走一段路。送过丁阿婆的女婿陈伟（化名）这样描述——“偌大的人民广场，她一个老太太从这头走到另一头，根本走不动”。
对于6月23日的迟到，丁阿婆解释，“今天肚子不好，找不到地方上厕所”。李向东不再多问，动作麻利地安排丁阿婆上机。
血透室有100张床，分成4个房间，60多位护士“四班倒”轮流，平均一名护士要照看七八位病人。尽管忙，大多护士都认识丁阿婆。多名照看过她的护士告知：很少见到这么大年纪还一个人买药、透析的。 透析之后病人虚弱，丁阿婆经常要躺几小时才缓过来。“下午班一般六七点结束，但我们会留一张床让她躺着恢复。”李向东说。
上机之后，丁阿婆吃了点零食便睡着了，她很少跟其他病友交流。
血透病人不少是多年的老病友，眼见丁阿婆“最近几年身体状况明显变差，走路气喘吁吁，脸是浮肿的”，便有意无意帮她。
有位病人家属给丁阿婆买过几次稀饭，“有次，丁阿婆走不动，我借了轮椅推她上去。她不好意思，非要给我10元钱。我说不用。她还是过意不去，买来一包葡萄干，说‘你拿了我才能安心’，我听了这话只好收下”。
丁阿婆极之节俭。护士方圆记得有次血透完，她见床上有张皱巴巴的用过的纸，就当垃圾扔掉。“丁阿婆追着我问那张纸怎么没有了，还问我干嘛给她丢了。”方圆说，“当时很不理解一张纸还这么费劲找，哪知道她家里情况是这样的。”
这天的血透治疗不顺利，丁阿婆血压太低，护士被迫中途停掉，“再做有可能晕过去”。到了下午5点，其他病人纷纷被接走，只有丁阿婆还躺在病床上，晚上8点多才离开。
姐姐描述：溺爱中长出两个世界
当丁阿婆躺在医院的时候，她48岁的儿子东东可能也躺在家里睡觉——他白天睡觉，晚上玩电脑。
东东生于1970年，是家里的第二个孩子，姐姐杨芸比他大1岁，弟弟杨浩（化名）比他小4岁。“两个弟弟是伴着母亲的溺爱长大的。”6月24日，杨芸告诉我，网上流传的视频所说并没有错，弟弟确实是从海外留学回来之后就一直宅在家“啃老”，但她强调 “这并不是弟弟一个人的原因”。
杨芸的父亲早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分配到一所中学当语文教师直至退休，一心只管教书，家里大大小小的事都由母亲打理，母亲从一所医学院毕业后在工厂卫生室工作。
“她特别偏爱男孩，小时候常常背着我给两个弟弟东西吃；我跟弟弟发生矛盾的时候，她都说他们是对的、我是错的；我还帮弟弟们穿衣服，一直到他们小学毕业。”杨芸说，虽然兄弟俩性格不一，但在某些方面很类似：从小被溺爱，对家庭没有责任感，不照顾家人。
东东性格孤僻，从读书起，回家之后几乎不与家里人讲话，常把自己关在房间，吃饭也要家人叫他。夏天，大家都拿把凳子到阳台上乘凉，他总是要等别人都走了才去。但他的学习成绩很好，尤其是数学、物理曾几次拿过竞赛一等奖。受父亲影响，一家人都爱听古典音乐；东东还经常去图书馆借《论语》等书回家看；他最爱的是下围棋，为数不多的几位朋友全是棋友。
1993年，东东大学毕业，先后在上海市第九设计研究院和中房建筑设计院工作，2003年到加拿大留学，2012年回沪，从此宅在家中，依靠母亲每个月3500元的退休金生活。
在加拿大期间，东东同样没有工作，靠家里每个月寄的1000美金维持生活。当时父亲每月退休工资6000元，两位老人所有收入几乎都供他在外生活。
“他生活在他的世界，我们生活在我们的世界。”杨芸说。
谁来解这道救助难题
这是孤例还是警钟？难下定论。但显然，困境在多年前就已埋下种子。
“每个月1000美金，其中500美金租房，只能租到很差的地方，他可能觉得委屈。”丁阿婆觉得，儿子不出去工作是在“报复”。
东东在加拿大生活近10年，除了往家里寄过几次照片，很少向家人提及他的生活。他曾几度提出要回上海，均被父亲制止，父亲希望他在加拿大找工作安定下来，不要空手而回。直至2012年父亲去世，东东才从加拿大回沪， 而他攻读的硕士学位证书，也因他不肯再回加拿大而未领取。
她的目的，并非为了赡养费，只是想逼儿子工作。法律援助律师李曼芳介绍，她曾到丁阿婆家，但东东关着房门不肯见面，称不接受任何调解。李曼芳认为这种情况最好撤诉，“即使打官司赢了，执行也是很大问题”。律师建议：家里切断东东的经济来源，逼他走出去。
2016年5月1日起施行的《上海市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规定：赡养人不履行赡养义务的，老年人有要求赡养人给付赡养费的权利；有独立生活能力的成年子女或者其他亲属要求老年人经济资助的，老年人有权拒绝。也就是说，老年人可以明确拒绝儿女的“啃老”行为。
居委会工作人员也曾几次上门，但东东不肯开门，电话也不接。“这样持续好多年，居委书记都换了四任，但问题一直没解决。”社工刘丽萍说，她到居委会工作两年了，还没有见过东东长什么样子。
杨芸最担心的是母亲独自往返透析的问题，她在另一家医院工作，难以陪同。刘丽萍也说，目前很难支持，“社区志愿者多是针对独居老人的，但丁阿婆不属于独居老人”。社区所能做的是把丁阿婆家列入年终帮困名单，给予一定物质帮助。
而丁阿婆最放不下的依然是东东。她满心巴望，儿子能重新踏进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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