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王贺仁菴与青岛长记轮船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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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5抗戰勝利紀念日
船王贺仁菴与青岛长记轮船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摘录自《华北船王贺仁菴》
由贺仁菴长子贺中林口述、女儿贺郁芬撰文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向全国发表了《终战诏书》，同日上午十时，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也发表了《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全世界人士书》，八年抗战终于胜利！9月26日下午5时，我和父亲费时一个多月，自河南商丘辗转回到了离开八年的青岛。
二次大战期间，所有华中、华北的海上运输几乎全都停顿，不光是陆地上有飞机空袭，海上还有潜艇出没，没人敢待在船上，因为船的目标太大。日军登陆青岛后不久，就将长记轮船行在抗战爆发时沉没于胶州湾的六艘轮船全都打捞出水，又将这些船原来红底黑色船身、白色舱房的船体全都漆成了铁灰色，足以证明抗战时期日军的确使用过这些船来运输。
八年抗战末期，盟军开始轰炸胶州湾沿岸，有三艘轮船遭炸毁，幸存的三艘轮船上的高级船员原本都是日本人，后来战事接近尾声，日本投降已是迟早的事，因此多数日人陆续被召回国，日本人不得已，只好雇用原本不信任的中国船员(其中有些是长记的)，这些船员害怕一但出海，极有可能一去不复返，但又不敢抗命，因此一有机会就搞破坏，伺机在润滑机油中加入极细的金钢沙，使机件磨损，之后再以拆解检视为由，乘机将机件遭破坏的证据清除，再请日本人复检，日人不知机件被动过手脚，判断可能是机械老旧需要更换，但战争末期何处能找到合用的机件来更换?无法更换船只就无法出海，不但让船员保住了性命，连带也保住了这三艘船。后来日本人将这三艘船泊在青岛小港的北堤边，没人守船，也找不到守船的人，就算找到人，也没人出钱。至于沉没在燕尾港的华顺轮，早已下落不明。
10月8日，青岛市政府就迅速发还了迎春、承春、得春三艘仅存的轮船，之所以这么快的原因，是因为南京中央政府预派至华北和东北做接收的军公大员全都被堵在上海，铁路早已中断，而上海地区的轮船在八年抗战期间不是遭日军炸毁，就是遭盟军炸沉，因此战后几乎已无任何轮船可供航行，甚至连国营招商局都没有，还曾派人来跟父亲商量借船。
当时估计全国仅剩长记这三艘还能在海上航行的船，黄浦江上虽有两艘渡轮，但是不能航海。所以电令青岛市政府加快作业，以便早日有船驶抵上海，载运军公大员收复东北，但接收回来的三艘轮船上，凡是能拆、能偷的物件，都已遭窃一空，此时首要之务就是将沉船前拆下来，藏在薛家岛及澄瀛等地的机件和刨床、大车床、绞车等机件找回，但经过八年抗战，当年拆下来的零件，也早已不知去向。
父亲紧急去了专门出售轮船零件的旧料商家，勉强找来了一些配得上的零件，例如:主要管路的铜质的开关(凡而)，但口径必须相符才能装得上去，还有螺旋器等等，发电机找到四台，全都买了回来，多余的留做备份，这种发电机不大，大约发电三KW，只能供照明用。
一切都差不多就绪后，还欠一样最重要的仪器---航行时用来计算所在位置的铜质「浬表」，没有它没法开船也不敢开船。原因是战前所有航海路线距离图都不见了，复航时需要重新绘制，当船出港后，船长得摊开海图，标出方向，用铅笔画出一条一条的航线，这些线都只能画成直线，没法画成曲线，因为舵工在海上无法得知要走多远后转弯几度?所以要转向时，都是按照航行了多少海浬在某地转几度，再航行多少浬再转几度，用圆规度量长度，然后在海图上量出距离标示出来，航行时得注意浬表有没有到达该转向的距离。开航后，浬表固定在驾驶台的右舷，拖着一条大约一百码的编结绳，末端有一个迫击炮似的螺旋桨，尾部有三片斜置的叶片，船在航行时就会旋转，再经由编结绳传至浬表。
后来终于找到一具，先给「迎春轮」使用，接着又托人在上海寻到两具，可供「承春」、「得春」用。以及稳车(放在舵轮右边指示机舱高速、慢速、前进、后退、停止等)、把手、传声筒等零件。这样三艘船都勉强凑了齐装备，能够开航了。
表面上船虽然已经修好能够开动，但是还有很多工作得做，首先是检查船体外壳，必须仔细敲打船身全部钢板确认有无锈蚀，还得重新上漆，这些本来都是要进船坞上检查台的作业流程，当时青岛小港有个海军造船所，船坞很大，可容纳上万吨的船，可是那得花一笔不小的费用，而且得付现金，但父亲这两年在河南商丘所赚的钱已用去不少，何况更重要的是得为三艘船准备燃料(每艘船的煤仓各需装八十吨煤)，所以没有多余的钱进船坞检查。
但检查仍是必须做的工作，否则无法得知船体的实际状况，如何敢把船开出去?最后只好以「土法炼钢」方式，将三艘船轮流开上「船渠港」的沙滩上，我们称做「泥湾儿」，在大港和小港之间，利用退潮后船体露出很多部份时，将能检查到的部份仔细轻轻的敲打，并清除附着在船底、船壳上的藤壶、牡蛎等贝类，由于所有经过检查过的部份都完好，因此度量底部应该也无问题，船底中间检查不到的部分，只能留到明年经济宽裕时再进船坞仔细检查了。
接着得全部重新上漆，先刮除日本人涂的灰色油漆，船底浸在水里的部分，先涂上一层红丹漆(一种含铅毒的油漆，可减少贝类附着在上面)，再漆上黑色的船身，红色船底，黄色舷线，棕色甲板以及船尾和吊杆，白色驾驶台和舱房，黑色烟囱上面画上长记的标志:天蓝色底，中间大红色菱形块，菱形块中间有一个白色的「长」字。现在看来这个「MARK」有点土里土气，但在那个年代可是非常时髦的！
此时整艘船都已焕然一新，这样能给旅客一种值得信赖的感觉。
由于一艘船连同船长在内总共需要二十八位船员，三艘船就得有八十四位，因此也得赶紧把之前在长记轮船行担任船长、船员、伙夫头等抗战期间离开青岛的找回来，准备复航。
这段期间，父亲日夜和船员们一起工作，十分辛劳，为的就是能尽快将船修复好，以便早日恢复营运。
八年抗战期间，平汉铁路、津浦铁路均被挖成数段，陇海铁路所行经之黄河铁桥、沂河铁桥亦多次被炸毁，此举严重影响国府的军公大员，无法迅速往东行或北行。而自大后方到上海来的人，多数都是要从上海搭乘交通工具到青岛或是大连的，原先计划的路线是先到南京，再搭津浦铁路的火车北上，但此时津浦铁路也已被挖成数段，无法通车，那就只能改成搭船走海路了，于是又回到上海，这才发现上海并没有任何船可供搭乘，不要说轮船没个影儿，连较大一点的帆船也没有。这场战争几乎炸光了所有中国的船。
此时聚集在上海的人越来越多，全都焦急的等着，一筹莫展。办接收是十万火急的事，必须把握时间，所以不只是在上海被堵的人着急，中央的着急也是可想而知的。
1945年10月20日，长记轮船行终于复航，首先是「迎春轮」加水、上煤、开往了上海。一天半之后，停泊在上海外滩十六铺的码头边上，这使得翘盼多时的人终于松了一大口气，据说有人甚至已经在此地等了一个多月，现在终于有了一艘不算大的轮船开来载运旅客了。
船虽然已经开来了，但是等着搭船的人那么多，这艘船怎么能够全都载得下呢?迎春轮登记吨位为394吨，实际载重为600吨(这是依照国际惯例订的)，配有二艘救生艇、二艘救生筏和一百五十件救生衣，额订载客人数头等铺位八人、二等铺十二人、统舱一百三十人，合计共一百五十人，战前最多曾经载过二百人。
代理行是位于上海十六铺枫径路上的「慎茂行」，老板姓邵，打从民国前就开始代理祖父「福春行」的帆船运输业务。
10月20日迎春轮自青岛开航往上海时，代理行便开始预售两天后的船票，但事先声明:不保证能如期抵达。毕竟才将船接收回来，勉强修好，会不会有意外事故谁也不敢保证。
据邵老板事后向父亲报告，刚开始卖票那天，有数百人围在代理行的前面，将不大的枫径路挤得水泄不通，由于船票比额订增加了五十名乘客，但也只有二百个名额，排在前面的人先买到了票，没买到票的人难免十分失望，当然知道两三天后还有一艘船会来，但是要搭船的人也会一天天的增多，僧多粥少还可以每人分个半碗，大家都少喝一点将就一下，但船位能分成一半吗?当然也能!大家在八年抗战期间都有过挤火车的经验，搭船当然也行，除非船实在太小，否则大家挤一挤，不能躺下来，用坐着的也可以，只要不是站着都行。
所以当「迎春轮」抵达上海下了客之后，二百名已经买到票的旅客先上了船，码头上的人一看:「这怎么行?船上还有那么多空位，为何不卖票让我们上船？」，争执后的结果是:「再增加一百人」，这是迎春轮的船长吕明奎和代理行邵老板商量后决定的。
这回改用抽签的方式，如果有二人以上同行，可以一起买票，抽到签而没买到票的人，下班船可以优先买票，他们也都一致表示:「挤一点没关系，没有救生衣也无所谓!」，先前已经上了船的旅客也同意大家挤一挤，都是急着去华北和东北地区做接收的公务人员，互相体谅，同舟共济，共体时艰吧!
此时船上一共挤上了三百名旅客，比额定的人数多出一倍，但岸上还是有人不肯罢休，理直气壮的指出客舱的屋顶上，以及驾驶台的顶上，还没有人上去坐，好说歹说要求通融让他们上去坐，最后又上去了三十位，这三十位如果遇到下雨天，水手可没法子帮他们张上帆布篷遮雨，但是他们说:「没关系，我们碰运气！」。
「迎春轮」有二层甲板，连底舱算起来共是三层，开船之后，水手将甲板张上帆布篷，有一半以上的人无法躺下休息(原本统舱的旅客是可以躺下休息的)多数人都是用坐着的，真是名符其实的「坐船」，黑压压的一片人头，几乎都快和难民船一样挤了。船上有二名茶役供应茶水，忙不过来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后来的航次又多加了二名茶役轮流送茶水。
最后硬挤上的三十位，幕天席地的反而可以躺下来睡觉，除了上厕所不方便，得爬上爬下之外，还算是满惬意的。船到青岛后，船长得向父亲报告何以超载这么多人，事实上实在是出于无奈，而且由于是纯载客，没有载货，重量相对较轻，安全上应该还是没有问题的。
五天之后，「得春轮」也到了上海，比照迎春轮的方式抽签买票，一样载客三百人，两艘轮船是同型的船，得春略小三吨。八十吨的煤舱只装了四十吨的煤，少了一半的重量，船速可以快一些。由上海去天津、营口，中间挂口青岛，由于部分人只到青岛，而青岛又有人去东北，所以得在青岛靠岸上、客，然后再航行到天津和营口。航程往返都在青岛上水、上煤，没有耽搁太多时间。
我曾在报纸上看过一篇投稿，描述抗战胜利以后，几位买不到船票的旅客，在上海等了个把月后还是买不到票，连黄牛票都买不到，只好大家合起来雇了一艘帆船航向青岛，但是并非所有的船老大都熟谙航路，这条航线一向都是轮船和大帆船在航行，小帆船根本跑不了，这位船老大以为只要沿海岸线四、五浬之外，往东北方向走就没错。结果帆船在「五条沙」(距离燕尾港南边约三十海浬处)搁浅，等到涨潮时才脱困，幸好是沙滩，船没破损，倘若撞到礁石，后果将不堪设想!
「承春轮」则是开航至连云港，此船是三艘中最小的一艘，原本是艘纯货轮，因此航速只有八浬，(迎春、得春都是十二浬)，当时有个规定，纯货轮是不得载客的，偶尔载个四五位客人是可以的。战后因为全国都没有船，因此承春轮为了自连云港载客至青岛，特别将船的后舱墙板拆除，改装成客舱，合法成为客、货两用轮，可售统舱票，让原本载货的地方也可以载客。
由于三艘船的船员人数是一样多，而但云港的旅客没有上海那么多，只能二天一个航次定期跑，青岛至连云港航程一百零七海浬，约十二至十三小时可抵达，每航次大约一百多名旅客，三艘船的船员薪水都一样，但迎春、得春的船员后来想到一个赚外快的法子---「卖卧铺」，可以增加额外的收入。
由青岛至上海，一个卧铺可卖一两黄金，青岛到营口或天津也卖一两，上海到天津或营口则卖二两，回程也一样，全体船员大家轮流睡，留一些铺位整理干净，卖给出得起价钱的旅客。
每艘船都有一个堆放杂物的「司朵间」(Store)，里面堆放了帆布篷、救生衣等物品，开船后船员会将帆布篷张挂在甲板上方，救生衣发给乘客，此时空出来的司朵间上、下两层可睡八人，还有船上餐厅的大台也可睡二人，两边软垫的椅子上也可以各睡二人，驾驶台再放两张躺椅供大副或备班的舵工轮流睡，甚至厨房还有三尺宽的空间，若是卧铺生意太好，船员们便二人对向同睡一个铺位，但得把脚洗干净，因为一人的脚得放在另一人的枕头边上。
从十月二十日开航以后的航次，迎春自上海到天津或营口，每月可航行三个往返航次，每个航次大约能卖出22个左右的卧铺，大副以下的员工每人每月都能分到大约四两黄金。承春轮的船员眼见迎春轮、得春轮的人挖到金矿，而他们却只能靠领死薪水(其实当时这份薪水不知已经羡煞多少人了)，一有机会就「捎小伙」(走私)。
那时苏北一带的煤油比青岛贵了一倍，于是他们就走私煤油，一次购买数十桶藏在煤炭中。1947年6月，某天下午，正准备开船时，煤仓中突然有煤油外泄，冒起浓烟，接着马上烧了起来，立即叫了消防车来喷水，火势扑灭后检查仅有煤舱烧坏，未波及船舱，货物人员均无损伤，已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倘若航行在海上，后果将不堪想象。
烧坏了的煤舱更换四壁就好了，但父亲盘算了一下，连云港的旅客越来越少，已经朝不保夕，即便将船修好了，恐怕也是来日无多，而该轮航速慢，无法与其他船只竞争，所以索性停航不再修复。是何人放置的煤油，当然无人承认，其实大家都有份，最后只好将此轮全部船员都去职。
自1945年10月12日，长记轮船复航开始，至1949年国府自大陆撤退为止，这三年多，是长记轮船第二次发展期，轮船吨位和公司规模甚至远较战前更大。
胜利初期，国轮极为稀缺，连总部设在上海的国营招商局都没有轮船。一九四六年初，招商局让驻青岛办事处的经理方重前来找父亲，要求父亲将长记的轮船租给招商局使用，父亲坚持不肯，双方不欢而散。后来招商局的业务全由上海主导，方重在青岛无事可为，反被父亲延揽至长记担任经理。
此一时期的轮船运输可说是独门生意，虽不时仍需接应国府的军运或公差，但自行营运时，拥挤的客群和堆积如山的货物似乎永远载运不完。重新营运四个月后，结算盈余已达国币二十余万元。
同一时间，青岛市政府公开标售原日伪产业的「黄海水产公司」，父亲友人郑旭东拉父亲合伙标得。该公司位于青岛小港的莘县路底海军造船所隔壁，拥有双拖渔船十六艘，可出海捕鱼，最远跑到长江口一带捕捞野生大黄花鱼，捕来的渔获批售给当地的海产批发商，父亲担任董事长，业务交由郑旭东负责。
此时父亲也将长记轮船行迁至冠县路107号新址，这处房子也是战后向日伪产业处理局买来的，是一栋三层楼，后面还有个很大的仓库，面积约有2600余平米。从上海路的铁道边起至冠县路111号，全属长记公司所有。
(附图：冠县路107号照片)
同时父亲也向青岛市日伪产业处理局买下了武定路3号的住宅，让全家人安顿在此。这处房子是西、日式合璧的，面积大约有700平米，客厅是西式的，地上铺着柚木地板，卧室是日式的，地上铺着榻榻米，共有四大间，以日式拉门隔开，此外，屋子前面还有一个走廊、一个庭院和一个很大的地下室，庭院两端还有两间约70平米的屋子。
此外，又收回了战前长记位于青岛小港沿的长记轮船行煤场、机械修理厂和长安路长记里23至25号的二层楼房屋五十四间，此外又在凌县路之丁增设了员工宿舍。
除青岛外，父亲也重新在营口、天津、烟台、上海、福州、厦门和台湾设立长记分公司及仓库。
天津除分公司和仓库外，还在天津河的塘沽和大沽口河海交界处，开辟了一座长记专用码头。冬季天津河的河水会结冰，但此处结冰较薄，且有铁路可直通北京，交通更为便捷。战前在河南商丘运通粮行协助父亲处理业务的贺鹤林，此时也被任命为天津分公司的经理。
（附图：民国35年民言报迎春轮开航通知）
记忆中，1947年冬末，在天津还发生过一件令人心惊胆颤的事。那晚恰好是阴历的除夕夜，突然来了个大寒流，迎春轮在天津河被冰围困。河水结冰对轮船行驶来说，是非常危险的事，冰若膨胀会把船挤破导致沉船，而此时船上大约载了三百名旅客，倘若船沉了，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此时船长立刻打了个紧急电报向父亲求援。但因天津港务局破冰船的船长、船员都已回家过年，派不出人手来开破冰船，父亲苦思变通办法，后来指示船长将两边的船锚急速放下，击裂前方的结冰层，再将船锚收起，再急速放下。如此连续撞击多次后，终于击破船艏前面一米左右的冰层，船往前移动了一小段距离，然后再以此方式反复撞击、前行，大约三个多小时之后，迎春轮终于在天津河内回转，航行至大沽口，此处为海、河交接处，海水的冰较薄，不会将船冻住。
天亮后，天津港务局终于派了破冰船前来领航，让迎春轮航行至天津河的码头下客，为了避免船只再被冻住，船长又将船立即开回大沽口泊锚，那个除夕夜，父亲和我彻夜未眠，直到大年初一的清晨。
父亲在1946年初被推举为『青岛航运公会理事长』，当时国民政府有一项特别的政策，就是轮船航业公会可以分配到一个立法委员的名额，虽然父亲并非国民党员，但父亲是青岛地区航运界领袖，被推举参政也是很自然的事。父亲的盟兄安鹏东曾因曹锟事件离开政坛，对政坛之黑暗和丑闻十分了解，听闻此事后，极力劝阻父亲:「三弟啊!你生意做得好好的，何必去淌这个浑水，跟这些人搅和在一起？」
某日清晨，即墨帮的张晓古带了随从上门，父亲在玄关迎接他，我站在父亲身后，张晓古一进我家大门看到父亲就跪了下来，请求父亲务必将立委的名额让给他，否则长跪不起，父亲只好应允，并帮他写了一封推荐信，后来张晓古果然顺利当上了立法委员。
由于战后长记仅收回三艘战前的轮船，显然已无法承揽越来越多的旅客和货物，因此父亲也积极物色新船投入营运，以便应付应接不暇的生意。
1946年2月间，有人跟父亲说美国人正在处理战后剩余物资，打算出售一艘泊在青岛港的小型供油船。也带父亲去看了船，又出示了船的结构图，父亲认为改装成载客船应该不太困难。接着负责轮船出售业务的人也来了，名叫伯朗奈特，又带父亲到船上再看了一次，
这是一艘战时美军的供油船，约有八百吨，航速十六浬，虽然改装油轮成为客、货轮略为费事，但大致上仍符合长记所需用的轮船条件。于是父亲先付了二万美元订金，拿了船图和收据，双方言明交船时再付清余款十万美金。不料伯朗奈特却拖着不交船，后来干脆直接避不见面。
父亲和「青岛中国银行」行长郭兴周先生讨论此事，分析这个家伙根本就是打算骗一票后走人。
「青岛中国银行」是山东省历史最悠久的银行，长记轮船行自战前即开始和青岛中国银行有业务往来，战后改组为长记轮船公司后，所有购买轮船也都由中国银行经手汇款。而郭兴周又恰好住在我家对面，因此经常在下班后，到家中或公司找父亲聊天，两人交情也是匪浅。父亲与郭兴周商议后，决定亲赴上海，向「美军战后剩余物资处理单位」追讨该船下落。
由于父亲当时除了是青岛行会公会理事长外，也是「中华民国全国轮船联合会」的理事，早年父亲至上海做庄经营祖父福春行的买卖时，即与青帮大老杜月笙结识进而成为好友，加上所有长记的轮船到上海时，均由「青帮」收取规费保护船只航行的安全，免遭海上盗贼侵袭，因此，时任「中华民国轮船同业公会全国联合会」理事长的杜月笙，得知父亲抵沪后，马上在上海国际饭店的丰泽楼设宴，为父亲接风洗尘，并帮父亲请了一位熟谙此类事务且会说英语的律师，协助父亲处理此事。
父亲向美军提出该艘船的结构图及二万美元的签收单据，经美军人员详细调查了经过，发现原来伯朗奈特即将退役回国，打算趁此机会骗一票钱后一走了之。
此时美军告诉父亲有一艘泊在黄浦江上的小型运兵舰(登陆艇)，这艘船是由菲律宾载运美军部队到上海的，船价只要原来那艘船的一半多，问父亲是否有兴趣。于是父亲登上该船检视，认为这艘船更为合适，因为是登陆艇，吃水浅，又是专门载运人员的，几乎不必改装，只需拆除炮位，并在驾驶台后方增设船长和大副的卧室，即可使用。因此父亲决定改买这艘价格较低但更为合适的船。
父亲再付了四万五千美金，立即接船，并从青岛招了一批会开柴油引擎的船员，将船开回青岛，投入运输行列。
父亲将这艘船命名为「元」春轮，是取自易经干卦「元、亨、利、贞」中的第一个字。这艘船载重约500吨，航速16浬，自上海航行至青岛所需时间为25小时，可载运全副武装士兵四百名，正好符合长记的需要，做为载客船很合适。
「元春轮」的动力来源是烧柴油，柴油与汽油不同，不会蒸发油气，因此即使在密闭的船舱中也是非常安全的。
误打误撞买到了一艘非常合适的船，回到青岛后，父亲又拍电报给上海的友人，询问美军还有没有同型的船。得到的答复是：同型的船大约还有十艘，上海没有了，都泊在菲律宾。
于是父亲一边派人去菲律宾接洽，同时也在其他地方寻找适合的船。
1946年4月，父亲又向加拿大的一家轮船公司买了一艘4250吨的一艘轮船，价值八万五千英镑，这是一艘英国制造的客、货两用轮，实际载货吨位为4800吨，但登记吨位只有2800吨。三联式的往复蒸汽机，航速8浬，和一般货船的速度差不多。
这是胜利之后买的第二艘船，按易经卦辞的第二个字命名为「亨」春轮。为了购买亨春轮，父亲还特别聘任了两位英文秘书，以便和国外的轮船公司交涉，一位是郭兴周的儿子，另一位是张蔇先生。
（图:亨春轮）
亨春轮有四个货舱，舱口特别大，很适合载运木材，因此多数时间是由台湾载运桧木至福州，或是由福州载运福杉到台湾、上海、青岛等地。
台湾桧木纹理极细且没有结疤，适合制作高级家具，据我所知，当时整个台湾只有亨春轮载运桧木。而福杉产于福建深山，材质极优，密度紧实、防水性强，也适合建造房屋、桥梁和船舶。为了载运木材，父亲还在福州开设了「长记锯木厂」，请了一位福州当地人陈竹生担任经理。长记锯木厂主要的营业项目是把台湾的桧木和福州的福杉原木材锯成买主指定的尺寸，再运至上海、青岛、天津等地。
此时，菲律宾美军也回了消息：所有美军的运兵舰都已送给当地各岛屿当做交通船了，现在还有一艘550吨的护航艇(PGM)，有没有兴趣？
这艘护航艇的航速最高可达30浬，一般巡航速度是24浬，经济速度18浬时最省油。30海浬的航速，是当时全国航速最快的一艘船，就算以每小时18海浬航行，还是很快，船票价格自然可以提高一些。因此父亲立刻决定购买。
1946年6月，一群菲律宾人，将这艘船开到了青岛大港交船，这是长记在战后买的第三艘船，按卦序命名为「利」春轮。
改装利春轮成为载客船颇费了一番工夫，首先得拆除船上的炮台和机关枪的防护墙，这种防护墙都是三分厚的钢板，碾平后可以焊在甲板上作为客舱外面的墙壁，战后买不到钢板，有材料可用就将就用。客舱的内部用木板材料搭配，再在船的中间段设置舱房，前段保留了十分之三的甲板，后段保留十分之二的甲板，都焊上张挂帆布篷的铁架，费时大约三个月才大致就绪。此外，还在驾驶台的后面装上一个假烟囱。
船的排烟孔实际上是在船的两侧，假烟囱并不会排烟。所用的材料是拆了九个五十三加伦的油桶，将两端切除，桶身切开，再以榔头敲平，我曾建议用一个镀锌的铁皮作个外壳，油漆后再套上去，看起来就会很平。堂兄贺寿千说我外行：「镀锌铁皮黏不住油漆，太阳晒久了就会一片一片的剥落。」，又说:「要漂亮也行，用补土补上一层，打磨平了，再上漆就好看了，可是那得费上好几天的工夫，一天一趟船的收入是多少钱哪?」，父亲没意见，我那时只有16岁，贺寿千当然不会听我的建议。
其实原来的假烟囱不必拆除，你尽管跑你的船，只要另外做一个镀锌铁皮的假烟囱，等船开回来时再套上去，费不了半个时辰的，哪会延误船期?而且只要在镀锌皮上用粗砂纸打磨一遍，就会产生许多磨痕，任何油漆都可以附着在上面，绝对不会剥落，一艘流线型的船身装着这么一个凹凸不平的烟囱实在太不美观。
假烟囱的目的主要是要画上长记的标志「麻固」（MARK），这是船员们以日本式的洋泾邦英语，加上日照土话口音的习惯用语，听起来有一种很特别的趣味，
有一次我随船回上海，船进了黄浦江，前面突然有艘木船贸然横过，几乎要撞上，船长紧急摇了车钟，同时对着传声筒大喊「斯来、斯来!」此时车钟上显示的速度是Slow。指示方位时也是如此，船员称北方为恼思(North)，东北方是恼意思(Northeast)，东南方是骚意思(Southeast)，当时有船员就编了个顺口溜:「恼意思、骚意思、凄里呱搭意思(Threequartereast)。」；又比如船要从青岛开到上海，出港后过了薛家岛后就得往「凄里呱达骚意思」(四分之三的东南方)，至大公岛再转向「湾呱搭骚意思」(四分之一东南)。一般听不懂日照土话又不懂行话的人听了这些对话，恐怕永远弄不明白到底是在说些什么?
获颁沈船证明
民国三十五年七月，父亲获已转调至浙江省担任省主席的沈鸿烈先生颁发抗日沉船证明书，内容如下:
(附图：沈船证明)
查青岛长记轮船行原有迎春得春承春长春同春江春华顺等轮船七艘航行沿海各口岸装运客货名民国二十六年七七事变后该行遵照青岛市政府通令停航并放水沉没以封锁所各港口而免资敌自青岛市政府遵中央电令撤离市区后该行总经理贺仁菴深明大义即随同市府及山东省政府参加抗战工作而该行所沉轮船则经敌军打捞出水将全部财产没收至抗战胜利时长春同春江春华顺等四轮已被敌军破坏无存迎春得春承春等三轮亦被损坏甚巨仅剩空船经青岛市主管机关将三轮查明发还交贺仁菴具领改组为青岛长记轮船股份有限公司加紧抢修担任华北复原运输以利交通除各轮大小吨位在抗战前业由交通部登记有案外所有上述情形均系确实特予证明
前青岛市长
前山东省政府主席
浙江省政府主席沈鸿烈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七月
发行股票
1946年7月，距离抗战胜利不到一年，长记已有六艘轮船同时在营运，业务欣欣向荣，于是父亲委托会计师刘东渤，准备将「长记轮船行」改组为「长记轮船股份有限公司」，并研拟发行股票等相关事宜。
1946年12月23日，「长记轮船行」正式更名为「长记轮船股份有限公司」，1947年7月19日，长记公司发行了股票(如附)，资本额为国币四十八亿元，父亲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贺寿千任副总经理及董事，江立南任董事，费益堂、贺子章为副经理。至1948年2月时又增资三亿八千二百万元，因此公司股本合计为国币五十一亿八千二百万元，其中父亲和家族持股总计四十五亿零九百万元，占了百分之八十七。
（附图：长记公司发行了股票）
资本额中的四十二亿是父亲、家人及若干亲友户名持有，几位当年长记行初创时的老伙友，由于年岁已长，因此父亲也拨出股本中的六亿元，分别赠送每人一些股份给他们。如此一来，除了每个月固定薪资和年终分红外，每年他们还可以多领到一份「股利」。
其他分得持股较多的是贺寿千，其次是费益堂、贺子章、江立南和长记初创时的伙计戴献堂，可是戴献堂一直没来领取，也没回长记担任个什么职务，或许战后没回青岛。父亲也拨了一千五百二十八股给了二叔家，并以祖父的另外一个号子「尚慎堂」的名义登记，同时也给了协助规画公司登记发行股票等事宜的会计师刘渤东，以及几位曾经帮助过他的人，如沈鸿烈的秘书徐冠羣，中国银行行长郭兴舟，以及战前父亲开辟射阳河航线后设在江苏阜宁的长记分行经理杨溯吾等等。
不夸张的说，此时父亲已成为青岛首富。
当时长记公司上海分行的经里是我的同宗堂兄贺茂林，还有一位会计，一位出纳兼外务，长记的轮船到了上海靠岸时，所有揽货、售票、报关以及缴交各种规费和必须交给「青帮」的保护费等等，都由慎茂行负责处理，然后慎茂行再向长记收取代办费，只有在遇到无法处理的问题时才向长记的经理请示，所以贺茂林只需决定大事，无需处理杂事。长记各地分公司中，祇有天津和福州分公司所有揽货和报关业务由长记的职员自行办理，因此还曾经出过娄子；由于天津分公司的经理是得春轮的船长贺淑文的儿子贺鹤林，因此父子二人以多报少，让青岛公司的人查觉货物吨位不符，向父亲报告，随后二人即遭去职。
长记改组为公司后不久，贺寿千可能觉得他是副总经理，位高权重，渐渐嚣张跋扈了起来，并且和会计主任裴静庵以及费益堂结拜成了把兄弟，又拉来了一位他的盟兄弟方荣华拜父亲为义父，接着就在上海外滩十六铺成立了一家「寿华航业有限公司」，将长记原来上海的代理行「慎茂行」的业务，全都改由「寿华」代理。其实这个做法原本也没什么大问题，反正长记在上海的业务本来就需要一家代理行来处理，直到贺寿千做了一件明目张胆的事，父亲终于忍无可忍了。
1948年中的某一天，中国银行行长郭兴舟先生突然打电话给父亲，问父亲为何要更换公司印鉴？父亲大吃一惊，随即把相关人员叫来问话，会计主任裴静庵和贺寿千还试图遮掩，但是一位新来的会计将他们的企图全抖露出来。原来他们打算借着换掉印鉴，把许多可以避免董事长监督的事项改由他们私下处理，把慎茂行代理的业务转给寿华做，也是为了可将船票以多报少。
父亲立刻将贺寿千、裴静庵、费益堂三人免了职务，并派人在码头上计数上、下船的旅客人数，果然发现刚抵达的元春轮旅客人数少报了二十位，于是父亲又将长记公司上海的业务交还给慎茂行负责。
获颁奖章
一九四八年五月，时任中华民国交通部长俞大维先生，对抗日有功的父亲颁发了『交通部人字第109号奖章及及奖章证明』
内容为：
「查青岛长记轮船公司总经理贺仁菴在抗战期间从事航业功迹昭著合依本部奖章奖状规则给予壹等贰级奖章以示鼓励」
此照右给贺仁菴收执
部长俞大维
中华民国卅七年五月日
这是一份沉重的奖励，也是父亲为之付出所有身家财产后所获得仅有的回报，其中的辛酸血泪，实非言语所能形容。
一九四八年十月八日，中华民国轮船商业同业公会，在上海市河南北路的「上海市商会大厅」召开「全国联合会第二届会员大会」，与会人士共有全国各地三十二个轮船公会代表及交通部代表黄慕宗参加，大会主席团有全国轮船公会理事长杜月笙、董浩云等知名人士，青岛公会代表为父亲及长记公司经理方重，方重先生在此会议中代表父亲发言如下：
「长记轮船公司所属长春、同春、江春、华顺等4轮，在抗战初期，沉塞港口，请求赔偿一案，曾奉『交通部36年3月15日部航字第一五四八号指令』：准予汇案核办。又曾奉『交通部37年2月2日部航字第七九三号指令』：业经列入第二批赔偿案汇办。查上海前损失之商轮，系属多数公司所共有，经列入第一批，已由政府赔偿，成立复兴轮船公司，而青岛应赔偿之商轮，仅长春等四轮，且系属长记公司所独有，核与上海情形不同，亦与他处无关，似应以项目办理，单独赔偿征用损失，暨与上海同一时期，自应秉公赔偿，勿令长记过期落后，拟请转呈交通部准予项目核赔，提前拨偿相当吨位之商轮，或代价之外汇，交由该公司自购轮船，俾可扩充海运，以恤商艰。」
但这段发言，除了列在此次会议纪录上外，直至父亲过世，始终未曾得到国民政府分文赔偿。
一九四八下半年，国共内战日趋激烈，但任谁也没有料到，时局变化之快速，国民党即将在半年后退守大陆。因此父亲仍然继续物色新船，国际间若干轮船公司都会将打算出售的轮船结构图寄给父亲参考，此时父亲又选中了一艘英国轮船，船龄约八年，载重三千吨，售价十二万美金，并打算将此船命名为「贞」春轮，取易经干卦的最后一个字。
父亲也将购买「贞春轮」的头期款三万美元存入中国银行，又特别做了一套英式西装，正准备到英国接船时，大陆局势急转直下，时局混乱，中国银行行长郭兴舟也突然失联，此后该船下落不明。
祖父遇难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祖父已七十多岁，福春行也被八路军进驻，并且当成了石臼所的指挥中心，祖父的生意虽已经停顿多年，但仍然安稳的和祖母及二叔一家住在福春行对面的祖宅里面。
八路军虽然来了石臼所，但对一般商贾和地主并无任何逼迫对待之情事，虽然父亲多次去信希望祖父能到青岛同住，但祖父迟迟不肯前来，主要原因是老家里埋藏着福春行营运四十多年赚来的大笔黄金。如果此时离开，势必无法将这些金子全部带走，一生心血将化为乌有。。
父亲无奈的感叹着说:「不就是为了那些藏起来的金子吗？」
一九四七年阴历七月初五，当晚国军三十八师和共军在石臼所对峙，情势十分严峻。由于祖父当时除了是石臼所的富商外，还因多年行善之故，遭指控为「善霸」(恶有恶霸，当然也可以说「善有善霸」)，被一群人绑至石臼所三爷庙后的刘家林，以石头和乱棍活活打死，据说死状甚惨！
其实祖父一生行善济贫，也未曾得罪过什么人，所谓善有善报，有时只是一句空话!当时曾有人将「老百姓」这三个字改成「老不幸」，真乃一针见血的说法！(坊间曾有人说父亲在战后未将祖父接来青岛同住，导致祖父在土改时遇害，是为「狼性」，事实上祖父遇害是在土改之前，与土改扯不上关系，何况祖父若想来青岛，自己就有船可乘，并不需要父亲派船去接)。
祖父死后，二叔立即发电报给父亲，电文只有二字:「父故」。
父亲接获电报后，随即返回石臼所。穿上了白色大褂孝服，将祖父遗体埋葬至二林家族墓园，随即返回青岛，同时悬赏二十两黄金给抓到凶手的人。
大约十来天后，石臼所当地一位指挥官发电报给父亲，表示已拘捕到好几位凶手。父亲又再次返乡，并要求将为首之凶在祖父坟前击毙。至此，父亲杀父之仇已报，也未再对其他附从的人追究。父亲打赏了二十两黄金，向他们道了谢，便返回了青岛。
资助日照一中青岛临中
一九四六年初，日照一中在青岛恢复办学，名为「日照一中青岛临中」(附图：青岛日照临中)。学校中有为数众多来自日照的学生，那年的寒假，因为战乱之故，较一般时间长，学校又暂停供应伙食，此时校长曹希唐找上父亲，看看能否提供一些临时的工作给学生。恰好亨春轮定期进船坞做检查及保养，需要大量工人敲除船壳上的铁锈，同时将附着在船底的贝类清除干净。
(附图：青岛日照临中)
这些工作本来是船坞工人该做的事，父亲要求船坞负责人将此工作转给青岛日照临中的学生来做，并发给学生每人一支有船坞记号的铁锤，给他们当作通行证，伙食和工资则由长记负担。
二O一四年我返回日照探亲时，也拜访了一位当年曾经在青岛日照临中念书的耆老时培杰先生，他亲口对我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我在1946年进入青岛日照临中，长达三个年头，学校中的事知道的很少，唯独对您父亲贺仁菴这个名字，记得很清楚，估计凡是日照人，老幼皆知。
一九四六年贺仁菴的商业已发展到顶峰，是日照和青岛的首富，在青岛也是数一数二的人物。当年日照临中的同学都在背后议论，说长记轮船公司是日照临中的「经济靠山」，校长经常去长记，每逢学校演话剧，都有同学代表给长记送票券，一次都是几百张，藉以感谢。
贺仁菴是一位乐善好施、关心青年的人。一九四七年，因为形势的变化影响到学校，寒假放的特别长，学校食堂停炊，一部分无家可归的学生，一时生活无着，心急如焚，在此关键时刻，贺仁菴伸出救援大手接纳学生，给亨春轮敲铁锈，在那荒乱的时代，能求一天能吃个温饱也就不错了....」。
父亲资助青岛日照临中办学经费，直到一九四九年五月，前后为时三年多。而我因抗战时期跟着父亲颠沛流离，并未进入正规学校念书，因此回到青岛后，父亲先是把我和大弟送入了当时青岛市长李先良办的「抗建中学」念书，日照一中在青岛复校后，我和大弟又转到这所学校就读。
一九四八年秋，国民党部队已撤守东北各地，但青岛仍有美军第七舰队驻防，美军仍想以此地作为驻军基地，所以中央政府下令青岛不能撤退。但连云港和天津都已陆续失守，因此长记仅剩青岛往返上海及台湾的航线载运客、货。
一九四九年四月底，上海局势也十分危急，长记的轮船由上海返回青岛后，上海航线也被迫停航，仅剩青岛至台湾的航线仍持续往返中。
（附图：三十八年五月大民报亨春轮航班通知）
奉令参与东北大撤退
一九四五年，日军在中太平洋的几个岛屿据点陆续被美军攻陷，日本已成强弩之末；同年八月，美军在广岛丢下一枚原子弹，日本仍未投降，此时与日本签有「互不侵犯条约」的苏联立即投机取巧，对日宣战。
接着美军又在长崎投下第二枚原子弹，日本天皇见大势已去，宣布愿意接受无条件投降。苏联随即进驻大连，并接收了日本留在此地的大量武器。苏联与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原本是「同盟国」，但此时却不肯将大连归还国民政府，甚至千方百计阻扰国民政府的接收工作。
自一九四六年起，八路军即不断与国民党军在此地围攻交战，而东北地区冬季气候严寒，气温经常在零下一、二十度，由于国军的配备远不及八路军，国军派赴东北的部队没有足够的御寒衣物，导致士兵无法适应天寒地冻的环境，意志沮丧，屡战屡败，数度接连战败后，斗志越发消沉!
一九四八年十月，国军在东北的战事连连失利，节节败退，中央开始准备撤退工作。由于国共交战的缘故，因此只能以大连北方的营口作为起迄港口。
「营口」坐落于辽宁省的辽河边上，原名「牛庄」，原本是个不大的港口。至一九四八年时，已是个十分忙碌的城市和港口了
当时国民政府的招商局，虽有二十多艘轮船，却难以支持撤退工作，原因是战事系在东北地区进行，而撤退又多在仓促中决定，但招商局的总部设在上海，船舶亦多泊于上海地区，若由上海派船去东北，缓不济急，不如就近征船为宜，因此这个撤退的任务又找上了长记公司。
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四日，交通部下令无偿征用长记公司的轮船，要求「迎春」、「得春」、「利春」、「元春」及「亨春」等轮于十月二十九日前必须驶抵「营口」，泊锚等候命令，以便载运即将自东北地区撤退之军队残部及军公人员。
十月三十日，迎春、得春两轮各挤上了四百余人，比起一九四五年复航时载运的人数还多。由于是紧急撤退，能载多少人算多少，船上几乎一半以上的人都是站着，甚至连头等舱的卧铺每一间都挤进了七、八人，值此紧迫关头，有船可搭已是万幸。
此时郊区传来隆隆炮声，迎春、得春立即启航，至青岛下了部份人员后，继续开往上海后又返回青岛。
元春轮于三十一日又紧急载上了大约七百人，大部份都是部队的伤员，少数是公务人员。该轮行经辽河口时，岸上有小型炮火不断射击，泊在海上的数艘国军军舰立刻予以还击压制。元春轮幸未遭炮火击中，船驶至青岛后，旅客全数登岸，伤员立即由军车转送至医院。
参与营口撤退的船只，除了长记的轮船外，还有极东公司的一艘船以及海军之LST(中海号坦克登陆舰)十余艘，国军部队在营口的炮火连天声中撤出后，东北地区全面易手。
随着国军节节败退，一九四九年一月，刚过完元旦没几天，得春轮和利春轮又奉令去辽宁省「葫芦岛」撤出「辽海商船学校」的师生和当地的公务人员，也像难民船似的挤满了人。迎春轮则奉令去河北省「秦皇岛」负责撤退工作，该地守军部队仍然由LST载运，由于此地并非战略要塞，因此撤退颇为顺利。
数日后，得春、迎春、元春、利春四轮又接获新的命令，支持「天津撤退」。此时天津直东公司的北极轮和肇兴公司的一艘小船，也加入了撤退任务，每艘船上都挤满了乌鸦鸦的人群。时值冬天，船长唯恐寒流来袭、天津河可能会突然结冰，船若被冻住，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命令所有轮船都先驶进『太古洋行』的码头，再进入于家堡，待确定回航至青岛所经航线不会遇到河面结冰后，才敢开航返抵青岛。
接着，亨春轮又接到命令，至天津大沽口的北塘停泊，负责撤出防守大沽口的部队和天津市区的国军部队以及辎重。
撤退时，司令官命令船长先将军用吉普车、迫击炮等辎重吊进货舱，载至吃水线才停载。船长一看不得了，怎么能载这么多重物？于是经再三请求司令官后，才将部分车辆卸下码头。
不料，又开来了二千人的部队，二话不说立即登船。倘若仅仅载运这些人员，这个数目就已经是超载了，何况每个人身上还带着枪械，这使得船又超出吃水线甚多。
没想到正要开船时，码头又出现八百余人的部队要求登船。司令官断然拒绝，岸上的指挥官立刻破口大骂：「你们这些没良心的家伙！既然你们如此无情无义，那就别怪我们狠心！」由于他们是负责断后的部队，怎么可以丢下他们不管?
这时岸上部队立刻架起了迫击炮，声称如果不顾他们的死活，径行开船，他们就开炮射击，大家同归于尽。
当时天津市区已经全部弃守，若再不速速离去，可能就走不成了。司令官考虑了一阵子，先命令船上官兵将武器全数丢入河中，只在船艏、船尾各留了一挺重机关枪，岸上部队也只准人员登船，武器弹药一概丢入河中。即便如此，一艘4800吨的亨春轮硬是载了3000人，这个载重也已超出极其危险程度。所幸海上风平浪静，两天后平安进入青岛大港。
撤退时混乱的情况是我的一位在亨春轮船上担任船员的表兄刘克纪事后叙述给我听的，其危险紧张情况，若非身历其境，根本无法体会船上船员们是如何提心吊胆，每个都被吓出一身冷汗的滋味。可惜当时没有照相机拍照留底。
青岛大撤退
青岛向来为山东地区国军进出要塞及战略物资补给通道，当苏联势力进入东北后，美国也以青岛作为基地，迅速进驻了海军陆战队和第七舰队，以制衡苏联，藉以提升青岛的战略地位。一九四八年底，国军主动撤守烟台后，青岛实际上已成为一座孤岛。
一九四五年青岛总人口数约六十余万，到一九四八年陡然增至一百余万，这些人要吃、要喝、要住，给青岛加上了一个大包袱，也成为社会不安定的因素，成为孤岛后的青岛更出现了严重粮荒，加上此时金圆券贬值速度之快难以想象，一九四七年底，大约二千元即可维持一家四口一个月的生活费，到了一九四九年四月时，市面商家已不收金圆券，仅剩邮局还收，此时到邮局寄一封信，得贴上五百万元的邮票，物价较之前增长几十倍，为全国之冠，更加使得人心惶惶不安。
(附图：五百万元邮票)
由于青岛情势相当危急，一九四九年五月三日又发生了青岛、即墨围攻之战，国军虽有相当数量的守军，但青岛市发电厂需用燃煤因胶济铁路的中断，燃煤无以为继，一但存煤用尽，发电机将停止运转，则不只是无电可供照明而已，甚至须靠电力抽水的自来水亦将停摆，全市将陷于无电亦无水可用之困境，情势将愈发险峻。
此时山东省政府及青岛市政府异常着急，虽知以青岛市之情况迟早必将撤守，然而迄今未接获撤退命令，且军方对青岛何时撤退一事又极度保密，而美军此时仍希望国军继续驻守青岛，因此不知尚需留守至何时，但倘若一但停电、停水，势必将引发不可收拾之暴乱。
山东省政府和青岛市政府为了替青岛电厂解决无煤可用的窘境，双方便共同委托了长记公司以亨春轮协助载运他们向《中国纺织建设公司青岛分公司》征调来的布疋九二一二疋和《齐鲁公司》的橡胶轮胎三百个，准备来台出售，并将出售所得购买燃煤运回青岛，以供电厂发电之用。同时搭乘此船一同来台的还有大约二千名部队(军长为赵麟)。父亲深知此事攸关重大，亲自押船来台处理出售布匹和轮胎换煤一事，我和大弟也一同搭船来到宝岛游览。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日上午十一时，亨春轮自青岛启航，五月二十四日下午四时进入基隆港，当时基隆港内到处都还是抗战时期遭盟军炸毁，但尚未打捞出水的沉船，仅仅露出船头、烟囱或是船尾，景像是一片凄惨。亨春轮停靠在基隆港十八号码头，我们随即登岸。当晚父亲带我们入住台北市博爱路的「永大旅社」。
隔天一早，船上的布匹与轮胎开始卸货，花了大约一天时间。不料刚卸完货，父亲又接获通知，青岛市已奉令在六月一日全面撤退，并下令亨春轮即刻回航。
五月三十日亨春轮返抵青岛，除亨春轮外，长记还有另外四艘轮船(得春、迎春、元春、利春)泊在青岛港内，也遭青岛十一绥靖区司令刘安祺将军全数征用，奉令载运青岛市的公务人员与眷属来台，长记的职员和眷属也可随船来台。
这个消息，让父亲十分错愕也措手不及，但因仍须协助山东省府处理布匹出售相关事宜，因此我们并未随船返回青岛。
一九四九年六月一日，长记的五艘轮船(得春、迎春、元春、亨春、利春)全部自青岛启程，航向了台湾。
除了一艘已经报废了的承春轮外，留在大陆的，还有青岛及日照的多处房产土地，以及父亲于战后购入的一辆美国黑色克赖斯勒(CHRYSLER)轿车和祖父的两艘五桅大风帆「福增茂」、「福祥茂」。
此去经年，直至一九七六年父亲去世，再也未曾返回青岛。
母亲曾回忆起撤退时的匆忙：五月三十日上午，接到沈鸿烈前秘书长徐冠羣的电话，立即收拾一些重要细软，父亲的汽车也随即来家中载了两趟；第一趟先让母亲带着大妹和两个箱子登上亨春轮船长室，第二趟大妈自己带了两个装着十几万美元与数百两金条的箱子，也登上了亨春轮。
台南昆山大学董事长李士崇和他当时任职于山东省政府的哥哥，也在匆忙中搭上了长记的「利春轮」来台，他在《来台六十年感怀》一文中描述了青岛撤退时的情况:
「....船在匆忙中起锚出港，码头上仍有许多人未及登船，亦有人乘小船追赶而落海的。撤退时的惨状，恐怕不祇有青岛一地而已，第二天依稀听到枪炮声。船的吨位小，颠簸的厉害，舱位少，人多拥挤，生活环境甚不理想，但少有人抱怨，大家都体认到有此逃命机会已是万幸了.......!」
鲁籍乡亲前辈李梦九先生也曾在他的一本着作中描述了他离开青岛时内心的不舍:
「当我站在那艘船的甲板上，依依难舍，大陆国土、故乡的亲族友人.......，留在青岛的诸多亲人，一直再二再三的遥望，直到再也望不到青岛市，才转身入舱，连坐的力气都没有了……。」
2000年由前台湾国防部长、台大校长孙震，中央研究院于宗先院士，台大国企研究所陈希沼教授等鲁籍社会贤达出版的《山东人在台湾》系列丛书《工商篇》中，也曾记载了这段艰辛的过程:1949年6月，追随刘寿公撤退来台的15万山东军民很多人是乘贺公的5艘轮船来台的。………此后举凡福州、定海、广州、嵊泗列岛、榆林港之撤退，长记公司之船舶均躬逢其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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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故事，我喜欢，最近看到贺仁蓭名字，在抗日的一本书上
看来一晚上，明白了为何，，，，，
还原历史真相!
历史哪有真相？历史有胜利者书写。
向爱国商人致意崇高的敬意
世易时移，记得老一辈人说过一句话，当时日照有句口头语：到了日照县，见官不见官先见贺仁菴
大韩家村的王献唐
这篇文章写的就是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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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篇发文貌似用的都是简体字。
能耐天磨真鐵漢，不遭人忌是庸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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