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忘却的记忆 （5）
——记杨永福老师和那些陈芝麻烂西瓜事——
五 蝼蚁的挣扎
鱼日鲁会调查，难道我不会吗？只不过他的调查是代表组织代表D，我只代表自己。从这点来说他是大象，我只是蝼蚁！
当了解到作为大象的鱼日鲁迈着蹒跚的脚步下去调查的信息后，我不想坐以待毙，也抖擞着迈动了自己蝼蚁的双腿。
实际上，那时候，我只要找当时任绍兴县法院代院长宋孟诗就能解决问题。因为他在县教育局工作时给我办过调动手续。如果有宋孟诗作证恐怕就用不着劳民伤财大费周折。遗憾的是当知道这个信息资源，因其他事求助于他的时候我那件烂西瓜事已经到了尾声。
我首先想到的是到柯桥小学去找那时的会计诸天雨。因为我们有过深刻记忆的交往。
原来我1957年春调柯小时，发工资造册是专职会计诸天雨的事。之前我领每月40元的工资，介于小教七级于六级之间。第一个月柯小发工资只给我39元。诸天雨向我解释说：“这是教育局给你定的，因为教师的工资级别中没有你那样的档次，全绍兴只有你一人有40元的工资，统计造表都不方便！”我说：“党的工资政策规定，工资就高不就低，你不给我就高，也不应该就低，政策不是允许有保留工资吗？”于是，这第一个月的工资我就没有领取。第二个月还是这样，我仍没有领。第三个月，按照我原来每月40元给发，前两个月照此办理补发。
因为有过这样的交往，我想诸天雨绝对忘不了。可是我到柯桥一了解，傻眼了：诸天雨在文革中因为承受不住凌辱自杀了。
我无功而返，改道到齐贤中学找原教育局的阮钟文局长。虽然以前我们没有接触过，但是五十年代的我在绍兴教育界也小有名气，我自信他不会不知道我的情况。
见到老局长后我自报山门。这位民国时期的老大学生58年也吃了呆花头，此时才给平反，暂时安排在齐贤中学教生物。见了我的自报山门他就说：“周攘夷局长曾经和我谈起过你，他对你的印象很好，我记忆犹新。”他立即给我写了确系国家正式教师的证明。并招待我在他那吃的饭。
从老局长那里我得到了宋云南在钱清中学的消息。
宋云南原是柯桥区小的校长，我就在他手下工作过，那时我担任的是柯小唯一的，也是绍兴县小学界唯一的专职体育教师，口粮供应都比一般教师多几斤。而柯桥小学是绍兴县唯一的县级重点小学，连幼儿班教师都是国家正式编制何谈其他。所以我是否公办教师他最清楚，他的证明应该是最有说服力的。
我还记得我是从绍兴乘火车去的钱清。
下了火车后在月台上我突然闻到一股沁人心扉的香味，无需辨认我就知道这是岁寒四友中为首的腊梅花开放的香味。去东北20年余没有闻到这香味了，现在压力再重，也得领略一下这久违的家乡香味。我没有和下车的人流一起往站口走，却循着这香味走去，终于在车站月台的一角找到了正在散发着清香的一颗不大的腊梅树。我凝神伫立着，体会着刚传入大陆的港台歌曲《一剪梅》中的词句：“………冷冷冰雪不能掩没，就在最冷枝头绽放，看见春天走向你我………”
我一边深深地吸着这久违的香味，一边思索着自己的经历，考虑到还有不想被湮灭的任务在身，只能恋恋不舍的转身离开，去寻找钱清小学。
我到达钱清区小后，首先找的不是宋云南而是教育总支书记。在家靠父母，出门靠组织是我参加革命工作20余年来的座右铭，不管处境如何信念始终没变，至于能不能靠上，那得看自己的造化了。
我找到时任钱清教育党总支书记的沈张龙说明来意。张龙书记立即叫来了宋云南老师。
我向宋校长略致问候后出示主题，请他帮我证明国家教师的问题。
宋云南听后似乎有点愕呆。他期期艾艾的说：“昨天教育局来人询问时，我已经写了你是民办教师的证言！”
我问他：“我曾经是柯桥区校的教师吧？”他说：“是的！”我说：“作为绍兴县唯一重点小学的柯小内有民办教师吗？”他不好意思地说：“柯小是没有民办教师的！”
这时站在一旁听我们对话的沈张龙似乎也听出点上下头来了。他插言道（向着宋云南）：“柯小没有民办教师，你怎么能证明他是民办教师呢？”宋云南红着脸说：“时间长了，我有点记不清了！”
沈说：“记不清了你怎么可以写肯定的证明呢？”宋云南不语。
沈长龙指着我问他：“他到底是不是公办教师！”“是公办教师！”，宋云南回答。
沈说：“那你再写一个证明，把真实情况证明一下！”说完他拿出一张公用信笺，递给宋云南。宋在信笺上工工整整的写上“贺继昌确系国家公办教师！”并签了名。宋的书法很漂亮，顶得上半个书法家。对他的书法我很欣赏。
沈长龙看了后，在宋云南签名的下面，又签上他自己的名字。为显得更重视，也为了保证万无一失，他从写字台的抽屉里取出党支部的公章整整齐齐的盖在这份材料上，把它递交给我。我万分感激的向他表示了谢意，告辞。
我一辈子做事，家中老婆最清楚。她对我办事处理问题的结论是“逮着个蛤蟆非得捏出尿来！”就是说万事必行其极！在调取证言这件事上显然也也是这样。已经取得了这两份证明的我似乎已经可以向组职去交代了，然而我还不满足。
写三言两拍的冯梦龙曾经说过：“绍兴师爷办的案，都是无法推翻的铁案”。我祖父贺睛岚、外祖父吴采之均是师爷出身，我多少也受点他们的影响熏陶。
我也要办铁案。 已经取得阮局长和宋校长证明身份的我还不满足。我还要进一步取证，来证明自己的确切身份。其实这也是沿用了韩信用兵多多益善的做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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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那年，我在皋埠永乐乡中心学校担任五年级班主任，在永乐除了幼儿班教师陆天成是民办外，教师（包括代课教师高志民和张杏娟的每月29元）的工资都是国家发的。
我打听到那时永乐小学 的六年级班主任胡志芳现在东湖中学任教，从钱清回来的次日就赶往东湖找胡志芳。我在胡志芳的宿舍找到她，她说记不清了拒绝作证。一会儿她借故出去，再也没有回来，把我一个人晒在那里。和她住同一个宿舍的腿上带点疾的女王老师原本是在永乐的一个村校的教师，我们虽没有交往但是认识。胡志芳离开后她告诉我：“局里来调查过你的事，胡老师出具了你是民办教师不是国家教师的证明。”我说：“那时永乐乡中心校有没有民办教师这样的事能记不清吗？怎么能出具那样颠倒黑白的证明呢？”王老师说：“我在村里小学都是正式教师，不要说你在中心校了！”她接着说：“只不过（东湖中学）唐永堪校长都写证言说你是民办教师，她还敢说其他吗？”这天中午与我从没交往过的王老师招待我吃的中饭。
去东湖像去柯桥那样无功而返，这次的胡志芳虽没有像诸天雨那样在文革中自杀，但是她的思维记忆恐怕多少已有点问题。听说在与我见面以后不多日子就撒手西去了。
离开东湖后，我又在绍兴市内找到原来全面管理皋埠区教师的傅志卿校长，80多岁的老太太傅志卿是个老革命，人不糊涂，只是文革中挨整整怕了，她说她不好做这个证明。但是她向我提供了能作证的人：那时任会计的杨永福。她说：“那时皋埠区发工资造册都是杨永福的事，领工资的教师总共不过一百多人，谁是正式教师他一定非常清楚，我觉得他的证明应该是最有说服力！”她接着说：“只不过杨永福右派改正后去了哨金学校，那里在绍兴与上虞交界的地方，路有点远。”傅校长还告诉我说：“反右时教育界是个重灾区，牵涉的人数最多，现在改正的善后工作也做得最差，相比之下工业局做得稍好一点！”
于是我打算去找杨永福老师。
这个从来没有与我说过一句话的杨永福老师会作出与教育局领导意见相反的证明吗？（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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