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前洲革新无极限，日新月异争上游，定欲再来开老眼”。
“滋……”，时速220公里的“和谐号”逐渐放缓了速度，在无锡“惠山站”停下。
走出车站，在估计有近百亩地大小的“惠山”站广场上，停满了各种颜色的私家车，在广场边缘移动着的是红色的村镇公交车，背后是充满了现代感的贝壳型车站主建筑，“惠山”两个大字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这座宁沪高铁线上的小站，就是我的故乡——江苏省无锡前洲镇。
▲无锡惠山站（作者供图）
二十多年前，我去上海读书时，这里还是一片绿油油的稻浪起伏的良田。
当时，前洲没有火车站，这里只是无锡去常州铁道旁的一片农田，铁路上驶过的是缓慢的、摇摇晃晃的绿皮火车，旅客们从拉起的双层玻璃车窗中，胳膊搭在窗外看风景，沿路的顽童则向火车扔石头。
当时从前洲去上海，先要坐一个小时的汽车到无锡市，再坐两个多小时的火车到上海。
在我出生的20世纪70年代前，前洲在数百年间甚至没有一条像样的公路，从这里前往无锡，只有坐一种摇撸加单缸柴油机的船。
夜晚，一家人围坐在煤油灯前吃饭，如果有谁去镇上吃了一次大肉面，会炫耀好几天。如厕用的是木质马桶，一家人轮流用，每天清早，妇女们拎着马桶去河边清洗，里面的东西也要多加爱惜，因为“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
村民除了生产队年终的分红，没有其它收入。如果有从上海、南京、香港的乡亲“荣归故里”，估计半个村子的人会去围观。有一个海外乡亲回乡，看得直落泪，说他离乡几十年，故乡怎么还是这么穷。
在我幼年时，坐在慢吞吞的船上，我总是嫌弃这船开得太慢，太落后。但是，在我40年的人生中，前洲的变化，如同一只股票忽然攀升到涨停，忽然又跌停……起起伏伏充满了戏剧性。
走出车站，儿时的发小驱车带我去了镇上。这里的面貌已变化得和中国任何一个中小城市一样。我上学的中学，连同那扇大铁门和门前准备打架的乡镇少年们，整个地消失了，变成了一排排高层商品房。
▲座落于惠山区前洲街道的冯其庸学术馆
原先的老街已衰败不像样子，儿时卖玩具的杂货店完全坍塌不见了，在老街中心的我母亲上班的单位被承包给私人做仓库。旁边是崭新的新镇，有市民广场，带天文观象台的小学，本镇大名人红学家冯其庸的纪念馆，吃喝玩乐购物一体的城市商业综合体。
旁边是一大片崭新的多层楼房居民区，估计有几千户人家，用于安置前几年大规模征地和拆迁的农民，他们自己的土地和房子目前成了新的工业园区。
我之后跑去公园内转转，仔细阅读几块明清的碑文，又去了园内的本镇文史馆看看，发现连这里的行政区划都变了，原“江苏省无锡县前洲人民公社”变成了“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前洲街道”。也就是说，我已经连自己的家都不认识了。
▲前洲街道行政村（社区）分布图（作者供图）
40年来，前洲的变化速度就像飞驰的高铁一样，从中世纪跨越到现代世界。
这里也成为了中国城乡几十年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及转型现状的小小标本，特别是著名的“苏南经济模式”变化起伏的标本。前洲从苏南最贫瘠的乡村忽然成为苏南“土豪”又转而陷入苏南模式经济转型的困境，一切都来得太快。
从赤贫到土豪
前洲镇的文明史比较短暂。
在15世纪以前，目前的“惠山”站还是一片烟波浩渺的湖面，为古“芙蓉湖”，唐代陆游曾记载：“惠山东北九里有上湖，南挖长洲，东峒江阴，北掩晋陵，苍苍渺渺，迫于轩卢”。
明朝宣德年间（1426—1435年），为解决无地农民的吃饭和就业问题，江南巡抚周枕向朝廷请款，泄出芙蓉湖水，筑坝围湖造田，开出圩田三万六千亩，引入常州、无锡、江阴等地贫苦农民前来拓荒，并以湖中之洲取名为“前舟”（前洲）。
从15世纪围湖造田到1949年解放前的500多年间，前洲的面貌并没有太大变化。
由于气候多雨，地势低洼，前洲一年一小淹，三年一大淹，造成前洲粮食亩产水平长期低劣（至解放初期，前洲水稻亩产160公斤，小麦亩产40公斤）。乡人食不果腹，一贫如洗，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处在地区末端。一旦天公下雨，一片汪洋，陆可行舟，颗粒无收，“棺浮水面无骸骨，村绝炊烟灶尽沉”。
▲前洲镇地理位置
由于交通闭塞，民众贫困，土地贫瘠，乃至在抗日战争期间，连侵华日军都看不上前洲，不驻屯、不清乡、不扫荡，派驻前洲镇的日伪守备队只有日军一人，伪军一排，在镇上的浴室茶楼内“派遣”。
抗战期间，由于处在无政府状态，前洲竟然出现了畸形的以赌博、鸦片、餐饮、戏园子为主的“繁荣”，土匪成群，出现了十几支大大小小的土匪武装。这些土匪，主要“行状”是祸害老百姓，打起仗来就是个笑话。
1937年末，土匪高祖羔部百余人包围堵截过境的江阴日军一个分队（13人），结果日军全部逃脱，高匪武装反被日军打死一人伤数人。穷、赌、毒、匪、乱成为了解放前前洲地区的“光荣历史”。
▲前洲街旧址（作者供图）
“塞翁失马焉知祸福”，解放后，由于穷，全镇贫农占85%以上，富农、地主仅占14%，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包袱反而变轻了。
土改期间，占85%的贫下中农轻而易举地重新分配了全镇的土地，这种“一边倒”的阶级结构非常适合进行集体化改造。反正大家“你穷，我也穷，不如跟着集体一起走”。1954年建立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6年实现公私合营和合作化，1958年建立前洲人民公社。
由于穷，刺激了前洲人民，敢想、敢闯，敢干，拼命“治穷致富”想办法。当时的公社领导，看准了前洲贫困落后的原因主要是治水，只有兴修水利，根治水害，才能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出了“大寨治山我治水，前洲山河重安排”的建设目标。
从1970年到1976年间，全社人民兴修水利，圩堤堆土，建闸治水，大大改善了前洲的农业种植环境，使得水稻亩产达到486公斤，比解放初期增加了近三倍。1977年，著名作家叶圣陶先生在参观了前洲的治水工程后，激动地写下《前洲治水歌》。
▲1977年，著名作家叶圣陶先生在参观了前洲的治水工程后，激动地写下《前洲治水歌》（图为叶圣陶）
由于穷，前洲为了解决兴修水利的资金问题，敢为天下先，偷偷摸摸搞起了村社工业。
前洲有效利用了十年浩劫期间，临近的无锡、南京、常州、上海“停产闹革命”导致的市场商品短缺的契机，组织了下放到农村的技术工人、复员军人，知识青年和农村剩余劳力创办了50多家村社小工厂。
并利用解放前出走南京、上海等大城市后成为国营工厂技术和业务骨干的“同乡团”、“宗亲团”的乡亲关系，解决了设备、技术、资金、材料、销路问题，承接城市国营工厂的来料加工、外包内做等业务。
▲上世纪的前洲造船厂请红旗造船厂技术员传授技术（作者翻拍照片）
用几条扁担，几对粪桶，搜集国营工厂的废料搞起了油脂厂，或者用十几把榔头，一部旧车床，几台台虎钳搞起了农具厂，生产工业紧俏品。
正是这种国内的大环境与社内的小环境彼此契合，加之“穷则思变”急于“治穷致富”、敢作敢为的“穷汉魄力”，使前洲镇成为上世纪70年代中国苏南乡镇工业的发源地。
至1983年，前洲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0149万元，涉及冶金、机械、化工、建材、建筑、轻工等行业，成为江苏省第一批“亿元乡”，名列全国前茅，江苏省第一，用十多年时间实现了从“赤贫到土豪”的飞跃。
在集体经济的辉煌中陨落
在我的少年岁月，亲眼目睹了上世纪末，前洲作为“苏南集体经济典型”的巅峰岁月。穷了几十辈子的前洲人一下子阔了，土豪了。
我认识“前洲”两个汉字，是通过一本1983年出版的介绍前洲工业的小册子上的烫金字开始的。
在1988年左右，我的一位小学同学从他做供销员的爸爸那里拿了十块钱，请我逃学逛街游乐。我们从早玩到晚，从油条、豆花吃到小馄饨、大肉面，再去电影院看电影，去娱乐城打台球，过起了乡镇少儿二流子的生活。
非理性消费大行其道，有一名社员，为了显示自己有文化，在无锡新华书店一下子买了两千多元的武侠小说。
1994年为奖励本镇销售标兵，镇党委发给每人一块将近半斤的纯金金牌作为奖励。农民拉货用的工具，从人力板车升级到挂车（拖拉机）又升级到汽车。小学生被组织起来表演集体舞，举起的牌子上写着“天下第一镇”，完全是一副土豪的傲骄作风。
▲前洲街道的江南园林“锦绣园”，是上世纪末前洲镇自筹资金建设的农民公园（作者供图）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前洲实现了全面的工业化，村村冒烟囱，户户万元户，村里的傻子，也在村委的帮助下盖了新房子，买了大电视。从镇上到村上的短短两公里，排列着砖窑厂、印染厂、棉纺厂、起重机厂、农机厂、洗毛厂、纺织机械厂。
1990年，在老镇中心盖起了投资千万元的江南园林“锦绣园”。来自世界各地的上百个代表团，从美国国会代表团到柬埔寨代表团，成群结队前来参观中国的乡镇工业和现代农业的楷模。1989年，日本庆应义塾大学三位日本学者以前洲为标本撰写了《日本与中国城镇体系变迁的比较研究》论文，作为中国农村现代化变迁的案例。
全国从中央到各省市县的领导和参观团前来前洲题字、考察、学习。原山西省委书记李立功在参观后题词：“前洲是由贫变富的好榜样，我们学习、学习、再学习”。
▲1983年，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费孝通视察前洲（作者翻拍照片）
前洲人民脱贫了，致富了，奔小康了。但苏南模式的弊端也显露出来。由于村村就地搞工厂，农村住宅与工业用地没有划分，工业设施见缝插针就地建设，彼此混杂，首先付出了环境的代价。
由于印染和纺织业的发达，河水污染了，变成了五颜六色、臭气熏天的天然排污沟。由于需要土地，门前的竹林不见了，祖坟也被刨了，三分之二的内河河网被填埋用于发展工业和居民用地。
因为河道饮用水被污染，大家开凿水井，工业废弃物中的重金属残渣被渗透到土壤和地下水中，影响到乡人的健康。村村的烟囱让空气中弥漫着酸味和雾霾，以前下雨之后的出现彩虹，消失了。
同时，进入上世纪90年代，“苏南模式”遇到了苏南其他地区如昆山的外向型经济发展和浙江个体自由经济“温台模式”的严峻挑战。
较之更灵活和自由的浙江民营经济以及有着雄厚的资金、技术和渠道支持的由外资投资和出口加工为主体的“昆山模式”，前洲的“苏南模式”在上世纪90年代末和新世纪初，陷入体制性缺陷和转型发展的困境，败下阵来。
苏南集体经济的“家长制”、政企不分、平均主义、活力不足等体制诟病逐渐暴露。社办、村办集体开始出现“集体企业病”，如官僚行政、思维僵化、不负责任、铺张浪费、产品老化、干劲不足、混大锅饭等等。
这些弊端在遭遇新的市场经济环境下，显现为集体企业的产品老化，销路变窄、利润下降等，再影响到集体经济的福利和收入问题。
例如我母亲原来所在的乡办厂，由于生产的产品在技术上无法和国营大厂和外资企业相比，运营成本和模式又没有浙江的民营企业来的低廉和灵活，使得耗费了几年的积累而投产的新产品滞销，报废。
企业利润和成本不成正比，福利和收入越来越低，员工的意见越来越大。最后，厂长被愤怒的工人堵截在男厕所内追讨工资，企业最终宣布资不抵债破产，转制……员工下岗，自谋出路。
解决村镇集体经济的体制性障碍才能释放出活力
“苏南模式”成功的核心——其社会和组织基础其实还是“人民公社”模式的变形。
如前文所说，一穷二白的前洲公社依靠解放后前三十年的积累，借助农村集体化改造的成果，完成了转型工业社会所需的社会和组织动员。而发动这场变革的核心是以公社党委到各村生产队大队再到各个社员小队的计划、调配、行政、管理、执行系统。
这个强有力的公社“党管”行政体系再转型为“村镇工业总公司”和各级下属村办集体企业。这套公社化管理体制把整个公社的农民搞成了一个巨大的万人企业。
“集中力量办大事，集体力量最大化”，将集体工业所需要的人力、资本和物力储备做了合理和有效的调派和发挥，其空间和力量得以在短期内爆发出来。
▲江南第一村——华西村（苏南模式代表）
但是，当这种集体经济的体制和动员优势和红利被耗尽后，其内部的持久性和均衡性将成为问题，一旦以经济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