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钉子桥”在本地论坛热议，《钱江晚报》报道后，全国知名；
3月26日，一则微信《万众接力，拯救四百年历史的古桥--绍兴太平桥》在朋友圈热转，热心的绍兴市民都希望留住这座桥；
3月31日，姚副市长带领部门领导、专家学者等现场调研，研究这座古桥的保护方案；
经4个月的忐忑期待，7月21日得到消息：市领导的意见是原址保护。我非常欣喜，喜洋洋地把这个好消息在朋友圈分享，朋友们都很振奋。
8月26日，接到电话，说古桥要完蛋了，快去看看！
这个愤怒和失望无法用语言表述
8月28日下午，得到消息是：事故原因是设计搞错了，应该是2米以外开挖，结果图纸上少了个零，桥边20cm开挖，深度2.5米。
我想请问的是：
1、这家设计单位是谁？能不能公开一下？
2、设计师是谁？追责程序何时启动？从市领导到热心市民到论坛网友、手机微友、纸媒读者以及各位专家学者，大家花了多少精力，这座桥的保护眼看要成功了，你就在图纸上少写一个零，大家的努力也差点归零？！如果这位设计师最后啥事没有，那还有没有天理？
3、施工单位是谁？有没有常识？你家墙壁20cm处深挖2.5米，你家墙壁会不会倒？你怎么敢就这么挖下去了？
请大家评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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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图也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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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绍兴市市长、市委书记关注古桥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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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劳民伤财的事要少弄弄了，历史应该向前看，而不是去重新建个新桥，就以为是在对国家有益了，没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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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白痴，是否是故意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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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事就是呆子也晓得要问一问再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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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要从严处罚：限期施工单位无条件原地复原，设计师停职半年，各有关人员也应受到相应的处理，以禁戒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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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涅槃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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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不光要关注古桥，还反映了市级工程总体质量，连个基本知识都没有的施工设
计人员是怎样进入施工队伍接揽市级工程的
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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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问：开发方是哪家单位？给今后绍兴桥史留下痕迹，比如建桥于何年，由谁拆于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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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阔河道上，只剩下一座孤零零的石拱桥，被网友称做“钉子桥”。
太平桥的老照片。
近日，绍兴当地论坛上，一组名为《浙江绍兴一清代古桥变“钉子桥”》的照片爆红，内容是镜湖新区的一座石桥，孤零零地伫立在河道中，背景是栉次鳞比的高楼大厦。看上去，的确是一座“钉子桥”。
拍摄者在图片介绍中写道：附近村庄拆迁后留下这座桥，因为文保部门的介入，施工单位只能停工，等待这座石桥最后的处理结果。
这座桥怎么会变成网友口中的“钉子桥”呢？这座桥又将何去何从？施工单位真的因为这座桥停工了吗？昨天，带着这些疑问，钱江晚报记者采访了绍兴相关部门。
住附近的年轻人
几乎都不知道石桥的来历
昨天，钱江晚报记者前往石桥所在地采访。在绍兴市文化中心附近，解放北路以东的河道上，远远地就可以看到一座小桥，孤零零地伫立在水面上。周边已经没有居民，原来连接桥的道路也无迹可寻。桥东面的路已被抓空，现在成了一汪河水，无法靠近。
记者绕了半天路，好不容易来文化中心后面的全心村。可是，在村里找了一圈，却一直搜寻不到通往桥的路。记者便问一位姓李的村民，太平桥在哪里？如网友所述，太平桥是这座桥的名字。
该村民告诉记者，这座桥不在全心村，而是在旁边的安心村，并且称这座桥已经有很多年了，对50岁以上的村民来说，这座桥承载着很多记忆。
记者从绍兴图书馆中，找到了太平桥的老照片，老照片中，太平桥横跨在一条小河上，两岸住满了人家。
据附近村民回忆，安心村原本人口稠密，太平桥就在原梅山乡中心小学的边上，村民和学生经常从桥上来来往往。
当记者准备开车走小路去安心村时，却被一辆大工程车堵住了去路。随即，记者又询问了附近的一名较年轻的村民，太平桥怎么走？
“太平桥，我不知道诶，没听过。”这位年轻的女子连连摆手说道。
在采访中发现，只要是不超过30岁的年轻人，几乎都不知道这座桥的存在。
宽阔的河道中
石拱桥孤零零地伫立着
因为搬迁，村里老人并不多。一路曲折后，记者最终还是没有找到靠近这座桥的路。只能站在绍兴市文化中心最南边的草坪上，远远地看了一下。
该桥四周被河水围住，除了西侧连接桥的路，还剩下窄窄的一条“细线”，其他三面都被河水围住，杂草、垃圾等物飘满四周。现在，只有桥面的石质台阶清晰可见，石头之间的缝隙有人用混凝土加固过。桥面石头的缝隙中，已经长出了两米多高的杂树，光秃秃的树干下方有绿色的青苔和杂草；桥的西侧保存相对完好，只是下桥以后只剩一堆泥土，再往下就是河道。
可想而知，这座桥已经被荒废有一些时日了。
虽然饱经风雨，但这座单拱石桥的主体结构保存还是比较完好的，各类条石整齐有序地排列着，石拱也是漂亮的半圆形，在南侧的弧顶处，“太平桥”3个字依稀可见。
在《绍兴古桥》一书中，记者找到了有关这座桥的记载：这是一座常见的单孔石拱桥，东西跨向，桥的规模并不大，桥面长1.6米，桥面宽2.25米，桥东有9级石阶，长3米，桥西有9级石阶，长2.65米，桥上没有桥栏。桥高2.35米，拱高1.95米，桥跨径3.45米。
在河道疏浚之前
施工单位就被告知“桥要留着”
在网络流传的照片中，拍摄者写道：“（附近）村庄整体拆迁，只剩下这座无法带走的石拱桥还不知何去何从，文保单位已经明确表示要保护好这座古桥，因此施工单位只能暂时停工等候处理意见出台。”
这座桥所在的工地，全称为“新三江闸排涝配套河道南片疏浚工程”，施工单位是浙江凌云水利水电建筑有限公司，记者根据公司信息找到了项目负责人陈永祥。
陈永祥告诉记者：“我们去年10月刚进驻的时候，业主单位就明确告诉我们，这座古桥是要保留的，所以我们就把桥附近围了起来，先做周边的工程，桥附近的河道就先不清理。”
他还说，通往太平桥的路是施工人员有意保留下来的，就是为了以后给这座桥“搬家”的时候用，“搬迁古桥很不容易，不但要录像，还要给每个部件刷上编号，还要防止破坏。这个我们是不会弄的，就特意留了一条路，方便别人（文保人员）上去做这些事。”
陈永祥说，他所在的公司对这座桥十分重视，负责人还提醒过，对这座桥“不要乱动”。
“据我所知，桥搬迁的事情已经开始启动了。”陈永祥说。
文保部门：
拟将桥搬到不远处的湿地公园
据不完全统计，现今绍兴全市尚存建于清代以前的各种桥梁有600余座，其中20座桥梁被列入绍兴市文物保护点。早在2003年10月，太平桥被公布为绍兴市文物保护点。
有网友在帖子中提到，既然太平桥是文物保护点，就应该原地保护。
绍兴市文物保护局文物处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座太平桥根据建筑风貌判断，建筑年代应该在清代中期，距今大约300年左右。原本，这座桥所在的地方是灵芝镇安心村，桥下就是村里的河道，后来安心村整体拆迁，这座桥留了下来，再后来，随着河道的拓宽，原来的河岸也成为了如今的河道，这座石桥就被”困“在了水中央。如果让桥留在原处的话，因为环境不允许，并不利于桥的保护。
目前，文保部门制定的方案是“迁址保护”。
“因为这是一个市级文保点，对地方上来说，（如果要搬迁）算是一个重大项目。”据悉，太平桥将被搬迁到离原址约1.6公里的绍兴镜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内。“就目前来说，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这已经是最妥当的方案了。”
“将来，在湿地公园内，这座桥还能继续供大家观赏，也能继续体现它的文物价值。”该工作人员表示。
延伸报道
为一座石桥搬家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从目前来看，太平桥搬迁已经迫在眉睫。
根据河道拓浚工程的相关要求，工期要在120个日历天完成，如今所剩不多；拓宽河道最小宽度按35米控制，远非古老的太平桥所能承受。
绍兴市文物保护局文物处的工作人员说，对一座有文物价值的石桥进行搬迁，是个系统工程，需要在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下进行，“目前，方案还在反复制订修改。等方案制定通过，整个搬迁工程需要一个月左右时间。”
据记者了解，古桥重建是一项复杂的工程，事先要对古桥进行测绘，对石桥的建筑工艺和科技进行研究，选择搬迁的河面时要考虑到河岸宽度，水文地质条件，驳岸、交通等各种因素，拆除和重建时往往是以人力和传统工具为主，并需给每块桥石编号，用传统手法复原，最终的要求是“不改变文物原状”，保证古桥的完整性、安全性和美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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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上绍兴电视台新闻频道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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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者要么是三脚猫，要么是傻逼，审稿者是傻逼他爹，施工者是傻逼儿子！因此太平桥遭如此不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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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的设计者、审计者、施工者，怪不得有这么多楼歪歪、桥塌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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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馆长发表在《中国鉴湖Ⅱ》的一篇文章，深入浅出地阐述了太平桥原址保护的重要意义，发表出来和各位网友共享：
保留太平桥传承历史文脉
屠剑虹.
绍兴市新三江闸排涝配套河道南片拓竣工程——九流渡工程在建设过程中，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情，那就是一座至少已有300多年历史，被列为绍兴市文物保护点的古桥的去留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这座桥名为太平桥，建于清代早期，原位于灵芝镇安心村，系一座东西跨向单孔马蹄形石拱桥，这种桥型目前为国内所少见，具有很高的历史研究价值。桥所跨的河道原来只是流经村中的一条小河，河道宽约5米左右。去年在河道拓竣工程中，将原有的小河拓宽为40米左右的河道，对河床也作了疏浚、深挖，而令人称奇的是，这座经过三百多年沧桑历史的古桥虽失去了两岸桥柱的依靠，又经过了深挖河床的考验，却仍屹立在河床中间不倒，保持着完好的结构，使我们不得不钦佩绍兴古桥技术之先进，古代先贤造桥质量之高超。
目前，绍兴市政协科技界别和政协文史委的部分委员以及鉴湖研究会、绍兴古桥研究会的一些专家，对该工程实地进行了踏勘、调研，认为对太平桥应尽最大可能予以保护、保留。主要理由是：
一、留住历史根脉，保护文化遗产。
对于文物的保护，习近平总书记曾语重心长地作出告诫：“文物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同样，对于这座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点的古桥，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把它保护好。绍兴众多保存完好的古桥，曾为我们赢得了“桥乡”的称誉。但在城市建设中，我们曾经留下过遗憾，有许多古桥被拆毁，目前，全市保存的古桥已不到新中国建立时期的五分之一。文物史迹的最大特点是不能再造，毁掉一个就少一个，绍兴古桥也是如此。如果再不对古桥进行着力保护，“桥乡”就会成为历史，因此，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保护古桥就是留住历史根脉，保护文化遗产。太平桥如能得到有效保护，必将进一步体现城市建设的决策者、建设者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智慧和责任，必将大大提高绍兴桥乡和历史文化名城的知名度，进一步提升镜湖新区的整体价值和现代水城魅力。
二、让太平桥成为现代科技与传统文化相得益彰的典范工程。
开发建设和保护文物都很重要，关键问题是我们如何找到一个两者结合的最佳点。新三江闸排涝配套河道南片拓竣工程的实施，其主要作用是增强河网的防洪排涝能力，改善水环境。目前，太平桥所处的河道宽度达40米左右，在河道中间的太平桥，其跨径为3.5米，如果在太平桥两端分别接建二至四孔不等的梁桥，或一边接拱桥，一边接梁桥，既能保住太平桥，又不影响河道的排涝、通航。而且这样一种拱梁组合的桥梁，既体现了水乡绍兴传统桥梁的特色，起到美观、实用的效果，又合理利用了文物资源，可谓一举两得，无疑是找到一条保护与建设最佳结合点的途径。同时也能成为现代科技与传统文化相得益彰的一项典范工程。加之太平桥旁边就是新建的科技馆、文化馆，更能使这项杰作出神入化，寓意深远，也必将成为绍兴独特的景观，成为九流渡上一道亮眼的风景线。
三、原地保护比迁址保护有利。
对于太平桥究竟是原地保护还是迁址保护，可谓众说纷纭。但有关部门应该以对文物保护负责的态度进行一次认真论证，在现代科技条件下究竟能不能把这座古桥留下来。前几年斗门洋江大桥在杭甬运河建设中，也面临着古桥的去留问题，最后选择迁址于镜湖湿地公园。但实际上，由于在对古桥拆迁前并未制定详细、科学的保护方案，没有给这座古桥选择合适的环境，故最终使这座古桥“肢离破碎”、面目全非，名曰“迁址保护”，其实是拆毁了一座古桥。对于太平桥而言，名义上的迁址保护同样也面临着风险，相关部门不要很任性地直接决定把古桥迁走，应理性地分析迁走古桥的成本。太平桥是一位历经三百多年历史沧桑，至今仍很健朗的高龄“老人”，把太平桥保留在九流渡上，既能让那些曾经在这里生活过的人们心中生出温暖、亲近之情，同时，也能让后人了解这条河流和这里的村庄曾经发生的历史变迁，能给水利建设工程人员和后世学者研究提供最好的实证。我们呼吁让这位古桥“老者”继续见证未来的历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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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以损坏文物古迹处罚，禁禁下来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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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者是傻b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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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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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支持楼主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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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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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司司长，看了本贴后，发来这篇文章，我学习后收获很多，这里发布一下，供各位网友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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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文物保护单位”的本质
孟宪民
摘 要公布文物保护单位名单，是国家保护文化遗产的制度创新，是郑振铎等前辈对中国也对世界做出重大贡献。本文通过文献梳理、结合工作体会，探讨文物保护单位的本质。及存在问题，的解决，
1引言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自中央文件提出，已成热议话题。但人们在引经据典时，往往忽略了我国很早就确立的文物保护单位制度，或可称之为体制，应也是重要基础。
以我对文物保护单位的理解，偶遇地方领导人，总是呼吁多加公布，甚至将调查到的文物点全部覆盖，也学前辈们说，这不过是发“身份证”、“护身符”，无需增加几多经费，而且进一步发挥，认为公布文物保护单位的本质，就是向下收处置权，不是公布了就不能动不能使用，不能适当改变，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北大“红楼”即是例证，也不是公布了就不能撤销、拆除，关键都是要经过一级政府的批准。
对这种呼吁，多无反响，只有一位县委书记坦明心迹，说怎么敢公布那么多来保护，拆迁就更拆不动了，建设还怎么搞！或许很多领导根本不想去了解文物保护单位是什么！
现实竟如此严酷，确有必要去追溯本源，探讨“文物保护单位”最基本的性质了。
郑振铎先生应该就是第一个提出“文物保护单位”概念的人。他1949年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1950年起兼任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所长，后兼任文学所所长，为学部常委，1954年起为文化部副部长，1958年飞机失事牺牲。夏鼐“纪念郑振铎先生逝世一周年”文曾引述他对“行政”看法：“生平不惯做行政事，但今日为了人民，为了国家民族，也不能不努力地做些事。且既做了，则必须做好”；还高度评价他“领导全国保护祖国文物的工作”，“全力从事，辛勤策划，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全力行政，正是他与那些同样是大学者、大作家兼官员但鼓噪发掘帝陵者的最大不同。郑振铎以我国“五四”以来第一流学者、作家、编辑家、翻译家和教授之身，所做奉献及精彩学说，尤在文博考古领域，在今天仍值得学习。
本文将从郑振铎的有关文献出发开始探讨。
2“文物保护单位”的正式提出
一般认为，最初提出“文物保护单位”是1956年4月2日《国务院关于在农业生产建设中保护文物的通知》，并不确切。该通知“原貌”为：“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对历史和革命文物史迹进行普遍调查工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局应该首先就已知的重要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地区和重要革命遗迹、纪念建筑物、古建筑、碑碣等，在本通知到达后两个月内提出保护单位名单，报省（市）人民委员会批准先行公布，并且通知县、乡，做出标志，加以保护。”这与“文物保护单位”是略有不同的，很可能当时还没有最后确定以“文物”一词指代“文物史迹”及其他丰富、复杂的保护对象。
“文物保护单位”的正式提出，见于1961年3月4日国务院同一天发出的3个文件。其中“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是文物保护法的前身，规定了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核定公布程序，虽有“根据它们的价值大小”、“适当选择”提法，但也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一切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文物，都由国家保护，不得破坏”。
该条例出台，可以说最终完成了从民国时期“古物”到新中国的法律用语“文物”的过渡。
对“古物”，民国时期不少大学者有专门研讨。1943年时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的李济曾发表论文“古物”[1]。先论古物保存法“所称古物，指与考古学、历史学、古生物学及其他文化有关之一切古物而言。”而后提及罗香林13类94门说、蒋复璁15类96门说，又详细列出古物保管委员会以概括方法提出的12类。其中不乏精彩，如将历史时期的建筑与遗址列在一类而不分开，即：建筑 包括城郭、关塞……堤闸及一切遗址等。
对“文物”，“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和后来文物保护法都未明确其指代意义，采用是列出保护对象的办法，实践中仍容易与文物一词的一般理解相混淆（现代汉语词典“文物”为：历代遗留下来的在文化发展史上有价值的东西，如建筑、碑刻、工具、武器、生活器皿和各种艺术品等）。发明“文物保护单位”的新词组，可能与存在这个问题有关，但确是重大创新，是对文物这一法律用语的进一步诠释。从此，文物一词也包括了文物保护单位。
郑振铎1956年12月24日对记者所说，“公布‘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和管理工作，是一项带有根本性的工作”。这很可能便是“文物保护单位”首次见诸文献[2]。
3“坚决保护”的“地区”“名单”：重要性与区域性
郑振铎对文物工作的系统思考，应该说很早就开始了。他1928年在欧洲就著作了《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并于以“古迹的发现与其影响”为题的自序[3]中，提倡“有系统的、有意义的、有方法的发掘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即编著《中国历史参考图谱》。1947年发表“保存古物刍议”。1950年10月发表“一年来的文物工作”提到，调查是“了解”的第一阶段，已“派了好几个调查队”去调查“文物古迹”和“古代建筑物”。[4]
“名单”、“地区”这样用语，是在“文物保护单位”之前就有的，首次见于1953年郑振铎所写“基本建设与古文物保护工作”[5]：
在简介“古代文物的范围和性质”“可以分为：可移动，和不可移动的两大类”之后，他讲解了“保护、保存与科学的发掘”，提出“我们必须坚决保护、保存，必须坚决防止破坏，防止任何轻率、粗暴的处理态度。我们坚决反对乱拆、乱改、乱挖的现象，坚决与一切‘违法乱纪’的现象作斗争”。而后说，在这里不能列举许多重要的、应该特别注意的地区的“名单”，“但万分重要的地区”可谈一谈。“先讲有极丰富的埋藏的古墓葬和古文化遗址地区。凡是今天人口密聚的城市，往往是古代都邑所在，最容易发现古遗址和古墓葬”。再谈地面上的，“这些地区的范围更广大了，开出名单来”要多出好几倍，差不多每个地方都有它的名胜古迹，所谓“十景”、“八景”，几乎到处都有。“最应该注意的地区，首先是北京，那是古代建筑物最多，而且最完整，自成体系的一个地方，必须仔仔细细地研究出一个具体的保护、保存的计划出来”。
该文的下一段“结合基本建设工程的考古发掘工作”，其中提到“譬如郑州，过去是不在坚决保护的名单上的”，可见当时确已有一个“名单”，不止是梁思成等先生们提出的古建筑目录，而是包括“重要地区”的名单。
1961年“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的通知”，文件标题与内容相符合，均有“名单”二字，后来公布的几批，内容仍有，标题却将“名单”省略，其实本质，仍为“名单”，仅为“名单”。现在热门的“申遗”，不就是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么！坚持一个文法上的错误，如此之久，令人奇怪，也许是出于严格挑选的片面考虑（第二批竟仅62处），不懂得“坚决保护”也包括继续“了解”，只有“开出名单”才能保障下一“阶段”的了解，才能做到“坚决保护”。
对“地区”的认识，郑振铎确实比较超前。197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才提出《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并定义：“历史和建筑（包括本地的）地区，系指包含考古和古生物遗址的任何建筑群、结构和空旷地，它们构成城乡环境中的人类居住地，从考古、建筑、史前史、历史、艺术和社会文化的角度看，其凝聚力和价值已得到认可。”对这一著名的“内罗毕建议”，我国考古界的关注度显然不足，更乐意于没有人群干扰的工作；建筑与规划界虽倍加推崇，但却有意无意地忽视其对“考古”的强调。
4 “单位”及其包含项目：整体性与可组合性
郑振铎等一代智者，应是经过几年斟酌，选择了“单位”一词，来包容大至地区、小到“溪州铜柱”这样的个体。
1957年郑振铎向全国人大作报告时提到：“每一个保护单位，都包含有几个或几十个或几百个乃至上万个项目。像曲阜孔庙这一个‘保护单位’项下，就至少包含着二三百个的历代碑碣、汉画像石、汉石人、明清建筑群；还有数以万计的明清档案和衣服及其他日用品等等。”[6]在曲阜，今天我们仍可看到的保护标志牌上赫然写着：“孔庙及孔府”。
根据这个解释，文物保护单位包含的项目，可以很多，且不限类别、时代，甚至不限保存的处所。后来公布世界遗产名录，殷墟甲骨、敦煌文书、孔府档案等，不论现在何处，都成为了该遗产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单位”一词，因后来流行“机关单位”、“企事业单位”等称谓造成了一些误解。其实那只是这个词的第二层意思。第一层意思为：“计量事物的标准量的名称。如米为计量长度的单位”。再看看《现代汉语词典》对“单位制”的解释，或更明白：“有关基本单位、导出单位等一系列量度单位构成的体制。”我们的前辈，可能寻求的正是一种计量、组合文物的体制。我们现在还不明了其中细节，但可以肯定，这对今天的国际遗产保护领域，也称得上是伟大的发明和创举。
这样看来，文物保护法2002年修订时，将“文物保护单位”一章的标题改为“不可移动文物”，就不够妥帖了。1982年初，国务院决定保护历史文化名城，提出对老城区、古城遗址等，更要采取有效措施，严加保护。当年末《文物保护法》公布，名城保护写入“文物保护单位”一章。这可以说是符合文物保护单位实质的发展。文物保护单位这个体系性的制度，连历史文化名城都包容了，难道其他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自然环境以及古村落等不可以么？当然可以！
5大型文物保护单位与大遗址的提法
继郑振铎任文物局局长的王冶秋，继续着制度建设。他1958年的五年规划要点提到：“全国性的大型文物保护单位如瑞金、延安等革命遗址；敦煌、龙门、云冈、佛光寺、赵州桥等古代著名建筑物；安阳殷墟、西安丰镐遗址等重要物质文化遗存约一千处做到有计划地保护、维修、整理、研究，按照长期规划分年实施；有的经过有计划的发掘，取得资料以后，只保留必要的点。”[7]郑振铎强调的坚决保护的地区，由王冶秋过渡为大型文物保护单位，虽不尽然，如无“最应该注意的地区，首先是北京”。
王冶秋是发表“大遗址”一词的第一人，在1958年，仅两次。以后发表被“大型古遗址”所取代。他采用“大遗址”说法，主要是强调“重要文化遗址应该是配合基建与主动发掘相结合的方针”，“争取走到工程前面，把基建地区重点文化遗址、墓葬加以事先的清理”；可能也与批评文物保护单位“公布工作保守”有关：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历史文化的大国，又处于几亿人民动土和生产、建设大跃进的今天我们配合国家经济建设，提出“重点保护、重点发掘”的文物保护方针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由于文化部文物局领导上的官僚主义，缺乏远见，以旧眼光看新事物；缺乏具体部署，“文物保护单位”的普查公布工作保守，不敢放手进行，以致应该保护的“文物单位”也未及早公布，列为国家保护的历史文化遗产。因此，基本建设单位往往由于不知道哪些是应保护的，就在重要文化遗址上设计建厂，甚至建成后才发掘，只好停止生产、搬家。……一面使国家基本建设受到损失，一面使文化遗址遭到破坏，这种损失往往不是金钱所能计算出的。[8]
他点到发生损失的丰镐、赵王城、鲁故城、大明宫遗址，在1961年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王冶秋的批评是中肯的，但并未解决这一“全国性”问题。郑振铎坚决保护“人口密聚的”“古代都邑所在”的地区和城市的理想，至今未能实现。很多都邑遗址仍不是任何一级的保护单位，地方性的城邑大部分仍未纳入文物普查的视野。
若干年后的“大遗址保护”，应该是来解决这个遗留问题的。1994年国务院组织调研河南、陕西文物问题，一份副秘书长签署的上报材料提出：大遗址保护形势十分严峻，如不加强保护会铸成历史性的罪过，建议起草专门文件，开展大遗址保护的专项工程。2005年作为一个国家部门层级的专项名称又出现的“大遗址”，已非大型古文化遗址或古遗址的缩略语。一位财政部官员曾说，大遗址专项的确立是当届政府工作的最大亮点，投入不限已定古遗址类保护单位。首批9项，就有河北地道战革命遗址和新发现的陕西周公庙遗址。
区划是规划的基础，国家遗产保护区划则是国家发展规划的基础。大遗址从一定地理单元出发，考虑了多种遗存的层叠和群体分布，及古今变化发展。或者，采用大遗址地区、片区及线路的提法，更能反映其本质，更易理解，也更易与遗产区划相联系。从地区、片区和线路的角度考察，会使看似普通的遗址的价值得到提升及重视，增进人们对经济盛衰、政治兴替、生态演变的了解，指导复兴发展、人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才可能与国土、区域、生态、城市等规划形成对话，相互协调，破解难题，在区域与城市的发展中发挥作用。这些是从单一的大型遗址的概念出发难以达到的。
6公布“文物保护单位”多少为宜
公布文物保护单位的目的，1958年王冶秋总结8年工作说得最直白：“进行计划管理，企图转被动为主动”[9]。
郑振铎1956年说出“公布‘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和管理工作，是一项带有根本性的工作”之后，紧接着还有一句名言：“名单以外的也希望进一步调查研究予以补充，把所有应该保护的文物都列入国家保护之列”[10]。
很早的“两重两利”方针，原文见国务院1961年指示：各级人民委员会“凡是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文物，都应当妥善保护，不使遭受破坏和损失。文化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还应当本着重点保护、重点发掘，既对基本建设有利，又对文物保护有利的方针”，进一步加强领导。由此可知，该方针全无只选少量重点公布文物保护单位的意思。郑振铎对该方针曾有注解：“需要和力量之间，相距得很远”。“文化部订出一个重点保护、重点发掘的方针来，这是必要的，这是把干部的力量使用在最必需的地方”。[11]
关于公布文物保护单位多少为宜的问题，可能仅见郑振铎之子郑尔康的回忆，竟是郑与毛泽东的讨论——“在距他牺牲之前不久的日子里，郑振铎还曾专门就在基本建设中如何保护古迹名胜与保护北京的城墙等问题，向毛泽东主席作了详细的陈述。毛主席听后，当即笑着对他伸出了一个手指头，表示可以让他在全国列出一千个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问他是否满意？他当时并未点头，这表示了他觉得‘一千个’太少了的意思。而当毛主席表示，支持他尽可能不拆北京城墙的意见，并表示，要以中央人民政府的名义，将此精神下达给北京市时，他欣然地点了头。[12]
“一千个”只是指前面提到的大型的，非空穴来风，但绝非郑振铎的理想。当时全国除西藏外已公布保护单位6726个（他在人大会议发言精确至个位，说明对此数字的重视）[13]；他还调研不少外国情况，如保加利亚，“登记的文物单位有6800个。均属于考古、建筑、历史、人文学、艺术等范围。且也将自然风景包含在内。尚有一万多个古坟（托拉基）及居住区土丘未计在内。”[14]又如印度，他曾两次访问，了解其指定并由中央考古局派专家直接管理几千处古迹遗址的情况。我二十年前访印时也曾问过，五千多处国家级古迹遗址是几批公布的？陪同专家回答是独立后国会一次通过，以后有增加，也有撤销。印度中央考古局雇员有二三万人，负责国定古迹遗址保护，邦定古迹遗址，由各邦自行管理。责任明确。
1982年的文物保护法规定：“革命遗址、纪念建筑物、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等文物，应当根据它们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分别确定为不同级别的文物保护单位。”这种表述，似是“全覆盖”的意义。“或者直接指定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则有点上收权力和责任的意思。
7结语
“我希望人人能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来保护地面和地下的文化宝藏，这不仅仅是为了学习遗产推陈出新的需要，还要为后代的子子孙孙保存文化遗产，作为对他们进行爱国爱乡教育的力证”。[15]
当代社会，保护文物，保护人类文化与自然遗产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从来学者中，只有郑振铎先生的这个概括，是最贴切的了。一语道出，遗产是用来学习的，是当代也是后代要学习的。学习遗产包括研究、教育，是人类创新与凝聚力的不竭源泉。而创新力与凝聚力，正是人类维系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力量！
因此，调查公布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与管理，是一项带根本性的政府工作。这个根本性在于关系到国家、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全面、长远的发展，于是只能是自上而下的政府行为，为了子子孙孙的坚决保护的行为。
这就是“文物保护单位”的本质！
注释：
[1] 李济：“古物”，《东南文化》2010年第1期。该文未收入《李济文集》，《李济传》也未提及。历史语言研究所网站介绍为1943年《中央日報》全國美展特約論文。要感谢《东南文化》刊发该文，使人能学习到。我曾参拜原稿，为曾昭燏手写。
[2] [9] [15] 郑振铎：“宝爱民族遗产 保护文化古物”，1956年12月24日就武当山和龙泉县两起严重破坏珍贵的古文物事件，接见《文汇报》记者时发表的谈话，载《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1期。收于《郑振铎文博文集》，332页，文物出版社1998年。
[3] 《郑振铎文博文集》，9页，文物出版社1998年。原载《民铎》1929年11月第10卷第5号。
[4] 《郑振铎文博文集》，87页，文物出版社1998年。原载《文物参考资料》1950年第1卷第10期。
[5] 《郑振铎文博文集》，229页，文物出版社1998年。由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于1954年1月出版单行本。
[6] [13] 郑振铎：“党和政府是如何保护文物的——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郑振铎文博文集》，374页，文物出版社1998年。原载1957年7月22日《人民日报》。
[7] [9] 王冶秋：“文物局‘务虚’小结”，《王冶秋文博文集》，71页，文物出版社1997年。原载《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6期。
[8]王冶秋：“反浪费，反保守，思想大跃进，工作大跃进！”，《王冶秋文博文集》，55页，文物出版社1997年。原载《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3期。
[11] 郑振铎：“考古工作与基本建设工程的关系——在全国基本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郑振铎文博文集》，308页，文物出版社1998年。1956年2月手稿，北京图书馆藏。
[12] 郑尔康：《郑振铎》，337页，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
[14] 郑振铎著、陈福康整理：《郑振铎日记全编》，560页，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
2015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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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古桥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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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很多古桥，并不仅仅是一座桥、一个地名，而是一段记忆、一个坐标，是一个地方、一代人文化的认同物，个人认为应该保留并得到很好保护。在具体操作中，设计单位要科学论证，施工单位要合理施工，监理单位和有关部门应加强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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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桥要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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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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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专家实地考证，这座太平桥建于明代，距今至少已有400多年的历史了。这是一座马蹄形的石拱桥，桥拱券系纵联分节并列砌筑。这种桥型国内少见，即使在被称为“桥乡”的绍兴，这类桥型保存至今的也已屈指可数。而明代所建的马蹄形石拱桥，则仅此一座了。这样一座历史悠久、结构独特、技术先进、外观典雅的古桥，其价值是不可估量的。
在施工前，这座桥保存完好，是很牢固的。现在虽然在施工中受到了损伤，但仍可进行保护，根本没必要拆掉重建。想一想，把文物拆掉重建，到底有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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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迹要保护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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